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羅：被他改變和改變了他的世界

從得知菲德爾·卡斯特羅病逝的消息到決定臨時更換封面故事，我們用了不到兩小時。而從組稿方案確定到所有文章撰寫完畢，總共花去兩天兩夜。堪稱周刊歷史上最緊張的幾次專題報道之一。

對我們這個以「70後」和「80後」為主體構成的采編團隊來說，卡斯特羅的離去並不會觸發太多關於情懷的詠嘆——我們對全球化、互聯網和人工智慧所知甚多，對「冷戰」、革命和「槍杆子里出政權」則缺乏切身體驗。當我在閱讀邁克爾·多布斯的著作《午夜將至：核戰邊緣的肯尼迪、赫魯曉夫與卡斯特羅》時，除去毛骨悚然外竟無一言可發。因此，當同事付曉英微微抱怨幾位年長的受訪者除去情緒激動外完全不曾提出任何新觀點時，我只能回答：「但他們的激動是有時代印記的。那種親身體會的觸覺，我們取代不了。」

菲德爾·卡斯特羅

我相信在最近幾天關於卡斯特羅功過評價的種種新媒體刷屏中，大部分撰稿者也和我們一樣，年輕、自以為理性，在激揚文字時帶著一種宣洩的快意。但這種快意，究竟是來自那個表達欲過剩的自我，還是真的與那個曾經在這顆星球上生活了90年的卡斯特羅其人有關？當我們在談論革命與犧牲，自由與恐懼，平等與匱乏，鬥爭與和解時，究竟是帶著對人性和歷史的深刻體悟，還是僅僅在搬弄一些抽象生硬的概念？在迫不及待地利用卡斯特羅的例子來佐證自己關於政治的幾項簡單結論之外，我們對這個人究竟了解多少？

甚至對那個看似毋庸置疑的「革命者」的身份界定，我也時不時會感到懷疑。當卡斯特羅由一個對馬列主義學說知之甚少的傳統民主革命者驟然轉變為激進、亢奮的「熱帶共產主義者」時，究竟經過了怎樣的心路轉折？當他在1962年鼓動赫魯曉夫以絕不退讓的姿態面對美國，並且宣稱自己已經做好了在核戰爭中犧牲上百萬古巴人的準備時，他的底氣和動力從何而來？他的治國實踐為何始終抗拒在蘇聯和東歐曾經出現過的那種嚴密的科層化管理模式，而訴諸了富於浪漫氣息的廣場政治和「歡呼裁決」？當他在20世紀90年代被迫重新回到部分的商品經濟和市場開放道路時，又是如何說服自己放棄30多年的烏托邦理想？

1959年，卡斯特羅訪問美國

當我讀到《紐約時報》關於這位古巴領導人的訃告時，心中的疑問甚至進一步加深了：將近60年前，恰恰是一位《時報》編輯關於卡斯特羅的長篇採訪記，使這位活躍於馬埃斯特臘山間的學者型羅賓漢第一次出現在全球公眾的視野中；大鬍子、綠軍裝、雪茄煙等「菲德爾神話」最著名的象形符號，同樣是由《紐約時報》所創造。他們是否會意識到：對佛羅里達海峽對岸那個島國發生的悲劇和笑劇、經歷的滄海桑田，自己也曾發揮過相當的作用？當初那位《時報》編輯馬修斯如果還在世，依然會堅持自己的第一印象嗎？

所有這些疑問，當然不是我們倉促寫就的這組文章可以事無巨細地回答的。但我們的確做了這樣一種嘗試：從研究者和親歷者的描述中，從抵達和見證過當下古巴社會的觀察者口中，從對和卡斯特羅其人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文化符號和審美現象的品讀中，去勾勒關於這位20世紀革命活化石的重重面相。他是一位罕見的執政超過半個世紀仍能屹立不倒的第一代革命家，並且到他逝世時為止，古巴的國家領導權依然掌握在領導「七·二六」運動獲得勝利的「歷史的一代」手中。在1961年的「豬灣事件」、1962年的導彈危機以及六七十年代對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革命輸出中，古巴扮演了與它的人口規模和疆土面積完全不相稱的關鍵角色。而卡斯特羅那場漫長革命的終局，同樣令我們感到好奇和唏噓：即使是在經歷了那麼多的創舉和顛覆之後，紅色古巴依然沒能擺脫曾經困擾蘇東國家數十年之久的停滯、壓抑和短缺，開始向它曾經批判過的一切妥協。所有這一切使得卡斯特羅成為一種獨一無二的政治現象，值得我們一遍遍去追問和摸索。

2003年，卡斯特羅在古巴民族英雄José Martí的雕塑前

我甚至也會在不經意中想起：1953年發動「七·二六」革命之初的卡斯特羅和今天我們中的許多人一樣，不曾開辦過一家商店、不曾運營過一家企業，所有的社會經驗都來自大學時代領導學生社團的記憶。但高人一等的文化水平和理想主義情結使他比那些謹慎、持重的企業家和政治家更有執行力，更熱衷於將頭腦中關於「平等」、「自由」、「民主」的抽象理念付諸落實。而古巴恰恰給了他這樣一次進行巨型烏托邦政治實驗的機會——拋棄一切傳統和民情，也不要被嗤之以鼻的軟弱情感和家庭關係羈絆，單單是基於「理性運行的法則」去行事，甚至按照「21世紀理性人類」的標準去培養和造就一種類型完全不同的人。卡斯特羅的實驗失敗了，但我們在人生中的某一時刻，是否也曾有過如此宏偉而自信的「創造」企圖？

卡斯特羅曾經改變和創造過世界歷史的某一局部，而他自己同樣是歷史和觀念的產物，並最終不得不服膺於總體歷史的朝向。他對傳統和民情之頑強生命力的蔑視，他對「骯髒」的商品經濟和自由市場的厭棄，他的浪漫恣肆的群眾運動大潮，在法國、俄國、東歐、中國的歷次現代革命中都能找到共同點和相似性。他對塑造「新人」和創建巨型道德共同體的執念，思想源流甚至可以上溯至古希臘和西歐啟蒙運動。對他的偉大革命及其遺產的評估，足夠將整個政治思想史貫穿起來，以超越狹隘的偏見，抵達理智和清明的境界。

最後，菲德爾·卡斯特羅首先是一個活生生的、在現實中真實生活過的人。他的熱情洋溢與輾轉反側，肆無忌憚與認清現實，目空一切與無可奈何，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都是「現在進行時」。籍由對他的觀察和記錄，我們也在繼續完善關於「人」的認知，關於我們自己的認知——認清現實為理想劃定的邊界，認清某些看似平常但屢屢兌現的共通規律，認清可能與不可能，認清最真的善與最深的惡。孫盛陽秋、所南心史，言在彼而意在此；我們因卡斯特羅之死而起的激動與憤懣、感懷與追問，亦復如是。（文/ 劉怡）

轉自「三聯生活周刊」微信公眾號（lifeweek），騰訊文化合作媒體，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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