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詩是消過毒的，不會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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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于堅的人都知道，此公有一種把風雅日常化通俗化的天賦，表面憨直，實際骨子裏風雅得很，像泡咖啡館這樣的事情，早在七十年代他就已經開始了。那時候，昆明最火的咖啡館是南屏街上越南人開的「南來盛」，咖啡五毛一杯，在咖啡館裡看書、聽吉他彈唱……

——劉靜《于堅，不像一個詩人》

▎于堅，不像一個詩人

五年前，我還在南方小城裏做著我的文學夢。一天我在單位，正看著《南方週末》發的于堅的隨筆《風雨之前》，一個又黑又壯的漢子徑直走了進來，黑漢子像座大山一樣擋住了門框裏的光線，他看著我的報紙，問：「你喜歡這個人寫的東西？」我說：「喜歡。」他像豐收老農那樣滿意地看著我，又問：「格（昆明話：『是否』之意）想見見他？」我說：「可見可不見。」黑漢子自告奮勇地說：「我就是于堅。」我幾乎是跳起來反駁道：「怎麼可能，你怎麼可能是于堅！」

在我的想像中，詩人不是他這個樣子的，他長得像鐵匠、屠夫和礦工。突然間我看見了他耳朵上的助聽器，我說：「哦，是，你是于堅。」于堅指了指自己的耳朵，我們都心照不宣。

關于于堅，很多做夢要當詩人的孩子都讀過那首《尚義街六號》：尚義街六號/法國式的黃房子/老吳的褲子晾在二樓/喊一聲胯下就鑽出戴眼鏡的腦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一次校園文學聚會上，于堅朗誦了這首純粹老百姓語氣寫成的詩歌，從那一天起這個戴著助聽器、剃著光頭的校園詩人慢慢被人熟悉。

現在的于堅：120平米的家，一個13歲的女兒

在我們經歷無數次跳槽的時間裡，于堅始終做著他的第一份工作。從大學畢業至今近二十年，于堅一直是雲南省文聯所屬的《雲南文藝評論》編輯部的一名編輯，九十年代《大家》創刊後，于堅負責《大家》詩歌部分的組稿工作，業餘時間寫點兒詩，于堅說：「一份正常的收入，可以讓我不用為了錢去寫作。」當我問他是否還有別的社會身份的時候，他說：「我沒有別的身份，就是詩人。」

以前，于堅住在昆明最漂亮的一條街——尚義街，妻子的單位分了房之後，于堅一家便從那條因他的詩成名的小街搬走了，新的家離尚義街不遠。戀愛17年，有了一個120平米的家和13歲的女兒，這是于堅生活的基本內容，日常生活正常得不像是一個詩人，于堅卻說：「正常是對一個人的最高評價。」

他不喜歡夜生活，晚上輔導女兒作業，11點就睡覺。作息時間像個生活在古代的人，別人還在狂歡他們一家就睡了，第二天公雞一叫就起床，工作到11點出去逛書店。這個光頭詩人愛溜達愛逛書店是出了名的，從文革時的「自由交換」書市算起，到後來新華書店開張，再到現在隱身於昆明城中七零八落的個體戶開的小書店，逛書店消磨了于堅的小半生時間，從書店營業員由小姑娘變成了婆娘，「光頭」年復一年地逛蕩著，套用一句濫俗的話講：于堅不是在書店就是在去書店的路上。

當年的于堅：工廠的「虐待」讓他的聽力更糟

「鏈黴素耳朵」在現在的孩子看來有些奇異，但生於七十年代的我看來一點不奇怪。那些年，鏈黴素是最常用的抗生素，打多了會把耳朵打聾。于堅不幸地擁有了一雙被鏈黴素打壞的耳朵，在他小的時候，聽力其實還不算太壞，只是聽不清細小的聲音，要聽清它們，就不得不動用想像力和眼力。

16歲不得不結束在學校的學習，去工廠當工人，因為耳朵不好的緣故還特意跟分工的人打招呼，希望得到一點關照。最後還是被分到全廠機器聲最大最響的那個車間，幹的是一個與眼睛作用至關重要的工作，在鍛鉚車間，震耳發聵，一切都必須看在眼裏，否則就會出工傷事故。這個工作與詩歌的所謂「詩意」完全是水火不相容，但正是這種生活造就了他作為詩人的特殊細胞。這樣的工作，使于堅與世界的關係不再是想當然的，而是看得見的。要知道在一個對一切視而不見的時代，虛構一種生活比看見一種生活要容易得多。

文革後于堅離開工廠，耳朵變得更壞了，必須要藉助助聽器才能進行正常的交流。對於這段往事，他曾憤怒地說：「這是我青年時代無法忘記的事情，起碼的人道主義都沒有了。」

「裝酷」的于堅：在虎跳峽，他徒步走了47公里

于堅喜愛步行，在有陽光的下午，人們會看見一個光頭男人，穿著T恤，背著個大得嚇人的包，從昆明的某一條小巷走過，他東張西望或想著什麼，同他打招呼，他一定聽不見。

從昆明城東走到城西，再走出昆明城，最得意的一次行走是1998年去麗江虎跳峽，當時暴雨沖斷了公路，夥伴們準備打道回府，于堅卻堅持直奔虎跳峽，暴雨中走了47公里，雨水夾雜著岩石從身旁飛過。

這場面、這陣勢實在是一個特立獨行、遊走江湖的浪漫形象，於是一本國內著名的時尚雜誌，把于堅順理成章地塑造成了一個「暴走一族」的符號。于堅很無奈，滔滔不絕地說：「我從小喜歡步行，就像我父親、母親、外祖母那樣的步行，怎麼就被拔高成這麼一副裝酷的模樣了？這個時代太不正常了，一個正常的人卻被看成了有個性。」

就交通工具問題于堅蒙受的不白之冤不止這些。一次，在一個文學年會上，他騎著車趕到會議現場的時候，開車或打車來的人都用「那樣」的眼神瞧著他，更有人扔下一句——「裝酷」。

對此于堅已經申訴了很多遍，他說：「我沒有汽車當然就只能走路或騎車了，這麼一件自然的事情怎麼就被搞得像是在做秀、裝樣了？」

風雅的于堅：泡咖啡館，他七十年代常常這樣做

于堅不常出門，很少參加文學活動。他說所有的城市都千篇一律，小時候想去北京、上海，現在連昆明都呆煩了。他覺得北京是最不熱愛日常生活的地方，而日常生活狀態在南方最常見。

瞭解于堅的人都知道，此公有一種把風雅日常化通俗化的天賦，表面憨直，實際骨子裏風雅得很，像泡咖啡館這樣的事情，早在七十年代他就已經開始了。那時候，昆明最火的咖啡館是南屏街上越南人開的「南來盛」，咖啡五毛一杯，在咖啡館裡看書、聽吉他彈唱，該有的全有了，不該有的俺們就不知道有沒有了。

反正說起現代漢語中一些和咖啡館相關的詞語，比如女詩人、比如愛情，于堅諱莫如深，一旦問及「對某幾位女詩人如何評價」諸如此類敏感問題時，一律以「要麼我們別說這個」當藉口，連逃帶跑，草草滑過。

基於此，于堅有些鄙視現而今那些坐咖啡館的小資。他說，那些小資以為喝喝咖啡就叫時髦，小資文人把坐咖啡館當成一種身份的象徵，但是大家心裡面都清楚，這樣的生活對大多數人來說不過是偶然為之、浮皮潦草的表面現象。

思考的于堅：他說，牛就是農民的賓士車

因為不喜歡湊熱鬧，因為耳根比較清靜，于堅除了寫詩，也琢磨一下人活著這件事情。

見身邊的人都在為大「house」流汗，他不禁要問：「一個人住得了那麼多房間嗎？」

見大夥兒都在為「大奔」拚命，他不禁要問：「難道一頭牛不是一個農民的大奔嗎？」

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四室五廳」都需要「大奔」，但現在的人卻都千篇一律地認為「四室五廳和大奔」是唯一的標準，他說，這樣的生活一點兒不好玩。

于堅說，他有個朋友，明明只住著10平米的住房，卻偏偏要買34寸的大彩電，結果一看電視就頭暈。

他還說，他知道一個小孩，可以對著電腦聊三天三夜，但對著活人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又說，有時候看電視上的智力遊戲，大明星們被主持人問：「巴黎有幾個廁所？」所有的人都在假模假式地凝神思考，是100個還是1000個？沒有一個人敢坦率地說：「沒去過，不知道。」「你看，大家都在裝樣兒。」

一本正經地拿人開涮，順便思考思考人類的愚昧，是于堅的長項。

說起生活中那些好笑的人和事，于堅的話滔滔不絕，但不是調侃，因為他自始至終很嚴肅地在說，因為他確實是一本正經地這麼想。

詩人的于堅：北京沒好詩人，海子的詩太年輕

「好的詩人都在外省，北京沒有好詩人。」那天電話裏，于堅撂了句狠話。俺緊緊追問：「當今詩人誰最狠？」電話裏于堅沉默，片刻後說：「我的詩是消過毒的，不會害你。」再問：「海子的詩怎麼樣？」答曰：「海子的詩太年輕，適合年輕的時候看。」

說到當今女詩人，于堅說：「尹麗川算是比較正常的一個。」

于堅首先聲明，自己不喜歡在神經質狀態下寫詩，不喜歡神經質狀態下，讓人發狂、扭曲的詩。其次是，作為「口語化寫作」的代表人物，于堅嚴重輕視才氣。一說起「才華」這個詞，于堅滔滔不絕起來，喜用排比句式，和余華有一拼。

于堅說：「詩人最怕的就是才氣。我每個毛孔裏都是才氣，不要跟我玩才氣。生活如此明亮如此遼闊，人們為什麼要來看你寫的詩，哪個人來看你的小資的東西，你的那些小傷感、小情緒最好還是鎖在抽屜裏，自己去感動吧。如果詩歌不能讓人熱愛生活，感激大地，最好不要拿出來害人。」

喜歡閒逛，愛打網球愛游泳，喜歡費里尼的影片，會修自行車，曾經聽崔健，現在聽古典。不喜歡出差，因為不喜歡坐飛機，不喜歡吃會議伙食，不喜歡住賓館，特別不喜歡各類筆會上跟人談詩。他就像一塊大石頭，放在昆明翠湖邊，一放就是半輩子。

這就是于堅，詩人于堅。

作者：劉靜，記者。

題圖：Portrait of the Poet Voinov，Ilya Repin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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