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第一個倒下的開國領袖級人物 去世時周恩來大哭

(任弼時和毛澤東在七大主席台上交談工作 資料圖)

中共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時，和妻子陳琮英一共養育了9個子女，其中有5個夭折或失散在戰爭年代。只有三個女兒任遠志、任遠征、任遠芳，以及小兒子任遠遠，在父母身邊長大成人。

任家姐妹出生在戰爭年代，和父母一道備嘗艱辛，同歷險難。近日，任遠志接受本刊採訪，動情地講述父親任弼時與母親陳琮英的點滴往事。

父母訂的是「娃娃親」

父母的婚姻始緣於封建家庭之命。1897年，爺爺的結髮妻子陳氏不幸病故。不久，爺爺續娶了我的奶奶朱氏。爺爺與前妻感情很好。續弦時，他與陳家相約，下一代人一定與陳家再續姻親。

1904年，任弼時一出生就與年長一歲多的陳琮英結下「娃娃親」。從此，他們倆青梅竹馬，兩小無猜。

我家祖上曾作朝議大夫(從四品)，後晉陞資政大夫(正二品)，隨著清廷的腐敗、衰亡，家族的官位也逐漸下降。

爺爺是一位開明的鄉村教師，一生安於清貧的教書生涯。5歲那年，爺爺到離家10餘公里的湖南省公立作民兩等小學堂任教。因路途較遠，每日往返不便，只得寄宿校中。但又唯恐兒子因缺乏指點、督促而耽誤了學業，於是，爺爺便將父親帶到作民小學同住。爺爺講什麼，他也跟著學什麼;課下，一張辦公桌，爺爺批改學生作業，父親圍前圍後，描紅習字，爺爺從旁指點;夜晚，一張木床，父子同眠。

父親11歲時，考入省城長沙的湖南第一師範附屬小學。母親陳琮英自幼喪母，因外祖父常年在外教書，從小即隨兄嫂生活，12歲便進入長沙北門外一家織襪作坊當童工。父親在湖南第一師範附小讀書的3年中，家裡的經濟狀況越來越差，已無力負擔他的全部費用。心地善良的母親常常用織襪子得到的微薄收入接濟我的父親。

危險的赴俄之路

1920年8月，就讀於湖南第一聯合縣立中學的父親被毛澤東、何叔衡等人籌組的長沙「俄羅斯研究會」派往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俄文，做赴蘇俄勤工儉學的準備。這一年，母親已是18歲的大姑娘了，明知父親此行難料歸期，卻毫無怨言地支持他的選擇，送上了兩雙她親手織的棉紗襪子。從此，兩人一別6年。

1921年春，17歲的父親藏好組織介紹信，經過職業化裝，從上海吳淞登輪啟程，安全抵達海參崴。父親因為沒有帶足夠的衣服，路上患了感冒，發高燒。海參崴一帶正流行鼠疫，海關增添了鼠疫等傳染病檢查內容。為了便於通過檢查，他們一行人分組檢查，父親與肖勁光叔叔一組。父親扮作去蘇俄謀生的小理髮匠，肖勁光扮作裁縫。肖勁光順利地通過了檢查，而父親卻因體溫偏高，以鼠疫患者嫌疑而遭扣留。這一下子急壞了父親，也急壞了肖勁光。但為了安全，他們只能佯裝互不相識。

再次盤查時，父親除了一口咬定就是去謀生外，測試體溫時悄悄將體溫計的水銀頭露在外邊，以此矇混過了關卡。兩天後，父親隻身趕到伯力。肖勁光一把抓住他，連連問道：「你怎麼脫險的?快告訴我!」

從伯力經赤塔去莫斯科，父親乘坐一輛悶罐火車，沒有開水，沒有暖氣，上車前每人領到一個像枕頭一樣的黑麵包，餓了就啃幾口，但誰也不敢多吃，因為路上不知要走多長時間。這時，蘇聯正處在革命後的政權初建及經濟恢復時期，要繼續肅清白匪，要熬過連年戰爭造成的物資匱乏。飢餓與寒冷不知奪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沿途，他們看到許多成為廢墟的工廠、礦山;看到斷壁殘垣的村莊;看到凍屍餓殍。而父親一行卻獲得了當時最高待遇—黑麵包。對此，他們深為蘇聯人民的無私精神感慨不已。

因為沒有煤，機車靠燒木柴推動。車一停，他們就下車冒著嚴寒去搬運木柴。遇到鐵路被破壞，就下車修鐵路。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悶罐火車駛過7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亞鐵路，於1921年7月9日抵達莫斯科。

時值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父親一行當即被安排在共產國際招待所—柳克斯旅館，同與會代表享受同樣的生活待遇，並讓他們以東方民族代表的身份輪流列席大會。這次大會上，列寧被選為名譽主席，並作了「關於俄共(布)的策略」的報告。父親也是在這期間見到了列寧。

1921年8月3日，父親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下稱「東大」)中國班學習。為回國從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一進中國班，每個人即獲得一俄文名字，父親叫(布林斯基)。這個名字在大革命時期他常用來簽署團中央通告。也是在此時，父親將原名「任培國」改為人們所熟悉的「任弼時」。

1924年秋，父親結束了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學習生活，返回上海，被黨組織派往上海大學任俄文教授。早在 1920年秋天，父親即在上海參加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12月在莫斯科轉入中國共產黨。父親回國不久，便參與團中央的領導工作，1925年7月，正式出任團中央總書記，先後領導廣大青年積极參加「五卅」運動，開展罷工、罷課，策應北伐等具有廣泛影響的革命鬥爭。

當時上海的一些年輕知識女性，對剛從蘇俄回國的青年運動傑出領導人任弼時，產生了愛慕之心。對此，父親毫不動心，仍舊常常思念著曾經同苦共難的未婚妻陳琮英。

15歲時第一次見到父親

1926年3月11日，分別6年的母親出現在父親面前，個頭還跟6年前一樣。她是被黨組織安排由王一飛從長沙接到上海參加地下工作的。由於從小省吃儉用和繁重的童工勞動，母親的身高一點也沒長高。

在上海簡陋的亭子間，父母成婚了。從此母親開始了新的人生，隨父親踏上了艱辛的革命征程。

1931年，中央政治局決定派任弼時去中央蘇區工作，而陳琮英這時懷胎十月，無法同行。這是他們婚後的第一次分別， 3月5日，父親離開上海，7天後，我便出生了。由於向忠發的招供，我出生才百天，就和母親一起被敵人抓進龍華監獄。後來周總理和婦救會，想一切辦法把我們救了出來。

母親出獄不久即接到周恩來電報，讓她立即離開上海，去中央蘇區工作。她把我送回湖南老家湘陰唐家橋新屋，託付給54歲的奶奶照管。6歲那年，母親把剛滿一歲的遠征妹妹也送回老家。我才又一次看見了母親。為了防止暴露身份，奶奶讓我叫母親「表姑」。

又過了不到一年，和我們相依為命的奶奶突然病逝，我和妹妹成了孤兒。奶奶去世時，我只有7歲，卻像大人一樣鋤地、澆糞、種菜、抬水、洗衣服、帶妹妹，什麼活兒都干。

原來照顧奶奶生活的好心的王婆婆留下來照料我和妹妹。在王婆婆的照料下，我們姐妹倆相依為命。然而，這段日子也是非常苦的，12歲那年，我出麻疹，高燒不退，還要天天跪在井台上打水，燒菜。

一直到1946年，國共兩黨快開戰了，很危險了，王震叔叔派人把我們接到延安。15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見到父親。那一天是1946年7月11日。

見面之前我心裡特別緊張，6歲之後我從來沒見過爸爸媽媽。我就問，我媽媽什麼樣子啊?人家告訴我說，你只要看見延安誰最白，最小，最瘦，最矮，那就是你的媽媽。後來我又問父親什麼樣子?他說你父親啊，戴一個黑邊眼鏡，留一點兒鬍子，另外還拄一個拐杖，那個就是你的爸爸。

當天父親另有任務，只有母親一個人到機場接我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見到了父親，當時延安只有一條新市場大街，有一輛中吉普開了過來。母親就指著從車上下來的人說，「你快去，那就是你爸爸，你快去叫他吧。」我就使勁跑，跑過去很高興，爸爸就在我這兒親一下，他用手撫摸著我的頭，說：「大女兒你回來了。」我特高興，可就是叫不出爸爸來。結果我就摟著他流眼淚了，這是一種幸福的眼淚，我心裡在想，這下我不是孤兒了，我也有爸爸，也有媽媽了。

延安所有伯伯都叫我「大女兒」

我到延安不久，父親就把我送到了延安中學，只有周六能回家一天，周日下午又要離開。短短的時間卻讓我對父親有了極深的感情。沒有見面的時候，父親給我寫了很多信，這些信都被我珍藏著。父親是一個特別多才多藝的人，他書畫都很好，原來在武漢做地下工作的時候就開了一個畫室，隱藏身份。

平時，父親老問我們的學習，他特別關心學習，總說要好好學習，長大了以後為人民服務。在延安時，我和周總理、毛主席住得很近，毛伯伯他們也總是跟我說要好好學習，他們都關心這個。

1947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部調集23萬軍隊大舉進攻延安。父親和毛澤東、周恩來轉戰陝北，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4月13日，黨中央在陝北安塞的王家灣暫住下來。父親把我們姐妹倆接到身邊。在王家灣，黨中央的領袖們一同住在老鄉薛如謝家的一孔窯洞里。窯洞分為3間，毛主席和江青住在左邊，周恩來和陸定一住在中間，我和妹妹遠征隨父親住在右邊。

我喜歡乾淨，有一次看見被子髒了，就自己去河溝里洗。然而，4月的陝北仍然寒冷，洗完被子，我就受涼後發起高燒來。轉戰途中，部隊醫藥奇缺，只能用涼水毛巾冷敷降溫。這次生病，父親、毛伯伯和周伯伯的關心讓我牢記了一輩子。

深夜，父親坐在小炕桌上聚精會神地批改文件，起草電報。一會兒，擰一條冷毛巾輕輕敷在我的額頭上，過一會兒，再換一條。他不時用面頰貼貼我的額頭，看我退燒沒有，接著繼續工作。

周恩來伯伯也過來幫父親照料我：「好些了嗎?大女兒，還有哪裡難受?」他一邊跟父親談工作，一邊換冷毛巾為我降溫，一連幾夜都是這樣。

白天，毛澤東伯伯常踱到我們的窯洞，用家鄉話問我：「大女兒，好些了嗎?還燒不燒?以後水太冷就不要到河裡洗被子了，臟就臟點兒吧。現在是戰爭時期，等條件好些咱們再去講衛生嘛!」他又吩咐警衛員：「去問問咱們的醫生，還有沒有退燒藥，拿來給咱們的大女兒吃!」

自從和父親見面之日起，所有的伯伯們都叫我「大女兒」。

我和父親在一塊兒的時間比較短，很多事情都沒有來得及說，我小時候他太忙了，沒時間，後來解放了，但他去世早，又沒有機會了。

父親一直都很忙，他平時看文件，處理事情。有時候會跟我們打打撲克，打輸了他還耍賴，然後我們就不幹，不理他。現在想想其實我們也不應該，他平時那麼忙，難得跟我們玩一下，我們不能不理人家。

父親早逝，周總理嚎啕大哭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在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的率領下，離開西柏坡，向北平挺進。

由於過度的勞累，父親在延安時，已患上嚴重的高血壓。這通向最後勝利的一段行程，身受病痛折磨的父親大多是躺在中型吉普車中完成的。

1950年10月，父親終於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國慶一周年的慶典。這時，該不該向朝鮮出兵，一連幾日的政治局會議常常討論到深夜，儘管醫生再三強調到睡眠之時即應退席，然而，父親早已忘記了自己的病痛。就在中國軍隊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戰爭打響的第二天—1950年10月26日晚間，父親的病情突然惡化。

我當時一直守在父親身邊，父親就睜著大眼看著我，就眼睛能動，一個手能動，他看見我以後就使勁抓著我。我幾乎是跪在地下，跪在我爸爸旁邊陪著他。眼看著父親的眼睛慢慢地變渾濁了，不太清楚了。當時毛主席、周總理、劉少奇等首長，他們都來看他了，唯獨朱德總司令沒有來。那時候要出兵朝鮮，總司令特別忙。最後總司令急急忙忙趕來了，他們倆是最好的朋友，他剛走到我父親的床頭，就喊「弼時呀，弼時呀，我來看你了」。就說這麼一句話，父親昏迷了好幾天，嗵一下坐起來了，坐起來就倒下了，再也沒醒來。

我見過兩個人的過世，一個是奶奶，一個就是父親。民間我們這樣說，有放不下的事情就不會閉眼。我奶奶當年也是，臨去世的時候一直不閉眼，後來人家把我抱到奶奶跟前，奶奶看見我才慢慢閉上了眼睛。奶奶當年是不放心我，我太小，她怕去了之後沒人照顧我。父親也是這樣。

第二天中午12時36分，父親去世，年僅46歲。當時我19歲。毛澤東親筆題寫墓碑：「任弼時同志之墓」。至今刻有毛澤東手書的那七個大字的石碑，仍赫然在八寶山父親的墓前。

參加革命整整30年，父親像駱駝一樣，背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艱苦的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父親是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央領導層中第一個倒下的創業者。

父親逝世一周年時，周總理趕到我家。他和母親親切握手，又拉著我們幾個孩子，看看這個、摸摸那個。他安慰著母親，又叮嚀我們，回憶著父親的過去。我站在一旁，專心聆聽，沒有抬頭地默默垂淚，只聽他的話語夾雜著難以抑制的哽咽。突然，我被放聲嚎啕的哭聲震驚!我真不敢相信，一貫善於抑制自己的周伯伯會嚎啕大哭!

見此情景，我真為他擔心，控制著自己的悲痛，撲到周伯伯身上幫他擦眼淚，連連喊著：周伯伯別哭了!周伯伯別哭了!安慰他，卻又不知說什麼好。我的小弟也拉著周伯伯的手大哭起來。我母親畢竟是大人，他們又是老戰友，急忙擦乾自己的眼淚對總理說：「不要這樣，不要這樣傷心，國家大事那麼多，要注意自己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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