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錦:中國經濟調整期的增長新動能來自何處?
作者|劉世錦,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來源|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第三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授權《首席戰略官》發布
對中國經濟調整期的三種分析
從2008年以後,全球大多數國家都進入了一個調整期,但是不同的國家調整的理由是不一樣的。中國在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以後,過去6年的時間回調了不少。針對這個情況,由於分析框架的差異,學術界大體上有三種看法,一種是周期性波動,主要用的是凱恩斯的短期分析的框架,但是這種周期的變化已經回落了6年多了,由10%以上到了百分之六點幾,好像不是一般的周期性變化。第二個是趨同理論,說中國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中國仍有巨大的增長潛力,還可以保持高速增長很多年。第三個,也是我個人的觀點,這是一個結構性的轉變,是增長階段的轉換,由10%的高速增長將會轉入中速增長。從這樣的觀點來看,過去6年理論上就是一個轉型再平衡的過程,由過去百分之十幾的高速增長點上的平衡,轉向一個中速增長的平衡。
「兩個底部、三個指標」
中國經濟經過這麼多年的回落以後,我認為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接近底部,在此我要強調兩個底部、三個指標。從需求側來講,中國過去經濟的高速增長,需求側主要是高投資帶來的。而高投資主要是跟三大需求有關:出口、基礎設施和房地產。出口由過去20%以上的增長到現在出現負增長。基礎設施投資佔GDP比重最高的點是在2010年左右,現在是一個回調的態勢,但是它是政府維持經濟穩增長的工具,波動比較大,一般和政策的變化聯繫緊密。對於房地產,我們基本的判斷是,到2014年構成房地產投資70%以上的城鎮居民住宅的歷史需求峰值是1200到1300萬套住房,這個峰值在2014年已經達到了,以後整個投資就是走平,然後逐步下降的態勢。今年一季度在部分一線城市出現了房價飆升,繼而帶動房地產投資回升的態勢,我認為這是一個短期現象,不會持續太長時間。在今後幾個月的時間,房地產投資又會恢復到一種常態,這個常態就是低速增長,甚至零增長、負增長。這三大需求,我稱之為三隻靴子,都是會落地的,落地以後,整個投資也就觸底了。
從供給側來講,當三大需求在下降的同時,重化工業也在回落,但是回落的速度相對比較慢,於是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導致了兩個主要的變化,第一個是工業品出廠價格(PPI)過去50多個月負增長,最低的時候—5.9%。同時,工業企業,特別是那些屬於重化工業的企業盈利水平大幅下降,出現大面積虧損,工業企業的盈利水平在2014年8月份以後一年多的時間裡都是負增長。所以政府提出要去產能,我個人認為去產能還是取得了一些效果,一方面是政府在推動,採取了一些行政性的辦法,引起了不同的反應,但是市場的力量也在起作用。同時預期也在起作用,因此最新的變化是PPI在54個月以後開始回到正增長,工業企業的盈利也在回升,最近一段時間相當多行業的工業企業的盈利狀況還是不錯的。另外我注意到一個現象,以前一些嚴重產能過剩的行業,比如說鋼鐵行業,去年12月份,最好的企業,國企是寶鋼,民企是沙鋼,它們的主營業務都出現了虧損,當一個行業中最好的企業主營業務出現虧損的時候,基本上可以判斷這個行業價格已經觸底了,所以我有一個判斷,包括鋼鐵煤炭石油等大宗商品雖然最近的價格波動很大,但是最低點很快就會過去。
從這些指標來看,供給側現在也是非常接近底部,因此大家對中國經濟不要過於悲觀。但是反過來說,接近底部和真正觸底還是兩回事,現在還不能說已經完全觸底。今後一兩年是觸底的關鍵期,這一兩年內如果真不觸底的話,經濟可能就出大問題了。但是這個觸底不會一蹴而就,它會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可能需要多次驗證。我看9月份的數據出來以後,很多人挺樂觀的,但是根據我們的研究,當房地產投資下來以後,明年對產出會有一個滯後的反應,明年某個時候經濟還會有一定幅度的下調,但是總的來講估計下調的幅度也不會很大。這個變化就是我們平常講的L形。L形的含義是說它不會再下降了,拐過這個彎就已經觸底了,也不會出現大幅度的回升和反彈,不管是U型的還是V型的。它不是周期性的變化,而是增長階段的變化,實際上就是進入一個中速增長的平台。今後一兩年是觸底的關鍵期,也是不穩定、不確定因素超過以往的時期,在這個時期有些因素很可能會對觸底形成較大的衝擊或者影響。比如說現在討論得比較多的房地產泡沫的問題,金融風險的問題,我們有一些金融風險過去還綳得住,在快觸底的時候可能就綳不住了,還有國際形勢的變化、政策導向等等,這是我對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的一個基本判斷。
新增長動能來自何處?
根據理論和國際經驗,如果中國經濟能夠平穩進入中速增長期,將能夠穩定5到10年,但是能不能穩得住,能不能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和新的增長動能關係很大。這個中速增長期多長時間呢?中國現在人均收入是8000美元,發達國家已經達到4、5萬美元,在目前這個階段,中國基本上就是一個中速增長期。新的增長動能究竟來自什麼地方?很多人認為是要創新,需要很多新的東西,其實真正的前沿性的創新帶來的東西的邊際量不大,如果確實對經濟增長有很大拉動作用的話,可能主要也不是發生在中國,而是發生在美國和其它發達國家。中國的所謂新增長動能,我以為大部分還來自於我們講的老經濟、傳統經濟,或者是發達國家已經有的而我們還沒有的次新經濟。
我想講5個方面的新的增長動能:
1、要素市場扭曲導致低效率領域的開放競爭,這是老經濟+新機制。這裡我特彆強調兩個方面,一是行政性壟斷、基礎產業領域的改革開放和競爭,像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金融等等產業,由於行政性壟斷,造成大量的低效率。能不能開放市場?放寬准入最重要的就是在這個領域,我最近強調的比較多的是電信市場,一直講要降低資費,能降下來嗎?如果說現在能有一些民營資本為主的基礎電信運營商進入,展開競爭,那就不是你讓他降資費,而是他自己主動要降資費。二是農村集體土地制度的改革。這件事情非常重要。包括最近一線城市的高房價,我們可以做一個理論上的討論,如果小產權房能在做了某種處理以後,比如補交稅費,讓它的身份合法化,能夠進入市場,農村集體土地,包括建設用地、宅基地能夠像三中全會文件講的那樣,和國有土地同權同價,進入市場交易,一線城市的房價還會那麼高嗎?不會。這對大都市圈的發展、城鄉協調發展、提高農民收入、增強社會流動性等等都非常重要。
2、經濟轉型過程中通過企業分化而出現的優勢企業的成長。我國經濟過去6年下滑得太深,這個過程不是一個完全消極的過程,其實是企業分化、競爭,好的企業脫穎而出,差的企業被淘汰的過程。大家已經注意到,包括最近的資本市場上,有些上市公司的業績有所回暖,但是表現差異是很大的,有些表現很好,而有些企業過去日子不錯,但是現在已經不行了,分化已經出現了。中國必須要經歷這樣一個過程,將會有一批企業形成自己的長期穩定的國際競爭力。中國不會在所有的行業中都具有全球穩定的競爭力,但是一定會有一部分企業會有長期穩定的國際競爭力,它一定要經歷現在這樣一個經濟轉型的過程。但是我們的政策導向是什麼呢?我們是推動、順應這個過程呢,還是搞一些拉郎配?把好的企業和差的企業捏在一起,最後差的企業是不會好的,好的企業很可能也被拖垮了。
3、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這個潛力也很大,這屬於發達國家已經有了,我們還沒有,或者還比較弱,包括研發、金融、物流、信息服務等等生產性服務業,還有一些社會服務業,像醫療衛生、教育、文化娛樂體育等等。這些領域中間行政性壟斷的問題不同程度上仍然存在,確實也有一個放寬准入的要求。很多情況下是一個通過對外開放來拉動對內開放的過程。
4、互聯網等新技術帶動的實體經濟優化配置、效率提升。這是老經濟加上新技術,形成新的商業模式,像現在的網約車、網上購物等等,都是互聯網加到傳統經濟上,提升了它的效率。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它提高了信息密度,減少了信息不對稱,線上線下結合之後,大幅度優化資源配置,降低社會成本,但是它也面臨著與現有監管體制、利益格局的衝突,最近網約車監管條例引起的爭議,就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
5、前沿性創新帶來的增長潛能,新經濟加新機制,比如說新能源車、人工智慧等等。中國在這方面總體上和發達國家還有一定的差距,但在少數領域進步比較快,一部分產業已經能夠和歐美並駕齊驅,甚至個別的處於領先狀況。在這方面要形成優勢,營造一個鼓勵創新的環境極為重要,在基礎研究、大學教育、創造性自由方面,需要有更多的制度保證,這對我們的創新體制和政策環境提出了更高、更具挑戰性的要求。
這5個方面的新的增長動能,大部分還是出現在老經濟或者傳統的領域,這與中國還處在追趕階段是相符的,然而過去我們主要是數量追趕,以後將是質量追趕。
新增長動能如何釋放?
這些新的增長動能將如何釋放出來?還是要靠改革,主要解決一些體制和政策問題。但是我想強調的是,改革還是要堅持問題導向,最後改革一定是和這個階段增長中間所面臨的突出問題要結合,而且改革好不好、對不對,是否有成效,很大程度上要通過增長的效果進行驗證。這一段時間從宏觀政策上來講,需求政策還是必要的,有時候也是重要的,它主要起一個托底的作用,當經濟大幅下滑的時候,低於潛在增長力的時候,可能有一些需求方面的特殊的政策,但是主要還是要通過深化供給側的改革,來穩定和推動經濟增長。所以改革需要激發新的增長動能,需要把一系列相關改革擺到優先位置,包括開放行政性壟斷的基礎產業的准入,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等進入市場,完善競爭環境和政策,推動優勝劣汰、產業升級,進一步對內對外開放服務業,改變政府監管體制,調整相關利益格局,推動互聯網等新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進一步開放要素市場,推動要素市場的流動和聚集。
重點還是國企、土地、財稅、金融、政府體制、對外開放這些領域改革的實質性的推進。這些方面的改革其實不需要什麼新東西,十八屆三中全會都講得很清楚,應該說改革大的方向、重點領域,包括機制都講得比較清楚了,關鍵問題是能不能落實。所以現在我們需要有一些實質性的、標誌性的改革舉措來顯示改革的決心。所以轉型期的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是很多的,預期非常重要。但是一個脫離實際的過高的增長率的指標,並不會穩定信心。我所說的預期主要是改革的預期,怎麼穩定改革預期,我認為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如此才能激發中國潛在的能量。
最後我想說一點改革的機制的問題。過去30年有一些成功的經驗,直至現在還是有效的,並沒有過時,比如說頂層設計和基層試驗相結合,頂層設計就是指方向、劃底線,規定你朝什麼方向走,什麼事要避免或者不能幹,在這個前提下,一項改革措施到底管不管用,是不是可行,還得要靠基層企業,甚至個人大量的實驗。改革實際上是創新,而創新是一個試錯的過程,要有這麼一個過程,很多好的東西、管用的東西才會冒出來。這方面的案例非常重要,比如最近在討論的國企改革問題,我想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好的案例,據我所知,深圳的國資改革也是不錯的,他們的一些經驗是值得好好研究、借鑒和推廣的。我知道幾年前有一個民營企業華星光電,需要的資金量很大,深圳市政府投資了50%進去,後來這個企業慢慢發展起來了,可以自行運轉,而且有了競爭力,政府的資金就慢慢逐步退出,這才是國有資本應該乾的事。深圳市的國有資本現在更多的採取一種市場化的方式來進行運作,這些都是很好的經驗。地方和基層的案例要很好的研究、總結,好的再向全國推廣。
中速增長期這個狀態怎麼樣,與供給側改革到位直接相關,所以加快供給側改革,使它取得實質性進展,使中國有一個穩定的、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中速增長期,是一個最重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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