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權犧牲40年後摘掉「托派」帽子

1942年5月25日，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將軍，在山西遼縣（後易名為左權縣）麻田反「掃蕩」戰鬥中與日軍激戰突圍時，不幸遭炮擊壯烈殉國。左權是抗戰中犧牲的中共最高級別的將領，然而他的犧牲卻是疑雲濃重，廣受歷史學家質疑。

至少有兩個機會避免犧牲

在突圍過程中，左權至少有兩個可能的機會生還。第一個機會是在通過第3道封鎖線時，護衛彭德懷突圍的總部直屬部隊連長唐萬成率部返回專程接應左權。唐說彭總已突出去了，北方局及黨校領導與骨幹也已大部突圍，一再懇求左權跟他走。但左權一口回絕並嚴令他原路返回保護好總部首長。

另外，左權的戰友回憶：左權在敵人炮火的猛烈轟擊下，一再叮囑戰友卧倒，自己卻站在一高地上一直大聲喊著指揮突圍，完全將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放棄了第二個獲生的機會，結果被日軍的炮彈擊中頭部，壯烈犧牲，而他當時所帶領的同志都因他的囑咐安全突圍。事後，彭德懷也不解地發問：當時日軍向麻田十字嶺我方發射了3枚炮彈，作為訓練有素的高級指揮官，左權應該完全能辨別出炮彈飛行的聲音和角度，但是他沒有躲避。這是為什麼？

而在左權犧牲之前的1941年11月，他有一封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申訴書，他在信中說：「被托派陷害一事，痛感為我黨的生活中最大的恥辱……迄今已經10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實無時不處於極端的痛苦過程之中……故向黨提出要求，請將我的問題做結論，洗滌這一不白之冤。」

「留黨察看8個月」處分背10年

「托派」一事要追溯到1928年。當時左權在蘇聯學習，一天他和一些留蘇同志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頓中國飯，王明知道此事後大做文章，說他們是「江浙同鄉會，有托派嫌疑」。左權受到嚴格審查，自此戴上了「托派嫌疑」帽子。

托派全稱是「托洛茨基反對派」。在左權戴上「托派嫌疑」帽子前，蘇聯共產黨內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兩派之間進行過白熱化鬥爭，托洛茨基1927年被開除出黨。

1932年中央根據地開展肅反，有人向臨時中央檢舉時任紅十五軍軍長的左權曾收藏過「托陳取消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在托洛茨基直接撮合下成立）的文件。關於「文件」一事，後來左權上書中央時做了說明，應該說那只是一個誤會。但臨時中央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有人沾上「托派」的嫌疑，左權被降職為紅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軍事教官，並受到留黨察看8個月的處分。

直到不久後，國民黨發動對蘇區的第四次「圍剿」，前線急需將才，紅軍總政委周恩來才果斷起用左權，授以紅一軍團參謀長職務。從那以後，經過反圍剿、長征、抗戰，左權帶兵衝鋒陷陣，戰功顯赫，不斷得到升遷。然而正如左權的女兒左太北後來所介紹的：「從1932年到1942年，父親一直在前線。但他連參加黨會的資格都沒有，馬夫都有資格，他沒有。」

1941年11月，左權組織指揮了黃崖洞保衛戰，以一千人的守軍反擊五倍日軍的進攻，保護了由他親自勘察、選址建立的兵工廠。正是在黃崖洞保衛戰之後，左權向中共中央呈遞了申訴書。

犧牲40年後摘「托派」帽子

彭德懷對左權遭受到的不公很同情，他負責把左權的上書轉給中央書記處，並以個人名義建議中央撤銷對左權的不公道的處分。可是，中央一直沒有對左權的「托派」和留黨察看問題進行明確表態，左權的「苦悶」至死都未能釋然。

左權犧牲後，八路軍戰士利用日軍撤兵的間隙重返麻田村附近，將左權的遺體就地掩埋。沒想到日軍得到「左權失蹤」的消息後又殺了個回馬槍，到處尋找並挖出左權的棺木，對左權的遺體照相併登在敵偽報紙上，對左權之死大肆渲染，令全黨全軍悲慟不已。

按照毛澤東的意見，中共大力宣傳左權的英雄主義精神，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黨內、軍內主要領導人都撰文紀念左權。輕易不動筆不動情的林彪寫下長達百多行的抒情長詩《悼左權同志》，他對左權的夫人劉志蘭說：「左權從黃埔畢業後要是不去蘇聯就好了！」委婉地表達出他認為政治上的「緊箍咒」與左權的犧牲有關。

劉志蘭一直因為中央對左權的所謂托派問題沒有做出文字結論而難過。1979年她致書中組部，要求徹底為左權平反。解放軍總政治部在答覆中說：「左權同志犧牲後，中央對他有很高的評價，實際上為他平反昭雪了。」

1982年，劉志蘭又給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寫信，再次要求中央發文，取消對左權的留黨察看處分。這一次，中央出具書面文件，取消對左權的留黨察看處分，並將平反文件放入左權的檔案，他的「托派」帽子終於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