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電影講的遠不是生育的艱難，而是階級的苦痛

作者｜閔思嘉，「文慧園路三號」形象代言人

一部拍生孩子的紀錄片，我們能夠想像到它的很多樣貌。它一定是血腥的，也顯然是痛苦的，它一定飽含敬畏，當然也滿載現實。

因為生育，是自然給予女性的饋贈，但從宗教意義上來講，它又是以「流血」和「疼痛」為折磨的的懲戒，標誌著女性生育能力的月事亦是如此。而在以「家庭」為社會最基本單位的現在，生育的痛苦與喜悅，或許也並不是只由女性來承擔了。丈夫、父母乃至家庭中的其他成員，也都承受了起了「生育」所帶來的種種附加元素。

因此，「生育」這件原本單純的行為，搭載上了更為複雜、更為多元的現實困境。而當我們都去關注女性在生育上所遭受的痛苦之時，我們可能就會忽略掉這些現實模糊的面貌。

片中充滿各種震撼性的出生鏡頭

《生門》就是這樣講述了「現實」的影片，它不僅在題材上足夠現實——記錄分娩的整個過程，還在反思上足夠現實。這種反思體現在《生門》的拍攝對象的選擇上。在連續跟拍了700多天，拍攝了40多個家庭迎接新生命的誕生之後，《生門》選擇了4個家庭作為電影的主要部分。這4個家庭都是高危產婦和早產兒的案例，這樣的情況則意味著高額的治療費用，以及遊走在生死線邊緣的剖腹產手術。

在這樣的選擇之下，《生門》中四個故事就又往現實逼近了一步，雖然這種逼近，是帶有某種選擇性的，是指向貧困和苦難的。但是這種逼近，也是最為殘酷，失卻尊嚴，連拍攝者的道德性都要受到拷問的。

對於普通正常的生育來講，分娩加上住院費用只需要2000元上下，但到了胎盤錯位、疤痕子宮這樣的高危產婦+早產兒的案例身上時，光是剖腹產的手術費用就要5萬元，這還不算早產兒出生之後在保溫箱中高達數10萬元的費用。

錢，生男孩，成為了《生門》中最常出現的字眼。

《生門》分別講述了4個這樣的家庭。

天性樂觀，金錢上沒有太多困難，執意要保住子宮，卻在手術中差點死去的的夏錦菊。

身患糖尿病，懷了雙胞胎，隨時有可能大出血，手術費用要5萬元卻連5000塊都拿不出來的陳小鳳。

為了不被村裡人嘲笑，已經有了兩個女兒，同樣經濟困難也執意要第三胎生個男孩的曾憲春。

胎兒疑似不健全，擔心人財兩空，家人執意要引產的李雙雙。

這樣看下來，《生門》所講述的話題的領域，早就超出了「生育的痛苦」、「母親的偉大」這樣的界限，而是直接指向了現代國度中掙扎在階級底層的群體。

拿不出錢來的張小鳳家庭，想要借用醫療保險體制報銷未果、嘗試用農村房屋抵押貸款卻受到制度限制，即便最後借用民間高利貸補齊款項，也只夠手術費用而已，早產兒雙胞胎的花銷和未來依舊是個未知數。

執意要「生男」的曾憲春家庭，則幾乎代表著最廣大的鄉間村落群體的生育觀念——「我們農村和你們城裡不一樣，如果家裡沒有一個兒子，一定會被看不起的，他們甚至還會罵你、欺負你。」

夏錦菊為了保住子宮幾乎喪命。

而在李雙雙家庭這裡，孩子的生命被折算成百分數字，與手術費用放到一起權衡著性價比。

就此，《生門》彷彿真的變成了一道門。門的這邊，是病床上母親的掙扎與分娩的痛苦；門的另一邊，是龐雜現實凋敝與冷酷的一面。母親的痛苦是實在的苦痛，或許只在孕育和分娩的前後時刻。但現實的可怖卻形成了綿延不斷的時間長河，在新生命即將到來的時刻抹去了所有人的尊嚴，並一直持續著。李雙雙的家庭，連用一支葯，都要小心計算著這個數字究竟值不值。

我們完全可以設想，相同的案例如果發生在經濟尚可的城市族群身上，一定會是另一番景象。至少它會在「消費能力足以承擔這一切」的偽飾之下，不那麼毫無尊嚴、不那麼指責體系、也不那麼詰問人倫。當然，它也必定不那麼戲劇化和電影。曾經導演過艾滋病紀錄片《好死不如賴活著》的陳為軍導演，在「現實的戲劇化」方面，顯然有著極強的把控能力。

《生門》這樣對苦難階級的紀錄，很容易讓人想到已經去世的紀錄片導演米歇爾·格拉沃爾。

格拉沃爾以拍攝「貧窮美學」的「全球化紀錄片」三部曲而聞名，《妓女的榮耀》把鏡頭對準了泰國「金魚缸」、 孟加拉貧民窟妓院、墨西哥紅燈區妓女的生活，《工人煉獄》則紀錄了世界五地生活在體力勞動金字塔最底層的體力勞動者。片中來自階級、身份與族裔的苦難，和《生門》中貧窮的困窘、重男輕女的生育觀念有著微妙的相似性。

妓女的榮耀 Whores Glory (2011)

所以，《生門》相對於生育的艱難而言，講的其實是階級的苦痛。

這是只會發生在特定階級群體上的故事，也是只會發生在特定階段群體身上的苦難。

當然，普通母親的痛苦亦是無法忽視的，生育的痛苦與偉大，共存在每一個母親身上，只不過《生門》從40多個家庭中選擇出來的這4個，有著更為多元、複雜而具有現實批判的意旨。它真正放大了現實主義題材式的紀錄，將「生育」從生育的單純意義中抽離出來，以現實主義式的命題放大了「門」的象徵意義。

「門」一方面意味著新生命的誕生，一方面也意味著相關人群社會角色的改變。他們成為母親、成為父親、成為需要承擔生命意義與責任的、變換了身份的人。「生育」也就不再只是單純的新生喜悅或新生期待，而是步入了時代洪流和社會的文化環境中，因為背景、身份、階級的迥異而擁有了迥異的苦難。

這才是《生門》作為一部紀錄片最大的現實意義，它認可生育的偉大，也直面生育的現實，它將生育放到了那曾被我們忽視的環境中，讓我們重新連接起生活與環境的關係，這是十足誠懇，也十足冷靜的紀錄精神與紀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