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諾貝爾獎頒發：日本人為何頻頻獲獎，答案其實在60年前

日本科學家能夠在2000年以後頻頻摘下諾獎桂冠，原因並非在於這幾年日本學術界的景況，而是在這群70多歲的白髮老人曾置身的時代。他們經歷了上世紀40年代以來的二戰戰敗、基礎教育改革、科技戰略調整、經濟騰飛等重大轉變，再經過近30年的蟄伏，才最終等來光環降臨。

文 / 蔣平 關珺冉

編輯 / 徐臻

2016年12月10日，日本科學家大隅良典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接過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獎牌。至此，日本的諾獎得主總數達到25個。

2個月前，消息傳來時，大隅良典正在東京的實驗室。「我很驚訝。」10月3日傍晚，獲獎幾小時後，他對媒體回憶。

這已經是日本連續第3年在此項全球最矚目的科學獎上有所斬獲，算上出生在日本且大半時間曾生活和工作在日本的日裔美籍學者中村修二，獲獎總人數達到6人。這還不是最令人嘖嘖稱奇的數字。進入21世紀後，日本正以平均每年獲得一枚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獎牌的效率，而引發世界關注，除了人數僅次於美國，早已將過去的諾貝爾強國——英國、德國、法國甩在身後。

大隅良典的這枚獎牌，含金量極高。諾貝爾博物館館長古斯塔夫·凱爾斯特蘭德（Gustav K·llstrand）以物理學獎為例做過一番比較，100多年前，諾貝爾獎剛設立時，全世界只有大約1000名物理學家。而如今，全球的物理學家達100萬人。在化學、醫學領域，同樣經歷著這場「大科學」時代的爆炸效應，以至於近20年來，諾貝爾獎面臨著「不夠發」的難題。

大隅良典是一人獨得這枚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獎牌的，是進入21世紀以來第2位獨得該獎項的科學家。此前，其他在2000年以後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科學家，全部都是分享獎項。

獲獎當天，在距離東京5小時新幹線車程外的福岡，天氣正由夏末轉涼。博多區福岡高校的一間教室里，20多位70多歲的白髮老人或坐或站，神情略緊張。課桌左上角擺著日式煎茶，頗有儀式感。這裡是大隅良典的母校，老人們是大隅良典的同年級校友。教室的投影屏幕切入了斯德哥爾摩的直播信號，可偏偏到了要宣布的時候，網路信號突然中斷。大家有些焦慮，低聲談著話，後來組織者幫忙登錄上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官方網站，才得知大隅良典真的獲獎了。教室里傳來一陣輕快的祝賀聲。

日本科學家能夠在2000年以後頻頻摘下諾獎桂冠，原因並非在於這幾年日本學術界的景況，而是在這群70多歲的白髮老人曾置身的時代。他們經歷了上世紀40年代以來的二戰戰敗、基礎教育改革、科技戰略調整、經濟騰飛等重大轉變，再經過近30年的蟄伏，才最終等來光環降臨。

日本導演宮崎駿的電影《起風了》里有一句話：「風起，唯有努力生存」，更像是對那一代日本科學家成長於動蕩年代卻始終守護夢想的現實寫照。

68歲、40歲、43歲

「大家說日本50年要拿30個諾貝爾獎是冒進，這是對日本不了解。」北京大學哲學系科技史教授周程告訴《博客天下》。

「50年拿30個諾貝爾獎」，是日本政府在2001年3月出台的「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中提到的。甫一提出，就被不少人評論為「講大話」。可是在2014年諾貝爾獎百年之際，日本政府又再次重申了這個目標。那一年，日本一舉拿下了3枚諾貝爾獎牌。

日本的底氣在於，17年17人，如今「井噴式」獲獎的科研成果，大多出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而這些科研成果的主人則成長於更早的四五十年代。那時正值日本經歷戰敗，是舉全國之力重新站入發達國家行列的關鍵歷史時期。

「科學成果從發現到獲得社會價值的認可，其中要經歷十分漫長的檢驗，短則十幾年，長則幾十年，都有可能。」周程說。他在上世紀90年代前往日本留學工作，先後在那裡生活十幾年，在親身經歷與理論考察上都對日本學術的發展深有體會，「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榮譽，面臨的也是一樣的問題。」

這17位日本科學家，無論拿下的是物理獎、化學獎，還是生理學或醫學獎，平均年齡的差別不大，分別是68.8歲、67.7歲和67歲，總體上的平均年齡約68歲。雖然這明顯高於1901年以來全球590名諾貝爾獎獲獎者的平均年齡——約57歲，但與同時期的全球科學家相比，在年齡上是相仿的。

而經過統計，反觀他們取得成果的時間，平均年齡大約是在40歲。那時正值1972年至1988年間，日本先後完成國民經濟雙倍增計劃，科研經費投入首次超過GDP的2%，迅速趕超上歐美主要發達國家。這同時也意味著，日本科學家在做出顛覆性科研成果後，平均整整等待了28年，才能獲得諾貝爾獎的認可。大隅良典發現「細胞自噬機制」時47歲，如今他已經71歲，其中經歷了24年。

2015年，中國科學家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時，曾被中國媒體戲稱為「三無」科學家——沒有博士學位、沒有留學背景、沒有院士頭銜。在公眾印象中，這幾乎是拔尖科研人員的標配。而在日本諾貝爾獎得主中，極為普遍的現象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在做出諾獎成果後才取得教授職位的，平均要晚3年。大隅良典直到51歲才升任教授，而且還是在轉出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相當於美國的文理學院）後才獲得晉陞；因發明藍光LED獲得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赤崎勇在52歲才成為名古屋大學的教授。

義務教育：重返科學

大隅良典出生於1945年。在這一撥獲獎的日本科學家中，有半數出生在1940年前後，比如白川英樹（1936年）、野依良治（1938年）、小林誠（1944年）、益川敏英（1940年）、根岸英一（1935年）和大村智（1935年）。

他們是日本戰敗後成長起來的那代人，接受義務教育時正逢日本教育界的深化改革，科學被擺到了最突出的位置。當時，日本集中了國內最優秀的科學家，包括大學教授，共同開發了一套培養孩子對自然與科學好奇心的教材。套用今天的概念說，日本在上世紀40年代就開始了素質教育。學校開設科學課，孩子們更多是被這樣的問題吸引：種子是怎麼發芽的？水在油里是什麼狀況？老師鼓勵孩子觀察和動手，不只是坐在教室里學習枯燥的公式。

這種轉變，來自於日本對發動戰爭和遭受戰敗的反省。

很長一段時間，尤其是上世紀20、30年代，武士道精神、愛國教育、秩序教育等大量「洗腦」內容在日本課本中佔據較大比重，科學一度被丟到一邊。

一戰期間，日本趁歐洲列強互相廝殺，搶佔了其工業品傾銷市場，發了一筆戰爭財。可一戰結束後，歐洲經濟復甦，日本開始被產能過剩的問題困擾，失業工人一批接著一批，左翼思潮慢慢盛行。雪上加霜的是，全球第一次經濟危機又給日本經濟帶來一記重創。出於維護穩定，民族主義教育成為國家安撫民心的工具。

大眾讀物開始為政府服務。當時，《科學畫報》和《兒童科學》是日本最暢銷的成年和兒童雜誌。《兒童科學》在雜誌中附贈各式模型圖，在那個還沒有電視的年代，這樣的創意吸引了大量讀者。最初，兩本雜誌都以講科學為主，後來越來越多介紹戰爭武器，再配上「如何打仗」、「戰爭的好處」等文章，「戰爭」逐漸成為日本民眾茶餘飯後的談資。據周程介紹，軍部後來直接監管了雜誌，人們被引向好戰情緒，「科學被忽視，人們都沉浸在虛幻的氣氛中。」

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出兵中國東北。之後的幾年間，日本在戰場上如入無人之境，直到1939年的諾門坎戰役。帶著「戰無不勝」信念的日本軍隊在蘇聯地區前所未有地失去了2萬兵力。

受到戰敗的刺激，1940年以後，日本開始反思科學在教育中的地位。1947年，政府頒布《教育基本法》，確立了教育改革方向，用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教育取代以往的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教育，對教育理念、學校制度和課程教學等多方面進行了改革。

相當一部分新世紀的日本諾獎得主們，在此前後進入小學。他們的老師除非是師範專業畢業的，都必須擁有大學本科學歷，而公務員身份又給教師提供了穩定的保障。在農村和城市，日本提倡的是「教育均值化」，二戰後日本教育發展的速度在戰敗國中位列第一。

高等教育：大學更勤奮

上世紀50年代末，一些諾獎得主陸續進入大學。當時，日本的一流高校一般將學習分為兩個階段，一二年級實行「通識教育」，到三四年級才按成績再次投考專業。

五十多歲的北海道大學教授江口豊向《博客天下》回憶起自己緊張又「輕鬆」的大學早期記憶時，神情相當愉快。在接受通識教育時，他最感興趣的是語言。「在純粹的個人興趣之上，我全力以赴地學習了很多外語。德語、法語以外，還有拉丁語、俄語，對個人來說非常有意義。」江口豊說。

不急於分專業的好處是學生不必在高考時盲目選擇專業，而是花兩年時間探索自己真正的興趣。後來，江口豊選擇的研究方向是德國文學和語言學。

到三四年級，學生進入專業學習，且多是小班教學，學生可以直接進入老師的實驗室。動手能力對理工科學生尤其重要，能夠大量接觸現場教學，是書本遠不能提供的。周程認為：「浮在冰山表面的20%是編碼化的知識，通過讀教科書、文章、圖表、數據就可以學到，但另外80%是非編碼化的，它是決定科研功力和創造能力的關鍵。那個年代的日本大學生很幸運學到了這些。」

諾貝爾獎得主益川敏英在接受中國學者李英傑和白欣訪問時，回憶了一段往事：「我還是學生時，身邊充滿的是科學立國的氛圍。說個滑稽事，我們那時候想，為什麼美國和俄羅斯能做出那麼重要的運算，發表那麼厲害的論文？答案是他們經常吃牛排，體力非常好，所以我們也要吃牛排，於是合資在研究室買了牛排烤來吃。牛排多了兩塊，後來一塊給偷吃了。到底是誰吃的，最終也沒有找到。」

益川敏英

益川敏英1940年出生，2008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回憶，實驗室里相互競爭的氣氛，當時也伴隨著日本高等教育的急速擴張。

1960年至1970年間，日本高等教育機構總數從525所增加到921所。相對應的，大學生數量從1960年的71萬人增長到1970年的168.5萬人。整個60年代，日本大學教育儼然進入了「大眾化階段」。

這一時期，大學的學科結構也發生了變化。1960年時，文科（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藝術、家政）學生佔總數的59.5%。由於經濟增長，加快了對理工科人才的需求，其中工科學生的比例從1960年的約15%上升到了1970年的約21%。

碩博教育：導師的言傳身教

獲得諾貝爾獎後，益川敏英在一次演講中談起他的導師坂田昌一，說自己投身物理的契機最初是來自導師的一篇論文。「想成為物理學家的願望最強烈的時候，是在進入高中的1955年。我在一本學術雜誌上讀到了名古屋大學坂田昌一教授發表的關於複合粒子模型的文章。以前我的想法很膚淺，以為科學還是歐洲19世紀以前弄出來的東西。」益川敏英在講稿中寫道，「如果這件事發生在首都東京，我可能不會關注，但它就在我居住的名古屋。科學在發展，我生出了想要加入他們的強烈願望。」

後來，益川敏英報考名古屋大學物理學系，進入坂田的實驗室。坂田在他的時代是赫赫有名的物理學家，雖然他本人沒有獲得諾貝爾獎，但益川敏英在2008年圓了導師的夢。

這一代諾貝爾獎得主在博士研究階段深受導師影響。周程發現，他們的導師大多出生在1915年前後，1940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們正值攻讀研究生時期，親身經歷了戰火的切膚之痛。他們對科研二字有極為深切的感悟，拼搏意識超乎尋常，並把這種拼勁言傳身教給了第一代弟子。

「深夜10點，實驗室的燈還是大片亮著，那種拼勁兒一代一代地傳。」周程向《博客天下》回憶起自己的留學時光。那時已經是上世紀90年代，日本人身上的拚命仍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導師走路比我們年輕人都快，跑也跑不過他。他們走路也揣著書看，坐電車時也看。」

二戰前，日本有7所帝國大學：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東北帝國大學、九州帝國大學、北海道帝國大學、大阪帝國大學和名古屋帝國大學。這些學校在二戰後都改造成了以研究為主的國立綜合大學，學風相當開明自由。

1992年、2007年的卡內基大學教師國際調查顯示，七成左右的日本大學教師在教育與研究中更重視後者。在國立綜合大學中，這種傾向更為明顯。

名古屋大學很「年輕」，成立比東京大學晚了60年，但諾貝爾獎得主下村修、益川敏英、小林誠和天野浩都從這裡畢業，21世紀後的獲獎人數絲毫不遜於東京大學。

2014年10月10日，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赤崎勇（左）和天野浩（右）一起出席日本名古屋大學舉辦的新聞發布會

藍光二極體的發明人、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赤崎勇是名古屋大學破格引進的。他從松下研究所調回名古屋大學時已經51歲。為了支持他開展化合物半導體研究，名古屋大學專門花巨資為他建了無塵實驗室。當時，這在日本的大學還很稀缺。為了回報名古屋大學，赤崎勇的實驗室簡直成了「不夜城」，後來又為名古屋大學培養了另一名年輕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天野浩。

1960年，名古屋大學還破格向下村修授予博士學位。當時，下村修只是名古屋大學理學部的進修生，但他首次製得海螢熒光素結晶並揭示其化學結構，獲得了國際同行的高度評價。正是因為有了這一紙博士文憑，下村修後來才得以前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做博士後研究。最終，他憑藉發現綠色熒光蛋白於2008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投身科研：40歲前沒資格評教授

從博士畢業到取得諾貝爾獎奠基性成果，在21世紀獲獎的日本科學家們，大致有十幾年時光全身心專註在學術上，而那又正好是日本經濟起飛的六七十年代。無論是教育還是科研都得益於經濟的騰飛。

1960年，日本政府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之後的十年，日本經濟以近10%的年均增長率持續高速增長。與此同時，政府又制定了與經濟發展目標相呼應的「振興科學技術的綜合基本政策」，提出要力爭將國民收入的2%用於科研。

這期間，兩次石油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很大衝擊，但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仍然增長了1.8倍。到1975年，日本的研發經費總額達到2.62萬億日元，占國民收入的2.11%，超過法、英兩國的研發經費總額，步入科技大國行列。

穩定的經費支撐使科研人員不必掙扎在不停申請項目的焦頭爛額中。日本第一位諾獎得主湯川秀樹的摯友、京都大學名譽教授佐藤文隆在接受訪問時，也提到過經濟要素對科技發展的作用：「70年代以後，日本科學界十分有活力。伴隨經濟發展，日本的理論和實驗研究都達到了世界頂尖水平。湯川秀樹點燃了火種，而助長火勢的就是經濟發展。」

經費保障之外，周程認為，40歲左右才能升任教授的門檻淘汰了「有投機心態的人」，「保證了一支精英教授隊伍」。

日本的大學對教授數量有嚴格控制。通常來講，一個「講座」（教研室）只有1名。教授不退休或離職，副教授就不能升任教授，即使教授退位，也要經過公開招聘的程序，同一教研室的副教授只在同等競爭下會被優先考慮。這樣的機制使中青年研究人員只能先潛下心做研究，假以時日才可以用學術成果說話。

雖然學生時代學的是語言，現在江口豊卻是在北海道大學教新聞學，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從事的是和諾貝爾獎沒有緣分的領域。」至今，他還是把「有意思」當成研究的動力。「這是一件很快樂的事。作為一個人來說的話，能夠知道的事情實在是很有限。有研究者在諾貝爾獎的光環下曝光，但在暗中還有很多人在各個方向上不停努力。」江口豊告訴《博客天下》，「作為社會的整體，他們都應該是被理解和尊重的。」

日本尊師重教的氛圍確實整體上十分濃厚，社會至今保留對教師、律師與醫生三個職業稱「先生」的習慣。據日本權威的「日本社會階層與社會移動」調查，在全部187種職業中，大學教研人員的職業威望得分為83.5，僅次於法官和律師的87.3分，位居第二，遠高於大企業高管、高級公務員和演員。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顯示，大學教授的平均工資約為1122萬日元，也遠超出國家公務員的663萬日元。

參考資料：

《21世紀初期日本諾貝爾獎何以出現井噴》作者周程、秦皖梅

《日本諾貝爾科學獎出現「井噴」對中國的啟示》作者周程

文章首發於《博客天下》第2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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