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型人如何自我辯護：熬夜曾經是美德

的確有些人夜晚生龍活虎，白天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下班制度對他們而言簡直是噩夢。

文 / 張靜

編輯 / 王波

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11月30日的行程被公布後，許多年輕人開始反思自己荒廢的青春。

4點起床，4點15分至5點健身，接著是半小時早餐，7點已經從雅加達飛往海口。

按照工作時間分類法，王健林是不折不扣的「晨型人」。在傳統看法中，這種生活方式往往與美德掛鉤。

美國建國元勛本傑明·富蘭克林有句名言：

Early to bed and early to rise, makes a man healthy, wealthy, and wise.

早睡早起使人健康、富裕又明智。

富蘭克林在政治、物理、出版等多領域都頗有建樹（避雷針就是他發明的），這位髮際線高企的智者認為，早睡早起可以改善人的精神面貌，甚至改變性格。

中國思想家朱熹也在《朱子家訓》里吩咐：黎明即起，洒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

與「晨型人」飽受讚譽不同，晚睡晚起的「夜型人」——俗稱「夜貓子」，經常面臨「自制力缺乏」「慾望過於強盛」等指控。

晚睡不總是沉溺於慾望

一種常見的說法是，夜型人大多道德墮落。夏商朝桀紂兩位暴君，徹夜沉溺於酒色，最終亡了國，白居易則用「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的詩句說明，唐玄宗因貪戀女色晚睡，影響了工作。

但和古代君王的聲色犬馬不同，如今許多年輕的夜貓子不是重度酗酒者，也並非性誘惑過多而不願早睡。畢竟，「賢者時間」是入睡的絕佳時刻。

事實上，不少晚睡的年輕人都是單身。

晚睡並非對工作不負責

有傳統觀念認為，晚睡將導致次日工作效率低下。類似的話在學生時代沒少聽父母老師念叨，對於遵循常規社會工作時間的人來說，的確有道理。

不過在現代社會，一部分工種的工作時間富有彈性，從事這些工作的人晚睡的幾率更高，編劇、藝人、記者和程序員當中就有不少夜貓子。有些工種則必須早起，早點鋪、早班計程車司機、中小學教師等工作，多由晨型人把持。

在富蘭克林時代，晚睡的人要耗費蠟燭或燈油，成本昂貴，如今電費顯然不成問題。如果工作時間自由，白天和夜晚開工並沒有優劣之分。

《紐約客》曾報道過一系列關於睡眠與道德感的研究，研究者分別在早晨和晚上測試人們考試作弊的幾率，結果顯示，早晨作弊的人更少。然而經過更嚴密的控制變數後，喬治城大學Sunita Sah教授發現，的確早上作弊的人少，但那是在被調查者原本就是晨型人的前提下；而夜型人在晚上道德感更強，也更少作弊。

熬夜一度是美德

不少領導人是夜型人，毛澤東要靠安眠藥入睡，一般午後才起床。熬夜是他年輕時養成的習慣。小學語文課文《八角樓上的燈光》里，描寫了他在井岡山革命時期，深夜挑燈寫作的場景。

周恩來的晚睡也被寫入教科書，「公雞喔喔喔地叫明了，周總理又工作了整整一夜。」作家何其芳感嘆，「這就是我們的總理。他是多麼勞苦！」

不過，依靠藥物的睡眠質量不高，長期睡眠時間過短有害健康。習近平總書記就告誡年輕幹部不要熬夜：

「那個時候我年輕想辦好事，差不多一個月大病一場。為什麼呢？老熬夜。經常是通宵達旦干。後來最後感覺到不行，這麼干也長不了。先把自己的心態擺順了，內在有激情，外在還是要從容不迫。」

至於藝術家和創作者，可以在保證睡眠的前提下，靈活選擇工作時間。

夜型人可能與生俱來

的確有些人夜晚生龍活虎，白天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下班制度對他們而言簡直是噩夢。有種說法是，人們的睡眠類型與生俱來。

時間生物學教授Till Roenneberg在《身體內的時間：睡眠類型、社會性時差以及你為什麼很累》一書中解釋，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睡眠類型，由體內固有的生物鐘控制，不能單純靠意志力調節。如果持續違背生物時鐘，可能增加患肥胖症、糖尿病等疾病的風險，並且容易抑鬱。

「基因說」似乎是為夜型人的最佳辯白。然而，沒有跡象表明有哪個想不開的基因會控制人們的睡眠時間。最直接的反例是，老子是晨型人，兒子卻是夜型人。

比如早晨四點起床的王健林，有個中午起床的兒子。從王思聰微博來看，下午一點以後，才是他發微博的正常時間。

參考資料：

好奇心日報、知乎日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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