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寅初史評：北大主義 犧牲精神-傲骨篇7

摘要：此種斧鉞加身毫無顧忌之精神，國家可滅亡，而此精神永久不死。既然有精神，必有主義，所謂北大主義者，即犧牲主義也。服務於國家社會，不顧一己私利，勇敢直前，以述其至高之鵠的。

（1956年，馬寅初出席全國政協二次會議。左為張奚若、右後為康生。新華社鄒健東攝。）

北大主義 犧牲精神

「我首先是馬寅初的馬，也是馬克思的馬！」

馬寅初「左轉」後，發自內心擁護中共，也講政治。恰如《聖經》所說的「我因為信，所以如此說話。」新中國成立後，他早早為自己未出世的第三代取好了名字：「思潤」、「思澤」、「思東」……，「幾乎每個孫輩的名字都表達了對人民領袖的景仰。」（徐梅、易潔《馬寅初：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一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

1951年6月1日，他在沙灘紅樓前舉行的北大校長就職典禮上說：「同學們或許要聽我的建校方針，這點不免要使諸位同學大失所望。我認為建校方針是中央所定，一個大學校長只有工作的任務，沒有建校的方針。一個校長應以執行中央的政策、推動中央方針的貫徹為任務！」

他遵守「政治規矩」，任北大校長兩個月後，北大率先在全國高校發起「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的學習運動。對一些政治問題從不輕率表態，經常說，「這個事情應當請示江先生，我們是有分工的，他做得比我好。」江先生指江隆基，時任北大黨委書記兼副校長。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公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5月，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座談會，不少人提出黨委撤出高校的建議。馬寅初這次沒有被「引蛇出洞」，在會上大聲反對：「學校黨委制有他的好處，以北大為例，有8000個正規生。這8000人的思想、家庭情況，黨委都知道。如果黨委退出去，我是無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長，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做了，山也不能爬了，身體也不能鍛煉了！」

1957年10月，中共從國家機關抽1000多名領導幹部，充實加強高校這個意識形態重鎮的領導。原鐵道部副部長陸平擔任北大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北大改為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馬寅初這個「校長」更務虛了。

建國之初，中共十分器重馬寅初，對其政治、生活待遇倍加關懷。1949年，他擔任浙江大學校長和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在杭州和上海兩地分別配備住所。12月8日，周恩來指示陳雲代其給華東軍政委員會起草電文，「馬寅初現僅拿浙江大學校長薪水，不夠生活開支。請研究可否酌量發給一部分津貼或辦公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中冊，第12頁）

1955年，國家實行工資制度，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定為行政二級，馬寅初定為行政三級，與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同一級別，高於部長、其他全國人大常委。馬寅初的配車，和毛澤東、宋慶齡等領導人一樣，是蘇聯產的吉斯車。部長的標配是吉姆車。

但是，馬寅初並未沉醉於這些待遇，更不視之為「賞賜」，憂國憂民的本色依舊，堅貞不屈的本性未失。「以學術專長為基本，以富民強國為己任，以擔當道義為天職。這在馬寅初一生中有最鮮明、最強烈的體現。」（徐斌《重讀馬寅初的五個視角》）

他參與起草《共同綱領》，企圖把「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的理想，用國家大法的形式確定下來。社會主義改造加速完成，「一邊倒」專搞計劃經濟了，英雄缺用武之地，他從此淡出經濟決策界。原創的《新人口論》受到大批判，他頂住巨壓，決不屈服，更是彰顯其早年所倡導的「北大精神」。

1927年12月20日，杭州舉行北大建校29周年紀念會，馬寅初作《北大之精神》的講演，倡導愛國主義和自我犧牲。「回憶母校自蔡元培執掌校務以來，力圖改革，五四運動，打倒賣國賊，作人民思想之先導。此種斧鉞加身毫無顧忌之精神，國家可滅亡，而此精神永久不死。既然有精神，必有主義，所謂北大主義者，即犧牲主義也。服務於國家社會，不顧一己私利，勇敢直前，以述其至高之鵠的。」

他勉勵校友們，「北大昔日既為群眾之導師，今而後當如何引導人民，打破家庭觀念，而易以團體觀點；打破家庭主義，而易以國家主義，恢復人生固有之犧牲精神。」只是80多年後，北大的錢理群教授依然感慨，大學培養出一批「絕對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2016年11月14日，【山水微言·119】。本文為《馬寅初：「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直至戰死為止」──「師表校魂」大學校長系列之五·馬寅初史評·傲骨篇》連載第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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