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與猶太人同屬一個祖宗？

「日猶同祖論」如其字面所言，是論證日本與猶太人是同一民族的「理論」。

「日猶同祖論」由蘇格蘭傳教士諾曼·麥克勞德為傳教方便總結出的一套理論，其在1878年出版著作《日本古代史略圖》（The Epitome of The Ancient History of Japa）一書中提出了日本人是猶太人曾經「失落的十支派」的概念。後經日本一些宗教界人士的粉飾，竟成了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

一

「失散的十支派」是猶太人部族的一個古老傳說。相傳在公元前1900~1200年左右，猶太先祖雅各布生下12子，這12人分別成為12個部落的首領，這12個部落的聯盟便是今天以色列的雛形。但是與所有的兄弟家庭一樣，子孫後代的血緣關係日漸淡薄，難以維持部落聯合體的存在，聯盟瓦解，分裂成南北兩國。其中的十個部族聯合起來組成北國（以色列王國），另外兩個部族則組成南國（猶大王國）。

十二支派地域分布：流便、西緬、西布倫、以薩迦、但、迦得、亞設、拿弗他利、以法蓮、瑪拿西支派組成北國（以色列王國），便雅憫和猶大支派組成南國（猶大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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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900年間，以色列王國被亞述帝國國王薩爾貢二世所征服，其居民被流放，不知所蹤，歷史上再無蹤跡可查。至此，誕生了「消失的十支派」傳說。

相較於以色列王國那「十支派」的消失無蹤，另外的兩個支派則幸運得多。猶大王國在公元500年前後被巴比倫王國所滅，但是其居民卻保留了自身猶太民族的共同體意識。雖在歷史上亦流離失所、顛沛流離，但最終仍不忘民族根本，將民族意識艱難地傳承到了現代，並成功復國。

今天以色列即是猶大王國（南國）的後裔，在歷史上以色列王國（北國）的領土上所建立國家。

二

事實上，關於猶太人「失散的十支派」流落他方的傳說非常多。有說猶太的十支派流入了印度；有說中國的羌族是十支派的後裔；也有說正是因為猶太十支派流落中國，才誕生了中華文明。很多說法牽強附會，比《XX戰爭》中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統治世界的段子高明不到哪裡去。同樣，在日本流傳的「日猶同祖論」亦是多是誇張、附會之言。

在列舉「日猶同祖論」的證據之時，時常會將日本皇室的神話與猶太神話聯繫在一起。如日本神武天皇原名為「神倭伊波禮琵古命」（Kamuyamato iwarehiko no mikoto），無論用日語還是漢語解釋都沒有明確的含義，但是若用希伯來語的發音來理解的話，就可以說成是「大和的創始人是希伯來人」。其次，日本皇室的象徵「菊花紋」，亦在以色列的古代神殿中出現過。還有，日本皇室的三神器「天叢雲劍，八尺瓊勾玉，八咫鏡」與以色列傳說中的聖物「刻有摩西十誡的石板、權杖、約櫃」都是三個。還有其它諸如六芒星等等，諸如此等，試圖來論證日本皇室源於猶太失散的十支派。

三神器的想像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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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民間，一些僧侶的修行者被稱為「山伏」，其身著白衣，頭戴黑色小方帽的形象，已被認為與猶太教傳統相吻合。同時，很多的日語發音亦能找到與希伯來語的相似之處。日本學者佐伯好郎就曾試圖論證從中國來到日本的秦氏是猶太人，其理由是有日語中「秦」的發音與「彌撒亞」有關聯。

還有其它種種一系列的牽強附會的例子，試圖將日本民族與猶太人聯繫在一起，只不過很多日本人自己也並不買賬。

三

據傳，麥克勞德曾以「天皇、皇族及其朝臣與以色列失散的十支派」為題在日本宣講，然而應者寥寥。大多數日本人只是將其當作是一種「神論」，左耳進右耳出，將它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一笑了之罷了。然而，他的言論在另一小部分日本人看來則成為一種新的可用於解釋日本神性的證據。

麥克勞德在宣揚他這套理論之時，恰逢日本國家神道化的重要階段，天皇為神的理論大行其道。在日本的一些宗教界人士看來，既然猶太人是神的子孫，而日本人同樣也是神的子民，那麼兩者之間必然有所聯繫。此時，麥克勞德的「日猶同祖論」正好給了日本神學界一些啟發。為了論證日本國的神性，他們不惜引入西方哲學的理念。在此背景下，麥克勞德的猶太民族失散的十支派流散至日本的理論，則正好被日本的宗教學者所利用。

神武天皇，神話中日本第一代天皇，天照大神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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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宗教界人士中田重治、佐伯好郎、小谷部全一郎等人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中田重治曾在芝加哥留學，期間對基督教神學產生極大興趣，回日本後創立東京基督教聖潔教會。佐伯好郎曾以基督教研究獲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小谷部全一郎在耶魯大學獲神學博士學位，回日本積极參与傳教活動。他們都曾是「開眼看世界」的開明派，都曾有留洋的經歷，並獲得「高級知識分子」的頭銜，絕非江湖浪人或「民科」。

他們的個人經歷以及對聖經的解讀，使得他們極易接受有助於神話自我的證據。同時，若是將他們的個人觀點與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所結合則更易於理解為何日本宗教界願意宣揚這樣的理論。

首先，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極為渴求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的地位。這種地位不僅是政治上的，也是心理上的。當福澤諭吉喊出「脫亞入歐」「東方的鄰居凈是些野蠻人」之時，已將日本的身份認知從東方轉向西方，急於脫離亞洲野蠻人的陣營，要做文明的西方人。然而，地理位置上的局限畢竟難以改變，日本地處亞洲之東端，亞洲的日本作為地理上的概念無法變更。在世界地理無法改變的情況下，那麼也許改變自己的出生，從人種論上下手，未嘗不是一個好方法。

其次，日本人自認受到西方列強的壓迫，這與猶太人在西方歷史上的遭遇相似，兩者都是受到西方列強羞辱之人。這種受害者心理讓日本人天然地對猶太人產生親切感。同時，亦隱含著對現狀的不滿。日本希望打破西方列強的枷鎖，而此時的猶太人亦在各方面幫助日本的改革運動，特別是猶太人的資金不斷注入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猶太商人募集3000萬美元供給日本，為日本在東北戰場打敗俄國做出了貢獻。

最後，日本選擇猶太人，作為「同祖論」的標的，一方面是有人塑造了一個現成的理論工具，另一方面也隱約透露出日本深信世界上有關猶太人控制世界的陰謀論。也正是出於信任，日本覺得既然要與追求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與猶太人扯上關係便可以獲得其隱含的價值。學者酒井勝軍認為「日猶同祖論」提出，意涵為「日本也可以脫離遠東孤島或者異教徒國家的不光彩境地，一躍登上世界帝國的地位。同時，也能獲得一種藐視信奉基督教國家的權威。因為他們會發現日本是神靈暗中呵護的國家。」

今日主筆 / 蔣旭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