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詩人」？——唐宋士大夫精神生活側寫

儒學 12-19

誰是詩人？當唐宋士大夫談論起「詩人」，不僅是在說「寫詩的人」，而是在討論一種特殊的身份與人格。

誰是「詩人」？——唐宋士大夫精神生活側寫

辭彙的變遷，往往意味著思想文化、社會風氣的變遷。比如「詩人」這個詞，現在有點罵人的意思。不僅因為現在的詩本身有問題，不夠讓人尊敬，而且因為「詩人」代表了某種人格、人性，比如放浪、落拓、邋遢、矯情、猥瑣等等。這頗能見出詩歌乃至文學在當代社會的處境，由此又能燭照出當代人的精神生活諸面相，比如娛樂化、信仰缺失，等等。同樣的道理，唐宋士大夫談論起「詩人」，也不僅是在說「寫詩的人」，而是在討論一種特殊的身份與人格。

陸遊有一首著名的七絕《劍門道中遇微雨》：「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這幅陸遊自畫像，常讓我想起蔣兆和先生畫的杜甫像，也讓我想起蔣先生本人。杜甫，陸遊，蔣兆和，一律是骨骼清奇、憂憤深廣的樣子，代表了一種最典型、最深入人心的「詩人」形象——如果說「詩」是「窮而後工」的話，那麼「詩人」就應當是「窮而後帥」了，越窮愁越有「范兒」（李白那樣的就不是「詩人」，是「詩仙」）。

然而，有趣的是，儘管杜甫詩中不乏對自身形象的精彩刻畫，比如「乾坤一腐儒」、「艱難苦恨繁霜鬢」，但是他卻從來沒像陸遊那樣，清醒地把自己界定為「詩人」。翻遍杜甫的詩集，居然只出現了一次「詩人」，即《留花門》：「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這是「詩人」一詞最原始、最質樸的用法，意思是「《詩經》中的作者」，因為《詩經·小雅·六月》有「薄伐玁狁」之句，這裡是用典。翻翻《昭明文選》，也全是這種用法，比如王粲《從軍詩》：「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詩經·魏風·碩鼠》有「逝將去汝，適彼樂土」之句，所以這裡的「詩人」也是指「《詩經》中的作者」。

再繼續翻檢《全唐詩》，我發現從初唐到中唐，「詩人」除了指稱最為經典的「《詩經》中的作者」，而且也開始指向唐人所欽慕的南朝詩人甚至當代詩人。比如張繼《華州夜宴庾侍御宅》：「酒客逢山簡，詩人得謝公。」李端《得山中道友書寄苗錢二員外》：「詩人識何謝，居士別宗雷。」李白《游水西簡鄭明府》：「鄭公詩人秀，逸韻宏寥廓。」然而，無論具體何指，上述「詩人」都意味著特定的「經典作者」，都不脫「寫詩的人」之本義。

誰是「詩人」？——唐宋士大夫精神生活側寫

從中唐開始，「詩人固窮」的觀念才真正萌生，「詩人」之名才帶上一層意味深長的牢騷，顯示了一種特殊的身份——盤桓下僚的寒士。孟郊最先喊出了寒號鳥一般的苦吟：《送淡公》：「詩人苦為詩，不如脫空飛。……倚詩為活計，從古多無肥。」《哭劉言史》：「詩人業孤峭，餓死良已多。」《吊盧殷》：「詩人多清峭，餓死抱空山。」白居易更善於總結，其《讀鄧魴詩》說：「詩人多蹇厄，近日誠有之。京兆杜子美，猶得一拾遺。襄陽孟浩然，亦聞鬢成絲。」這就大大擴張了「窮愁派」詩人的陣容。此後直到晚唐五代，大大小小的詩人都在嘟囔著「詩人固窮」的調調，而且越寫越偏激，越說越有理。比如林寬《長安即事》：「暝鼓才終復曉雞，九門何計出沈迷。樵童亂打金吾鼓，豪馬爭奔丞相堤。翡翠鬟欹釵上燕，麒麟衫東海中犀。須知不是詩人事，空憶泉聲菊畔畦。」前六句都在渲染富貴，最後才說「須知不是詩人事」，頗有點「階級對立」的意思。

到了北宋，「寒士」們搖身一變，成為科舉考試中的新寵、士大夫政治中的新貴。「寒號鳥」們也噤聲了很長時間。從宋太祖到宋仁宗，這幾朝詩歌中都極少看到「詩人固窮」的論調。等到神宗朝變法一起，倒霉的人又劇增起來，詩人們重新嘗到了「窮餓」的滋味。表面上把孟郊詩譏作「寒蟲號」的蘇東坡（《讀孟郊詩二首》），背地裡也頗嚎了幾嗓子孟郊式的苦吟。比如《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虢令趙薦以詩相屬戲用其韻答之》：「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餓。」《次韻張安道讀杜詩》：「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次韻李公擇梅花》：「詩人固長貧，日午飢未動。」蘇東坡振臂一呼，此後哭窮哭慘的聲音就不絕於耳，比如陳師道、張耒、強至、呂本中、王十朋、周紫芝，都發過牢騷，這樣一直綿延到陸遊。陸遊的牢騷也絲毫不遜色於孟郊、蘇軾。比如《芳華樓賞梅》：「不惟豪橫壓清臞，聊為詩人洗寒餓。」《飯後自嘲》：「詩人要疏瘦，此日愧膨脝。」《老學庵北窗雜書》：「本慕修真謝俗塵，中年蹭蹬作詩人。」《秋晩》：「竹竿坡面老別駕，飯顆山頭瘦拾遺。自古詩人例如此，放翁窮死未須悲。」讀到這麼多窮愁之音，我們就不難理解陸遊會在「細雨騎驢入劍門」這幅自畫像的題頭寫上「詩人」二字了——「詩人固窮」，既是中唐以來的傳統觀念，也是陸遊個人的人生感悟。

然而，再仔細翻翻陸遊的詩集，又會發現另一種口吻、另一種心態。比如《冬夜吟》：「造物有意娛詩人，供與詩材次第新。」《秋夜》：「人人解說悲秋事，不似詩人徹底知。」《南園觀梅》：「高標賴有詩人識，絕艷真窮造物工。」《東園觀梅》：「高樓吹角成何事，只替詩人說斷腸。」《小雨》：「未必便為畊隴喜，天公分付與詩人。」這些句子，感情色彩各異，但精神意態無二——我是詩人我獨特！我是詩人我自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陸遊喜歡強調詩人與自然之間的血脈聯繫，彷彿天光物態之中所蘊藏的美，只有詩人才能發掘，只有詩人才能享受「天光雲影共徘徊」的幸福，甚至只有詩人才是「造物」和「天公」的寵兒。這是多麼高貴的「文藝范兒」啊！不過，也許有人會說：陸遊這個老文藝、老憤青，寫了9000多首詩，自誇一下「詩人高貴」也無足怪嘛！事情真的這麼簡單嗎？

誰是「詩人」？——唐宋士大夫精神生活側寫

其實，當「詩人固窮」的觀念在中唐悄然而興的時候，「詩人高貴」的觀念早已埋藏在很多詩人的精神深處。「詩人」之所以顯得「高貴」，往往因為與隱士氣節有關，所以「詩人」常和「酒客」、「居士」、「禪客」形成對偶關係。比如之前所舉「酒客逢山簡，詩人得謝公」、「詩人識何謝，居士別宗雷」，再比如韋應物《花徑》：「朝與詩人賞，夜攜禪客入。」韓翃《題慈仁寺竹院》：「詩人謝客興，法侶遠公心。」這種對隱士的崇拜，在中唐之前多是一種空想，或是偽飾，很少有人真能耐住寂寞，更多人是貼著隱士的標籤去追逐俗世中的功名。而到中唐，尤其到德宗、憲宗二朝，隱士理想真的能在人生中落實，就是白居易所謂「中隱」，或是後來晚唐人津津樂道的「吏隱」。反映在詩歌中，它有一個更美的名號，叫做「閑適」。

李杜王孟也寫閑適詩，但他們的詩，背後都是空想；無論信奉儒家、道家還是佛家，他們的「閑適」都是空中樓閣，經不起現實來拆。只有到了白居易，「閑適」才真正紮根於人生：它不是對某種思想資源的崇拜與追求，而是現實中的隨機應變，是一種膚淺但玲瓏的智慧。白居易寫給元稹的《畫木蓮花圖寄元郎中》說：「花房膩似紅蓮朵，艷色鮮如紫牡丹。唯有詩人應解愛，丹青寫出與君看。」他寫給牛僧孺、劉禹錫的《奉和思黯自題南庄見示兼呈夢得》說：「除卻吟詩兩閑客，此中情狀更誰知。」不要忘了，牛僧孺、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是一批志同道合、患難與共的寒族士大夫，他們互相標榜為「詩人」、「閑客」，既有現實政治內涵，又有超越內涵——詩歌不僅是政治朋黨之間的密切紐帶，而且代表了一種遠離人世紛爭、親近自然真理的超越心態。所以，白居易詩集中時不時蹦出「光陰與時節，先感是詩人」（《新秋喜涼》）這樣口吻的句子，也就不足為奇了。

經歷了白居易的鼓吹之後，「詩人高貴」的觀念抓住了很多人的心靈，而且從未斷絕。更值得注意的是，此觀念原本帶有的「同道」意味，逐漸褪去，只留下最純粹的「高貴」，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是邏輯的必然。也就是說，詩人的高貴性只有徹底脫離現實性而進入超越性的領域，才能真正堅決並永恆有效。從晚唐到北宋，這種帶有純粹藝術氣質的「詩人」出現在很多詩歌中，並且幾乎都與自然緊緊維繫在一起。比如杜牧《送荔浦蔣明府赴任》：「真得詩人趣，煙霞處處諳。」李中《春日作》：「髙台曠望處，歌詠屬詩人。」貫休《古意九首》：「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范仲淹《登表海樓》：「好山深會詩人意，留得夕陽無限時。」宋祁《西園早春二首》：「其如好風景，料理愛詩人。」蘇軾《蠟梅一首贈趙景貺》：「歸來卻夢尋花去，夢裡花仙覓奇句。此間風物屬詩人，我老不飲當付君。」黃庭堅《碾建溪第一奉邀徐天隠奉議並效建除體》：「建溪有靈草，能悅詩人骨。」

誰是「詩人」？——唐宋士大夫精神生活側寫

到南宋詩中，「詩人」形象不僅高貴，而且優美，愈發顯示出詩人對「詩人」身份的自信與自得。陳與義、周紫芝、王十朋、朱松，都是孤芳自賞的行家。尤其是熱戀自然的楊萬里，其詩集中出現了眾多清風朗月般的「詩人」形象。比如《小雨》：「似妒詩人山入眼，千峰故隔一簾珠。」《昌英知縣叔作歲賦瓶里梅花時坐上九人七首》：「為憐落莫空山裡，喚入詩人几案來。」《荷橋暮坐》：「無端織出詩人像，獨立飛橋摘斗星。」《江雨》：「江天萬景無拘管，乞與詩人塞滿船。」像這樣的句子，在宋末戴復古、劉克莊的詩集中同樣屢見不鮮，比如劉克莊《紫微花》：「忽發一枝深谷里，似知茅屋有詩人。」戴復古《梅花》：「年年茅舍江村畔，勾引詩人費品量。」還有最著名的一首，姜夔《除夜自石湖歸苕溪》：「笠澤茫茫雁影微，玉峰重疊護雲衣。長橋寂寞春寒夜，只有詩人一舸歸。」這首詩的典型性，可以與陸遊《劍門道中遇微雨》相媲美。總之，從唐到宋，「詩人高貴」的觀念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先是「隱士」，然後是「閑適的官僚」，最終發展為「自然藝術家」。

綜上所述，「詩人固窮」和「詩人高貴」這兩種觀念都在唐宋時期綿延甚久、影響甚廣。到底誰是「詩人」呢？窮愁的寒士？還是高貴的藝術家？這個問題本無答案。對它的追問本身，就是一段精彩的唐宋士大夫精神生活史。從中我們可以發現：「詩人固窮」的觀念，體現了士大夫對政治的永恆依賴；「詩人高貴」的觀念，體現了士大夫對政治的自覺疏離；純粹藝術氣質的「詩人」形象在南宋詩歌中的普遍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士大夫精神生活的新動向——他們不再追求官僚、學者、文人三位一體的綜合型士大夫氣象，而是安然併合理地追求某一種身份，自覺地塑造某一類人格。這種新動向終究在明代蔚成大觀，從而造就了一個「文人」與「官僚」分庭抗禮的文化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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