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督、巡撫權力很大，為何沒人造反或自立為王？

中國很多朝代都有地方官對抗中央的例子，到了明清時期，這種現象基本就沒出現過，晚清最後幾年，各省份聞風而動參與革命，其性質和純粹的造反又有一定的區別。

以清朝為例，在清初、中期，中央對地方督撫的控制駕馭是卓有成效的。這種控制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分散地方軍政官員的權力，大小掣肘相制，從而形成對督撫的有效制衡。清代對明代省級地方行政制度加以改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各省除了給督撫委以大權外，同時又設布政使、按察使、提督、總兵等分掌民政、財政、司法、軍事等方面的事宜。

督撫有權節制監督藩、臬、提、鎮，此為以大治小。同時，藩、臬、提、鎮所具體掌管的軍政事權又相對分散，並非總督、巡撫所能全部支配。尤其是雍正朝以後的藩、臬、提、鎮等地方官員均有了密折上奏的特權，所以，中央對督撫又可以做到以小制大。

督撫的權力雖大，但是兩司、提、鎮並非私有衙門。承宣布政使隸屬於吏部和戶部，提刑按察使隸屬於刑部，提、鎮有屬於兵部，通俗的說，他們的真正上司是中央六部，權力是獨立的，不是督撫都能干預的，只有部臣才有管轄職權，督撫不過是起到了監督的作用。

所以，督撫要想大權獨攬，除非將其他官員降為屬官不可，而如此一來，中央權威就無從談起。另外，總督、巡撫之間往往也有爭鬥牽制，在這類大小牽制中，督撫就難以構成獨立的地方權力中心，不能為所欲為和自我為政，因此更易於為朝廷控制。

第二，重用旗人。這是清廷加強對地方督撫控制的另一種形式。清王朝是以滿洲貴族為主體的統治政權，任用較多的滿人、蒙古人、漢軍旗人擔任督撫，這即是歷史造成的原因，更是統治者的現實需要，任用他們自然較漢人更忠實於朝廷，更能得到較好的駕馭。

第三，題折密奏也是中央對地方督撫實行長控遠馭的方式之一。地方有事，督撫必須奉旨而行。清襲明制，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公文聯繫，主要通過地方高級官員向皇帝的題奏和皇帝下達的諭旨來實現的。

總督、巡撫不僅擁有題本、奏本的權力，而且雍正朝還實行了密摺奏報制度。雍正帝就指示：一切地方之弊，吏治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屬員某優某劣，營伍是否整飭等等均可向他題奏密折。

雍正也可以用硃批的方式對地方督撫進行直接的指示，從而拋開六部，由皇帝對地方督撫進行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雍正以後的歷代皇帝又特許藩、臬、提、鎮等地方中級官員也擁有向皇帝上奏的權力，要求這些官員充當耳目，防止督撫欺瞞徇私，在這種政策之下，莫說是割地自立，就連違法的事情也不敢隨便為之。

由於以上三種方式的控制，在清初、中期，督撫在體制上基本沒有獨立活動的餘地，只能完全聽命以朝廷，實際上就是完全聽命於皇帝本人。

清朝對督撫制度的設計和運作，保證了皇帝的乾綱獨斷與高度的中央集權。在諸多因素的制約下，直至太平天國時期，地方督撫都循規蹈矩，唯唯諾諾，毫無開拓精神可言。

即便是到了太平天國後期，中央權威下降的時候，那時的曾國藩，以至後來的李鴻章都不曾有過這樣的想法，即使他們都起來造反，也面臨著諸多的制約，其成功率也不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