「間諜」作家巴別爾：並非有意激怒斯大林，而是寫作的本能

巴別爾畫像

傳記片《發現巴別爾》日前在第四十二屆西雅圖電影節上映，大衛·諾瓦克執導，追述了伊薩克·巴別爾的遺蹤。巧的是，中譯五卷本《巴別爾全集》也在內地面世。這位作家1940年1月在大清洗中被槍決，迄今已逾四分之三個世紀，但他留下的不多的小說作品仍有大量讀者，每隔一段時間，或長或短，就會被人談起並小小地火一下。

放下書，先說片子。巴別爾出生在黑海湖畔的敖德薩，是猶太人，如今這裡屬於烏克蘭。敖德薩是東歐猶太人聚居的重鎮，頗富傳奇色彩，出產了很多猶太藝術家，尤其是小提琴家和鋼琴家。在片中，巴別爾的外孫安德烈擔任了主角，他以漫遊的姿態訪問外公生活和旅行過的地方，和知道他的人以及被他的作品觸動過的人們聊天；他還找了一位演員，模仿巴別爾的口吻念自己的作品。

巴別爾與家人

最重量級的出場人物，是安德烈的外婆，也就是巴別爾的太太安托寧娜，出場時年已94歲。她曾經寫過一本回憶錄《在他身邊：巴別爾最後的日子》，她追憶和他在一起的時候的點滴往事，告訴我們，巴別爾，這個戴著圓眼鏡、三十歲就謝了頂、看起來挺文弱的作家，內心是多麼的狂熱難耐。

「他給我制定了一份閱讀書目，為了改掉我隨便讀書的壞習慣。」安托寧娜說。他要她讀的書有好幾百本，而且包羅萬象，不單文學書，其中甚至有一本《昆蟲的本能與道德》。

他深愛安托寧娜，希望她變得更好，但另一個考慮則是希望她更配得上他的身份和地位，因為他已經太有名了，有名到可以在家裡接待像紀德、馬爾羅這樣級別的世界級作家。蘇聯的1920—1930年代，巴別爾是最走紅的作家之一，有文學教父高爾基的寵愛、提攜、庇護。他的兩部短篇故事集《騎兵軍》和《敖德薩故事》一出版就售罄，後來一再加印。1935—1936年間是巴別爾和安托寧娜最美好的時光。他們一起旅行，去了烏克蘭的很多地方，包括家鄉敖德薩；他在別列捷爾金諾作家村獲得了一所別墅，與蘇聯最出色、最有名的文人為鄰。巴別爾當時還同愛森斯坦合作拍電影，大導演是他們夫婦家中的常客。

不過，安托寧娜並不是巴別爾唯一的「遺孀」。他的狂熱、自負，乃至對個人安危的疏忽大意，都反映在他對女人的慾望里。巴別爾生於1894年，二十多歲結婚；到了30歲的時候他認識了莫斯科的演員塔瑪拉，當時妻子僑居巴黎，巴別爾跟塔瑪拉在一起，一年之後生下一個兒子。又過了一年，巴別爾同塔瑪拉了斷，前往巴黎尋找妻子，夫妻複合。1929年，他們生下了女兒。

想了解他的私人關係，得讀《巴別爾全集》中的《書信集》，其中收錄最多的書信就是寫給情人塔瑪拉的，時間是1925—1928年間，其次還有給編輯、給妹妹、給母親、給朋友的信。從書信中可以看出，巴別爾對任何人的要求都相當高，他總是希望別人多體諒自己，多為自己辦點事，給自己沒能做到的事開脫，彷彿自己肩負大任，不該被計較世俗小節。

他好像也從不怎麼擔心如何在妻子和情人之間左右擺平，他告訴塔瑪拉，他並沒告訴太太自己有情人這回事，但「她會知道的」；塔瑪拉顯然很愛他，對他抱著很大的期待，他一面說自己有負於她和兒子，一面又設法利用塔瑪拉的期待，讓她為自己做事。他自己四處漂泊，卻時刻享受著有女人在遠方等待自己的感覺。他自己也在等待變故的出現：1927年11月30日，正在巴黎的巴別爾得知塔瑪拉同一個叫弗謝沃洛德的作家有了交往，立刻寫信回去表示風度，他說，得知他倆的關係後「我不知是喜是憂，我覺得你對他有一種精神上的依賴。他是一個非常出色的人。可以說，你很難找到比他更好的人了」。

《巴別爾全集》灕江出版社

絕大多數信里都提到錢：「我已經身無分文了」，「我打算儘快償還預付款」，「請相信，我一定會賺到錢」，「債主逼門，欠下了幾千盧布的債，數目簡直驚人……」他向塔瑪拉哭窮，承諾說自己會賺錢養活她，讓她能租得起別墅，能養得起兒子，同時又經常委託塔瑪拉去代他領錢，或者給他的債主還錢：「從美國來的著名猶太作家肖洛姆·阿什給了我75美元，現在需要在莫斯科把這些錢還給他。塔瑪拉，請你儘快去把錢還上。」有必要的話，還請她「想辦法到什麼地方弄點」。對待其他朋友，巴別爾也是一再地開口請他們幫里幫外。

於是，巴別爾給人以情商極高的感覺，周圍的人似乎願意為他效勞，也會因為他的埋怨而不安；另一方面，他總是不放過讓自己進入到新的關係裡面的機會。就在離開塔瑪拉（當然也拋棄了兒子，塔瑪拉後來嫁給了弗謝沃洛德，把兒子帶了過去）去跟妻子複合的1927年，他又在柏林認識了一位新情人葉甫蓋尼婭，此女不久嫁給了一個危險的人物——後來當上蘇聯秘密警察頭目的葉若夫。他們倆的關係長期藕斷絲連，引起了葉若夫的不滿，而巴別爾似乎還不以為然。後來巴別爾被捕，葉若夫還出庭作證說他是法國、奧地利僱用的間諜，誠然，那時葉若夫也自身難保。

《巴別爾全集》里除了書信卷，其他都是作家的文學創作：《騎兵軍》、《敖德薩故事》和散篇結集《故事與特寫》，還有一卷《劇作集》。從《故事與特寫》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巴別爾在初試小說時候的狀態：20歲時的他就已驚人的成熟——不是寫作技巧上的成熟，而是說，他對社會有著極為老到的體驗。他筆下的人物，從不像俄國老前輩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樣長篇大論地談世道人心，也沒有契訶夫那種漫長的心理描寫，巴別爾寫人，常常就寫他們在生活中最真實的樣子，語句簡練，動作乾脆。

比如1916年發表的短篇《九個人》，寫來到編輯部辦公室里的九個人，有的揣著作家夢來投稿，有的來聊天，有的來商談長期稿約，每個人似乎都不該出現在這裡，其中一個寫詩的女子，巴別爾寫她在朗讀了自己的詩後，編輯「很快就得到她的身體」，「一旦打定主意的先生大功告成，姑娘停止寫詩，開始走訪助產士」——簡直是一種蠻不講理的黑色幽默。1917年的《杜杜》，寫軍醫院的一個女護士，送進來缺胳膊斷腿的病人可以向她予取予奪，哪怕骯髒的鄉巴佬她也不拒，她說：「他發冷，他要死了，十分孤獨，他懇求我，難道我說不？」

巴別爾小說的插畫

這些不知是僅在巴別爾希望中發生的故事，還是取自作家的親身經驗，或是對真人真事的加工。在巴別爾之前，沒有誰的小說會將慾望和本能寫成日常自然流露的東西。在1917年的一篇《偷窺》中，巴別爾起手就說「我有一個熟人，名叫克布奇克太太」，這位太太「向我保證，『無論有什麼好處』，少於五個盧布她都不幹」。在巴別爾這裡，女人好像都很急於出賣自己，甚至把身體變成公共資源。

克布奇克有兩個女兒，她給女兒拉皮條，讓她在家裡跟男人幽會，然後讓「調皮鬼」爬窗戶偷窺，每次換來五個盧布。巴別爾將這種不知廉恥的行為以「奇譚」的方式寫出來，並在《敖德薩故事》里延續其風格，這部故事集寫了敖德薩猶太人黑幫的各種行狀，在描寫猶太人的作品裡也是前所未有。

由於他精簡到骨的筆法，他的故事再離奇也不像是故意誇張的結果。1920年蘇聯—波蘭戰爭期間，巴別爾當了三個月的隨軍記者，跟著布瓊尼的哥薩克第一騎兵軍，所寫的故事後來結集成《騎兵軍》，筆法精準而駭人。哥薩克是俄國境內一個剽悍的民族，曾經為沙皇充當鷹犬，現在則替紅軍服役，他們視生命為塵土，對敵作戰可以虐殺無度，興緻上來了也會沖自己開一槍。巴別爾一面寫他作為一個文人如何崇拜這些頂天立地的漢子，一面以一種輕淡簡約、常常是諷刺的口吻描寫這些人的殘暴、霸道、荒淫。

戰馬後備處主任齊亞科夫，「一個紅臉膛灰白唇髭的漢子，披著黑斗篷，穿著綴有銀飾帶的大紅燈籠褲，騎著一匹火紅色的英國阿拉伯駿馬。」二旅旅長科列斯尼科夫，「在他舉手投足之間，我看到了一位鎮定自若的韃靼可汗」。在書中，這些人的事迹是不停地作戰，是在村子裡搶劫，是強佔農民的牲畜，是殺害俘虜，剝掉俘虜和死人的衣褲，是把受重傷的戰友一槍崩了，是將還沒有放下經卷的猶太人征入軍伍，是取笑臨陣膽怯的人，剝奪他們的尊嚴，是趁著戰亂殺死仇家，是虐待沙皇時代留下的地主和其他有產者。書中的一個人物這麼解說自己的行為：「我這人往往不憐惜自己，常常把敵人踹在腳下，踹他一個小時，或者一個多小時，要好好嘗嘗我們活著的滋味……」

巴別爾小說的插畫

《騎兵軍》的每一頁都充滿了獸性的氣息，巴別爾極其善用諷刺技巧，名義上稱讚戰士們的英勇，而當他將他們的實際作為紛紛寫出來之後，讀者會感到不寒而慄。這是一群什麼樣的半獸人，而巴別爾則不露聲色地暗示，他，一個隨軍的文人，一直對自己身上缺乏男子漢氣息而深深為恥。他的奇譚風格爐火純青，即使通篇用狠辣的貶義詞來形容一個人，比如「他是個死乞白賴的濫小人，被清洗出黨的共產黨員，無憂無慮的梅毒患者，撒謊不打草稿的牛皮大王，日後只配收收破爛的傢伙」——讀者也會感覺這是某個書中人的原話，而他們平素就是這麼說話的，極盡粗野，充滿了詛咒。

《騎兵軍》的藝術效果獨一無二，當初，巴別爾並不擔心這些故事發表出來會給自己招來敵意，他只是在一封寫給《紅色騎兵軍》報紙編輯部的信里說，他一時疏忽，把一位旅長的真實姓名給公布出來，本該換一個化名。這說明，他很清楚他是在做一件「醜化」的事。事實上，沒有人會懷疑巴別爾寫的人和事是假的，只會有人因為他寫得太真實而憤怒不已——例如書中的主角，那位身經百戰的布瓊尼將軍。布瓊尼多次指責巴別爾醜化紅軍，幸有高爾基等人保護，讓巴別爾免受衝擊。

巴別爾的作品讓人看到在蘇聯建國初期的那些年裡，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波蘭人之間展開了慘烈的、無休止的民族衝突，三者都想成為大國大族，將另兩者壓下去。一般認為，巴別爾起初是完全支持紅色政權的，但他寫著寫著，就被一種「說出真相」的衝動所攫住。很難說他的作品能反映什麼「知識分子良知」，他這麼寫，似乎是因為他沒有別的選擇，在別的作家看到英勇、壯烈、可歌可泣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人的本能：不眠不休地宣洩仇恨，不知饜足地傷害他人，不懈地追逐異性。他只能看到這些。

在巴別爾身上也沒有什麼「道德感」可言，如果有，那也是一種純屬於寫作的道德。自視甚高的他，不僅從未在寫作中表露出對前輩有任何模仿和致敬，而且還時不時地諷刺一下那些冒冒失失的投稿者，把他們寫入自己的故事。所以非常詭異，他的寫作中的尖銳、辛辣，直至激怒斯大林的地方，並不是有意為之。人們總是不恰當地將巴別爾視作前蘇聯的一位「異見作家」，認為他是「受迫害」而死，但這很不確切；至少，他作品中的色情意味是其性格的一部分，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熱情；而他的諷刺，那些血淋淋的黑色幽默，也不見得是巴別爾故意要針對誰——他可能只是對哥薩克這類體現出暴烈的生物本能的人有興趣。

巴別爾

他在1932年38歲的時候又俘獲了安托寧娜，兩人相差15歲。他們同居之後，1935年，巴別爾寫出了一個據說徹底得罪了斯大林的劇本：八幕劇《瑪麗婭》。

《巴別爾劇作集》里收錄了這篇作品，它的語言相當閃爍，人物很多，關係略顯錯雜。故事就發生在蘇波戰爭的1920年前後，其中有一個善於做生意和勾引女人的猶太人——就像巴別爾自己。而被他勾引的女人自然也都是強大的易燃品。劇名中的「瑪麗婭」是一戶沒落望族的大女兒，她被派到前線去服役，她的妹妹在家裡給父親讀姐姐寫來的信，有一句說及了俄國人和烏克蘭人的關係的成因：「俄國官僚在數個世紀期間擠壓和侮辱他們的文化」。

現在，烏克蘭一直政局動蕩，因此電影《發現巴別爾》也打出了這張牌，吸引觀眾來了解一個真實的烏克蘭，這裡多少年來沒有出過名作家，巴別爾幾乎是唯一的一個。而猶太人也將巴別爾視為「自家人」，特別是東歐猶太人的後裔，巴別爾身上有他們熟悉的東西：淡然於大民族之間的爭鬥，冷眼旁觀、擅長諷刺的秉性，以及熾熱的情慾。

安托寧娜活到101歲，2010年才辭世。她是一位工科女傑，是參與莫斯科地鐵建設的工程師中唯一的女性。巴別爾死時，他們的女兒才三歲，外孫安德烈出生後，安托寧娜也接管了他的撫養任務。她的回憶錄《在他身邊》寫得平平，幾無反響，因此，儘管蘇聯早在赫魯曉夫時期就已為他平反，巴別爾仍是一個謎一樣的人物。在《巴別爾全集》里，他是一個天才的作家，雄心勃勃的漫遊者，危險的丈夫和情人，既世故又天真，精力異常旺盛，在理性和本能之間更青睞後者。但他何以如此，就要等待未來更多的檔案公開後，一部權威研究者寫的權威傳記來解答了。（文/ 雲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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