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你是一個文人，還是商人？

1

師兄張力奮從FT中文網總編輯任上辭職，回到母校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當教授。他發起了一個講壇，「正在發生的媒體」。上周末，邀請我去講一講。

師兄比我大六屆，我在學校時他已畢業留校。

我為師兄效勞多年。當年他在倫敦創辦FT中文網，我是最早被招攬的專欄作家。我問他，稿費多少，師兄說，500，我心想，英國佬真有錢。後來拿到手，是人民幣，而不是英鎊。

2007年，娃哈哈與達能因股權發生激烈糾紛，宗慶後以「群眾運動」的方式煽動民意，我頗不以為然，寫了一篇《「受害者」宗慶後》。我對娃哈哈和達能都非常熟悉，從1991年開始接觸宗慶後，2001年還寫過一本關於娃哈哈營銷模式的專著。我在文中認為，飲料行業早就是一個完全競爭領域，國家政策並無保護之必要，一切願賣願買，在這樣的領域裡，以「民族大義」的名義呼籲保護自衛，則有點貽笑大方，視天下為無人了。

我記得，專欄在午夜發到北京編輯部，一大早，力奮給我電話，問我，「稿子已經編好了，但是確定要發嗎？」我跟他都知道，這篇專欄一出，我與這家結識了近二十年的公司將緣盡於此。

我苦笑說，公共事大，私誼只能先放一放了。後來果然，斯文既出，直到今天，宗先生還不理睬我。

接下來的幾年裡，師兄比較偏愛我這個師弟，大概就是從這篇專欄開始的。他還為我提名，得過一個「亞洲新聞獎（SOPA）年度言論獎」。

在上周的講座上，師兄問我，「你現在離商業到底有多遠？」

聲音還是英國式的溫婉，但是麵包棒里藏著鋒利的刀。

2

第一次遭遇這樣的質問，是在2004年，我創辦藍獅子出版。

在我們的業務模塊中，有「企業史傳創作」，我對創作研究員說，藍獅子要有一堵牆，把中國的優秀公司都掛上去，我們將以出版的方式，成為最大的中國公司案例素材庫。

但是從第一天起，我們就面臨一道尷尬的坎：為一家企業創作成長史，如果堅持外部寫作，肯定隔靴搔癢，拿不到一手的乾貨，如果得到企業的許可，進入內部調研，那麼勢必遭到種種的掣肘，面臨獨立性和公正性的考驗。

中國人終其一生的追求，無非是「立功、立德、立言」，我們的寫作正關乎「立言」，企業家們豈肯輕易對待。

我設立了「公司出版的藍獅子原則」，一共六條。包括：盡量走進公司的檔案室、距離公司一步之遙、不要被眼前的新聞事件所迷惑、沒有公共研究價值的公司隱私不應該被暴露、一部優秀的公司史必須擁有自己的坐標系、至少經受五年的時間考驗。

在這六條中，第二條是對研究者的自我警醒，「任何認真的商業史創作者都將小心翼翼地應付這樣的情形：零距離接近公司，通過授權獲得儘可能多的真實素材，同時在創作中與公司距離一步之遙，不以此為交換喪失對真實的尊重」。

第四條是對被研究對象的承諾，「並不是所有的公司內幕都值得或應該被披露出來，那種要求把所有公司隱私都予以透明化的做法對於被調研公司及其所有者、經營者來說是不公平的，因為它並不承擔用自己的成長經驗來教育公眾的義務，對『公司隱私權』的界定，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但是，它在道德層面上確實存在。」

日後，藍獅子每次進行公司史創作，都會把六原則拿給被調研公司看，得到他們的認可後再開展工作。

今天，如果你到藍獅子來，可以看到那堵牆，上面已經掛了一百多家企業的公司史傳圖書，其中包括：華為、萬科、阿里巴巴、騰訊、平安、招商局、綠地，等等等等。

在過去的十多年裡，沒有任何一家學術機構比我們走進過更多企業的檔案室。任何一位中國公司的案例研究者，如果要繞開藍獅子的出版物，大概是很困難的事情。

3

在那天的復旦之夜，相對於師兄的溫婉，我的師弟師妹們則要「不客氣」得多。到了Q&A環節，至少有三位同學站起來發問，問題均直指「文人與商人」的身份認定，他們還舉到了網上的幾篇博文。

講座現場。

其中有一篇流傳較廣的文章，標題是：「吳曉波大轉身：中國多了一位三流商人，少了一位一流商業作家。」有意思的是，這個標題的格式還是我「發明」的。

1993年，我去浙江大學調研，當時學校最年輕的副教授褚健下海創辦公司——他後來的坎坷經歷，可以參見我近年的兩篇專欄《褚健困境——寫於褚健被拘一年之際》和《「不划算」的褚健》，我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少了一位科學家，多了一位企業家，值得嗎？」。

人生真是詭異如一個「飛去來器」，二十多年前發出的疑問，繞了一大圈，分毫不差地插回到了自己的身上。

夜深人靜的時候，回想自己這幾年走過來的路，很有些啞然失笑的地方。

記得有一次整理書房，我把自己寫過和主編過的書壘在地上，一本一本地加上去，已經超過膝蓋逼近大腿，我默默算了一下，如果一直這麼寫下去，三四十年後遲早可以一米八。吳舒然同學站在旁邊看，我開玩笑地對她說，哪天你爹掛掉了，墓志銘上刻這一行字就好了：這裡躺著一個著作等身的人。

我希望自己是一個勤勉的人，希望這一米八高的書中有若干本在幾十年後還能重印，還會被偶爾提及。這當然是我一生唯一的自我期許。

但是你為什麼還要經商，為什麼還要離商業那麼近，為什麼還要錄視頻、做音頻，在自媒體經營乃至新項目投資中耗費那麼多的時間？為什麼要讓商人的身份干擾你文人的「清譽」？

4

我想，我是被兩個東西「害」了，一個是好奇心，一個是德魯克。

好奇心是被席捲而起的新文化消費撩撥起來的，在移動互聯網浪潮和新工具的推動下，在今天，一位寫作者的創作狀態和讀者關係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作為一個極小眾的財經作者，你可以擺脫平台的局限，在新的媒體環境下，以更高的效率傳播你的思想。

我不能抵抗這樣的誘惑。

我所有的寫作是為了影響人，而不是自娛自樂，如果我能夠獨立地掌握新的工具，為什麼還要寄生於任何的組織？更何況，這一輪的變革，讓內容生產者具有了直接變現的商業可能，若不投身其中，會不會有別樣的後悔？

德魯克「害」到我的，是他對商業觀察者的自我界定——你必須是一位「介入的旁觀者」。

《旁觀者》是德魯克自傳的書名，在這位老先生看來，旁觀者並不是冷漠消極的人，相反，他應當積極觀察身邊的人和事。德魯克一生寫了六十多本專著，同時從事過多種職業，編輯、記者、證券分析師、教授和管理諮詢師，他還參與創辦了一間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管理學院。

我們今天所身處的商業年代，其變化迭代的速度顯然比德魯克時代更加的快速和令人產生陌生感，如果你不是以一種積極的姿態介入其中，很難發現真正的變化。過去的兩年半里，你在吳曉波頻道讀到的幾乎所有轉型案例和創新事件，都是我用腳跑出來的，而絕不可能在書齋中杜撰可得。

以旁觀者的姿態介入，以獨立、建設性的精神看待商業以及參與商業——我願意用這樣的答案，回復所有關心我的同學們。

5

那天演講結束後，時間已經很晚了。師兄租了幾輛自行車，一定要陪我在校園裡逛一圈。

在料峭的深冬寒風中，在一枚深黃色的上弦月的照耀下，我們幾個老男人搖搖晃晃地騎行。

我們去了當年的六號樓——如今它居然成了女生宿舍，去了教學大樓，去了相輝堂，去了新聞系最早的辦公小築，去了陳望道塑像的草地和經常「鬧鬼」的小土坡。在那些地方，我們青春時的理想曾在風中飄。

師兄如今的狀況比他主理FT中文網時要鬆弛得多了。

我知道他想要我堅持的是什麼。

有最後一個問題，師兄一直沒有當面問我：你怎麼保證你仍然是一個優秀的、獨立的寫作者？

師兄，我想答案是有的——

作品和時間。（文/吳曉波）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