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胡適與瞿秋白

撰文：陳鐵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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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適，瞿秋白，是近時中國文壇頗具影響的著名人物。

1935年，瞿秋白犧牲於國民黨的屠刀下。臨危之際，他面對誘降和死亡，寫下這樣的話：

要說我已經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正確的。

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

這二行文字，直白地表述了一個共產黨人在死神向他招手時依然忠誠於信仰、忠誠於事業的節操。

後三年，1938年，胡適在中華民國駐美大使任內，送小照給陳光甫，題詞云：

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

寥寥二十四字，托出多少心底波瀾！可以說，胡適當時所有的高言讜論，都遠不及這首小詩所能給予人們的深刻印象。

胡與瞿，竟如此不同。然而，這兩位看起來政治傾向迥異的文化人，卻有過一段介於友朋與論敵之間的交往史。

事情原委，且從1923年7月瞿秋白寫給胡適的一封信說起吧——

適之先生：

前日寄上兩本書（《新青年》及《前鋒》）。想來已經收到了，——先生暇時，還請賜以批評。

我從煙霞洞與先生別後，留西湖上還有七八日；雖然這是對於「西子」留戀，而家室牽絆亦是一種原因。自從回國之後，東奔西走，「家裡」捉不住我，直到最近回到「故鄉」，就不了了之。一家伯叔姑嬸兄弟姊妹都引領而望，好像巢中雛燕似的，殊不知銜泥結草來去飛翔的辛苦。「大家」看著這種「外國回來的人」，不知道當做什麼，——宗法社會的舊觀念和大家庭真叫我苦死。先生以為這並不是僅僅我個人的事，而是現在社會問題中之一嗎？——大家庭崩壞而小家庭的社會基礎還沒有。

到上海也已有十天，單為著瑣事忙碌。商務方面，卻因先生之囑，已經答應我：「容納（各雜誌）稿子並編小百科叢書以及譯著」。假使為我個人生活，那正可以藉此靜心研究翻譯，一則養了身體，二則事專而貢獻於社會的東西可以精密謹慎些。怎奈此等入款「遠不濟近」，又未必夠家裡的用，因此我又就了上海大學的教務，——其實薪俸是極薄的，取其按時可以「伸手」罷了。

雖然如此，既就了上大的事，便要用些精神，負些責任。我有一點意見，已經寄給平伯。平伯見先生時，想必要談起的。我們和平伯都希望上大能成南方的新文化運動中心。

我以一個青年淺學，又是病體，要擔任學術的譯著和上大教務兩種責任，自己很擔心的，請先生常常指教。

謹祝

康健精進

瞿秋白

一九二三，七月三十日

這封普通的書信中，瞿秋白按照當時習俗，稱胡適為先生，有些客氣的話。本來是極其正常的稱謂和禮貌，誰知道幾十年後卻成了向胡適「頂禮膜拜」的「罪證」，罪加一等。這是何等的愚昧無知，又是怎樣的羅織構陷啊！

其實，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層中，不少著名人物曾經是胡適的朋友。作為北京大學的同事、《新青年》的同寅，胡適與陳獨秀和李大釗，不論公事與私交，他們關係都很密切。年輕的共產主義者如毛澤東、惲代英、趙世炎等，早在中共建立前夕就常常寫信給胡適，報告各自的思想、活動，並誠摯地徵求胡適意見，他們顯然把胡適視為良師益友。例如、毛澤東在1920年7月9日寫信給胡適，告訴他湖南自張敬堯走後，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希望將來湖南的事能借重胡適，時機一到，即詳細奉商。

中共成立後，負責領導北方革命運動的李大釗，與胡適仍然保持密切關係。李大釗從事某些政治活動並不迴避胡適，有時還邀胡一道參加，如歡迎蘇俄代表越飛、對吳佩孚的爭取工作等，他們都是聯袂而行。1922年5月，胡適寫成《我們的主張》，原擬在《努力》發表，但為擴大影響又擬作為公開宣言發表。於是在夜半脫稿後打電話給李大釗商議，決定次日同到蔡元培處會議。這就是後來由蔡、胡、李等十六人簽名而公諸於世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李大釗參與宣言簽名的利弊得失如何姑且不論，卻可由此說明李大釗是把胡適視為政治盟友，而胡適也倚重李大釗的支持。

1926年夏，胡適旅俄，對新俄國人民的理想、計劃、雄心和熱情，表示由衷的讚美和欽佩。李大釗感到興奮，曾力勸胡適的一些朋友寫信給胡，希望他歐洲之行結束仍取道莫斯科回國，多用些時間在蘇聯參觀訪問。後來胡適由英國轉赴美國，未經莫斯科返國，主要是因為胡適要到美國完成博士學位的最後手續。至於陳獨秀與胡適，這兩位共擎文學革命大旗的戰友，其友誼之深厚又勝過李胡之間。1921年10月6日夜，胡適得悉陳獨秀於昨夜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大罵法國人，並立刻打電話給蔡元培，請他向法國駐華使館交涉釋陳。次年8月9日，再次得悉陳獨秀在上海被捕，胡適寫信給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請他出面與法國駐華使館交涉。18日，陳得以獲釋。

其實，胡適與陳獨秀在聯省自治問題上意見分歧，互有辯駁。胡並公開發表文章批評中共二大政治綱領。但陳胡之間交誼不衰。胡適籌辦《努力》周報，陳獨秀允為義務撰稿。當時，一些共產黨人如蔡和森、瞿秋白等人的著作，多由陳獨秀轉託胡適薦請商務印書館等出版。從現存的胡適來往書信中，我們已經無法看到當年陳獨秀和胡適為瞿秋白的《赤都心史》出版事，信函往來的全部情形。只能從胡適檔案中僅有的一件陳寫給胡的信中，窺其一斑。陳信於1923年4月7日，寄自廣州。這時，陳應孫中山先生之邀，到廣州與孫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商訂國民黨改組計劃，被孫委為大本營宣傳委員會委員（後任委員長），並準備召開中共三大，統一中共內部對與國民黨合作的意見。信中說：

秋白兄的書頗有價值，想必兄已看過。國人對於新俄，譽之者以為天堂，毀之者視為地獄，此皆不知社會進化為何物者之觀察，秋白此書出，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誤解，望早日介紹於商務，並催其早日出版為要。

從這信看，陳獨秀已經與胡適說起過瞿秋白的《赤都心史》一書，並且把書稿送給胡適看了。胡適與商務印書館的負責人高夢旦、王雲五是至交。1921年4月，高夢旦來到北京，力勸胡適去上海主持商務印書館的編譯工作。同年8月，胡適在上海逗留一個月，大部分時間在商務印書館作調查研究工作，寫成一份報告，提供若干改革意見。同時他推薦王雲五到館任編譯所長。1922年底，王雲五致信胡適，勸胡辭去北京大學教務長，到南方休養。商務印書館每月可給生活費三百元。興之所至，也可為商務印書館做一點兒事。不言而喻，倘胡適鼎力相助，則對瞿書的及時出版，將會起到重要作用。不過，那書是在一年多以後才由商務印書館作為「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出版，此中緣故就不得而知了。

2

胡適與瞿秋白第一次見面，究竟在什麼時候？

瞿秋白於1917年暮春時節來到北京。同年9月，胡適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學教授；瞿秋白也在這時入北京俄文專修館就讀。有人回憶說瞿秋白曾與張壽昆同去沙灘北京大學文學院聽過陳獨秀、胡適的講課，似當在這以後。從這時起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作為一個偶爾旁聽的學生，瞿秋白與胡適私下會面的可能性甚小。1919年夏秋至1920年10月間，瞿秋白參與創辦《新社會》、《人道》，並在其中撰稿，應能引起胡適的注意。這兩個刊物，均由北京基督教青年會附屬的北京社會實進會出版發行。該會所設董事會十三名董事中有美國人四五人，其餘多為留學歐美的著名人士。

1920年5月起，北京社會實進會假青年會址，舉辦社會問題演講會，胡適應邀到會講演「研究社會問題的方法」。這時，瞿秋白應該有機會去拜訪胡適。但是，就兩人當時的思想境況來說，胡適崇尚西方資本主義，試圖以改良手段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而瞿秋白已經擺脫托爾斯泰泛勞動主義的影響，轉向於憧憬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參加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活動。以此推知，瞿秋白不會主動地拜見胡適，有所請教。

瞿秋白與胡適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23年6、7月間，地點在杭州煙霞洞。

6月，進入盛夏的杭州，天氣變幻時晴時雨，山色湖光亦佳亦奇。胡適與瞿秋白此時會晤於西子湖畔，實在是一次巧合。先是，胡適在上年身體欠佳，朋友多勸其休養。從12月17日起，請假一年，離校休養。年底，先入協和醫院，稍痊出院後又不適。實在支持不住，遂於1923年4月21日離京南下。先到上海，月底到杭州煙霞洞。不久轉赴上海。6月，又到杭州，仍在煙霞洞休養。當胡適開始病休時，1922年12月21日，瞿秋白自莫斯科啟程返國，與陳獨秀同行。1923年1月13日到達北京。

二七慘案發生後，中共中央機關由北京遷回上海。瞿秋白不久也到上海，接受中共中央委託，籌辦並主編《新青年》，同時主編《前鋒》，參加編輯《嚮導》。6月中旬，瞿到廣州參加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由廣州到杭州，召集浙江省中共黨、團會議，傳達三大的決議。住在伯父家，與離別兩年多的弟妹們團聚。6月底或7月初，瞿秋白到煙霞洞拜訪了胡適。

瞿秋白與胡適在杭州相逢，雖偶然，但是這次會見發生在中共三大確定國共合作以推進國民革命之後，又使它有了某種必然性。

第一、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首倡以白話文為中心的文學革命，使他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成為中國學術、思想界開風氣之先的一代宗師，儘管他在政治上反對中共的政治主張，但是他同時更反對封建軍閥官僚勢力。前不久，北洋政府以胡適對於解決「魯案」有力，獎給三等嘉禾章，胡適公開聲明拒絕接受。如果能夠爭取、團結這樣的人，對於實行國共合作以推進反對北洋軍閥的國民革命，有百益而無一害；

第二、胡適信奉實驗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但他同時反對封建主義，反對梁漱溟的東西文化觀，反對張君動的玄學人生觀。 此時，他已是海內聞名，聲望卓著的學者，在學術思想界影響很大。同這樣的學人建立友好關係對於參與主持中共理論宣傳工作、籌辦上海大學並負責該校教務的瞿秋白來說，無疑都是重要的；

第三、瞿秋白文人氣質甚濃，即使身負某種政治使命，他仍然念念不忘去當文人。這時，剛開始的革命者生涯，雖還不曾遭遇困難，嘗到苦頭，但他對文學、譯事的眷戀之情愈益濃厚。他去拜訪胡適 請胡為他在寫作和翻譯圈裡尋求助力，給予幫助和指導，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這一年，胡適三十二歲，瞿秋白二十四歲。剛從蘇俄考察歸國的瞿秋白，風華正茂，意氣昂揚，但在本質上他依然是一個未能脫盡文人積習的書生；神采俊秀，風骨挺拔，坦誠真摯，毫無矯飾。見面時，他對胡適以師長相待，禮節周到，內心是頗為敬重的。胡適對這位青年學者的來訪，也很看重。扶持青年，獎掖後學，是那個時代許多有名望而又正直的新派學者的共同美德。蔡元培如此，陳獨秀如此，李大釗如此，胡適亦復如此。何況，胡適一向性情溫和，脾氣柔順，對弱者、小輩尤其親切體貼，富有人情味。此點，林語堂著《胡適之》一文中說：

適之為人好交，又善盡主誼。他米糧庫的住宅，在星期日早上，總算公開的了。無論誰，學生，共產青年，安福餘孽，同鄉商客，強盜乞丐都進得去，也都可滿意歸來。窮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當面教訓；求差者，他肯修書介紹；問學者，他肯指導門徑；無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隨口談談幾句俗話。

可以想見，瞿秋白與胡適的會見，自然會感受到胡適所特有的這種關懷和溫暖。談話中，胡適希望瞿秋白到上海與商務印書館建立聯繫，做些學問，從事寫作和翻譯。他在會面後，立即寫信給王雲五推薦瞿秋白。7月14日，王雲五覆信給胡適說「瞿秋白譯事，就照你的意思辦理。請轉致仲甫。我也和振鐸等說過，等秋白來滬時，最好和我會面一次。」瞿秋白到上海後找到王雲五、鄭振鐸等，得到的答覆是：可為商務印書館編輯《小百科叢書》，為各雜誌撰寫文章，並從事譯著。其時，瞿秋白已奉中共中央之命擔任上海大學教務工作。他在覆信答謝胡適的關照同時，告訴胡適：他寫於7月23日的《現代中國所當有的「上海大學」》一文，已經寄給《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的編輯俞平伯。瞿秋白在這篇文章中，為上海大學設計了建立社會科學教學體系的總體規劃和具體措施。他主持的社會學系，逐漸成為上海大學最大的系，校中常以社會學係為主舉辦特別講座，邀請章太炎、馬君武、李大釗、胡適等名流學者來校演講。胡適的講題是《科學與人生觀》。 這時，胡適已於10月間由杭州煙霞洞來到上海，先後在上海商科大學等處講過同樣的題目，重申他在「科學與玄學」之爭中的立場。胡適這次演講，自然也是瞿秋白出面邀約的。

胡適與瞿秋白之間的友好交往，大抵到1923年便告一段落。1924年8月，瞿秋白髮表《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一文，公開批評胡適所篤信並為之踐行的實驗主義。從此，兩個學者之間的正常友誼，便被分歧的思想論爭所衝擊。

3

五四運動以後，伴隨著馬克思主義日益廣泛的傳播，實驗主義也傳入中國。實驗主義是二十世紀初在美國頗有影響的現代哲學流派，其主要特徵：強調主觀意識的能動作用，否認真理的客觀標準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反對社會革命，主張一點一滴的進化和改良。五四運動爆發前夕，胡適邀請美國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來華講學，全面的系統的宣傳實驗主義。胡適隨即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等文，由此引起馬克思主義派和實驗主義派的思想論爭，社會革命論和社會改良論的論爭。雙方進一步闡明各自的主張，旗幟愈加鮮明，影響愈加擴大。實驗主義的社會改良論，居然在中國風行一時，其影響明顯地勝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當時的毛澤東、周恩來、揮代英等無不受其影響而表現於言論中。陳獨秀在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一號發表《實行民治的基礎》一文，明確表示「杜威博士關於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公同主張」。

杜威原定在華講學幾個月，由於受歡迎而延長至兩年又兩個月。《杜威五大講演錄》一書，在他離華前已再版十次，超過當時任何書刊讀物發行量。這不是偶然的現象。實驗主義以尊重科學的面目出現，胡適尤其強調它的批判的態度，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對於衝擊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禁錮，實驗主義的批判態度實在功不可沒。

1920年9月起，由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錢玄同、陶孟和、周作人、高一涵等組成的《新青年》編輯部，繼「問題與主義」之爭，又因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蘇俄實況而使內部意見分歧表面化。胡適主張將編輯部由上海遷往北京，並發表聲明不談政治，為陳獨秀等所拒絕。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新青年》宣告暫時停刊。1923年9月，中共創刊《嚮導》周報，不久胡適等亦另辦《努力》周報，分道揚鑣，公開對峙。改良主義不再與社會主義相混雜，社會主義各流派間的分化也日益明朗，走科學社會主義之路者，還只能是少數。不少人傾向或者贊成實驗主義的社會改良論了。實驗主義信仰者中，大多數人仍然懷著可貴的愛國熱情，以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從事科學、教育、學術、文化、新聞、醫療等有益於祖國前途的事業，提倡「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儘管他們標榜不間政治，但常常被政治干擾。他們雖然同廣大群眾隔膜，但不少人對封建軍閥官僚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是不滿的，進而對中共領導的革命表示同情。

實驗主義的傳播和社會改良思潮的擴展，自然引起馬克思主義者的不安和防範。為了在理論上剖示實驗主義哲學，1924年夏，瞿秋白寫《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一文。二十世紀初，實驗主義在美國頗有影響，又在中國廣為流傳，自有其存在的歷史原因。 瞿秋白分析了實驗主義在歐美和中國具有不同的歷史作用。中國資產階級面臨的當務之急是如何擺脫封建主義束縛。實驗主義即實用主義，唯一「用」字，所謂真理便是應付環境所需要的科學方法。「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就是實驗主義哲學的體現。 「它應用於中國的時候，對於資產階級是很好的一種革命手段；且不管什麼禮教罷，怎樣能發展你自己，便怎樣做；可是它對於勞動階級的意義，卻是：不用管什麼社會主義了，怎樣能解決你們目前的難題，便怎樣做去算了。於是大家蒙著頭於去，當前的仇敵固然因此大受打擊，而後面的群眾也不至於『妄想』，豈不是很好的手段？所以『且解決目前問題，不必問最後目的』。這種原則，用之於中國，一方面是革命的，一方面就是反動的。」就是說，實驗主義作為資產階級思潮，在中國儘管對於擺脫封建主義有某些積極因素，但它並不打算徹底剷除封建專制主義的根源。它所「需要的是『這樣也有些，那樣也有些』：一點兒科學，一點兒宗教，一點兒道德，一點兒世故人情，一點兒技術知識，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徹底。這樣才能與世周旋。可是絕不可以徹底根究下去；不然呢，所得的結論，便是徹底改造現存制度，而且非用革命方法不可。那多可怕呵！現狀是可以改造的，卻不必根本更動現存的制度，只要瑣瑣屑屑，逐段應付好了。所以實驗主義是多元論，是改良派」，是「近視的淺見的妥協主義，它決不是革命的哲學」。

瞿秋白還從哲學角度指出，實驗主義的宇宙觀根本上是唯心主義的。實驗主義認為，人的知識究竟符合於客觀世界與否，並不重要。一切學說的價值，只要看它對於我們是否有益。有幾分利益，便有幾分真理。瞿秋白認為，僅僅是「有益」還不能盡「真實」的意義。一種思想，必須合於客觀事實，才是有益的。實驗主義否認離開人的種種色色的感覺之總和的客觀世界，否認客觀的現實，當然只能是唯心主義的宇宙觀。馬克思主義尊重科學的反映現實世界客觀規律的真理，並非利益的真理。

瞿秋白的這篇論文，文字不含辛辣，詞氣也不刻薄，從實踐、理論到哲理層次，論列實驗主義的優劣，力求公允持平，基本是學者間的學理性的批評文字。胡適沒有寫文章反駁瞿秋白的批評，一如當時他對陳獨秀、李大釗的批評文章沒有及時加以反駁那樣。究其原因，第一、瞿文批評實驗主義，不過是為了使剛傳入中國不久的馬克思主義立定腳跟。文中雖然點到「問題與主義」之爭，點到「好政府」，點到胡適的名字，但態度友善，毫無個人攻擊的意圖；第二、也是最重要者，胡適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主張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批評自由，並身體力行。早在五四前夕，與陳獨秀共倡文學革命時，胡適就明白宣告：「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能退縮，然亦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適對待瞿秋白的批評，大抵也有此雅量。

4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賄選總統曹餛，改組內閣。清廢帝溥儀被驅逐出宮，永遠廢其帝號。胡適寫信給北京政府外交總長王正廷，反對馮玉祥驅逐溥儀。這信公開發表，輿論大嘩。溥儀出宮後，胡適特地到醇王府看望，備加安慰。段祺瑞於1925年初召開分贓的善後會議，胡適應邀與會，為安福系軍閥捧場，也招致輿論排撻。在這些問題上，胡適確有可議之處，人們給予批評不為過份。這一時期，胡適的詩文中，對北洋軍閥政府還有相當多的批評、譴責和嘲罵。從其全部活動考察，他還不曾同哪一個政治權力集團結合，大體保持著學者的自由主義立場。自由主義者往往一廂情願，昧於審時度勢，疏於自我剋制，總是幹些蠢事，甚至被反動派所利用。基於這種情形，共產黨人當時對胡適的批評是有分寸的。瞿秋白嚴肅地批評胡適參加善後會議的錯誤，同時依然肯定他是一位民治主義者，說：「從五四運動前後，直到如今，胡適之總算還是社會上公認的民治主義者。」這一評價，與毛澤東前此所說胡適屬於「非革命的民主派」是一致的，都沒有把他當作反動派。

1927年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特別是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三省以後，胡適在政治上逐漸轉向擁蔣反共。此後，瞿秋白與胡適之間的關係，便完全被敵對雙方的政治鬥爭所替代。三十年代初期，當胡適在人權問題上同蔣介石政權鬧彆扭的時候，「左」傾路線統治的中共不知運用分化和爭取中間營壘以孤立敵對營壘的策略，卻以對待敵人的方針對待中間營壘，把他們視為中國革命最兇惡的最危險的敵人，而採取一味批判一概排斥的態度。瞿秋白雖然在中共領導層中已經失勢，但仍然按中央「左」的口徑著文批判胡適和人權派。他認為「中國人權派表面上反對摧殘人權，要求保障自由，實際上卻並不想反對什麼國民黨，並不是反對什麼壓迫和剝削，而是反對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壓迫剝削的不得法。這是人權派的真面目。」「人權派的所謂人權，其最主要的用處是在消滅共產黨」，「中國人權派的立場根本上是和國民黨完全相同」。其實，人權派批評國民黨，並非認同國民黨的政治獨裁和思想專制，而是要國民黨採納人權派的政治主張，在中國建立以民主、法治為特徵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胡適從三十年代以後，在國共兩大政治集團尖銳對立和衝突的夾縫中，他只能寄希望於國民黨集團，力圖把後者納入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軌道，以實現其社會改良而非社會革命的政治藍圖。他既要保持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無偏無黨的清高，又要做專制政府的第一號諍友。這種雙重的形象，終其一生，始終不變。1960年，雷震與《自由中國》雜誌以反對國民黨修改憲法，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遭到嚴厲鎮壓。胡適面見蔣介石請求寬免，未果。於是他憤然寫下南宋大詩人楊萬里的一首詩贈給雷震以示慰問和抗議。詩云：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1961年11月，胡適發表題為《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演說，大意說東方舊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價值，東方人必須學習尊敬近代科學的新文明，然後才能夠真誠而熱烈的接受近代科學。這個演說引起台灣學術界甚至官方的圍剿，直到胡適去世後，圍剿依然繼續。1962年2月24日，胡適主持台灣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會議。在歡迎新院士的酒會上發表談話，由發展科學轉而談言論自由，說：「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語氣充滿激動。席散時，心臟病猝發逝世。

瞿秋白，生，晚於胡適八年，死，則早於胡適二十七年。而且，死於非命，不死於他的終身痛疾肺結核。瞿秋白的死，極有風度，沉靜，從容，矜持而且夠派頭，頗能表現出三十年代最堪賞嘆的人格風貌。瞿秋白死前於囹圄中寫了《多餘的話》，顯示這位政治上不求有作為卻被推上領袖高峰的書生的內心矛盾與執著追求。他希望古老的中國新生；他渴求人與人之間的理解、信任、平等和友誼，而所得竟是無休止的爭鬥和迫害；他自度必死，但仍眷戀著人生和親人，眷戀著文學和翻譯。《多餘的話》表現作者內心蒼涼寂寞之感至為深沉，是傾吐心曲的真情之作。

質而言之，胡適和瞿秋白，都是充滿悲劇色彩的歷史人物。一位是西化論者，一位是俄化論者，在中國社會土壤中其根基都不算深厚。一個是學者而未能忘情於政治，一個是書生而無法擺脫政治的困擾；一對無拳無勇的知識分子，在政治大風浪中搏擊，其結局可想而知。在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現代歷史進程中，他們是兩代新派知識分子中左右分化的典型人物。他們在政治上的追求和理想，孰敗孰成，論者應有評說。西化派說資本主義優，俄化派稱社會主義好。兩派由思想文化的分野發展到政治軍事的鬥爭，長期兵戎相見，在戰場上決勝負。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退守台灣一隅，標誌著俄化派第一階段民主革命的勝利。在勝利者中間，瞿秋白理應占居一席位置，然而後來竟一度以「叛徒」論。西化派，雖然被反人民的獨裁專制中斷了民主政治的進程，但到台灣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起飛，專制獨裁體制畢竟有所鬆動。西化派在台灣並非無所作為，但胡適企望的理想境界何時全部達到，還有待於未來的回答。

1990年6月10日

（作者授權發表，注釋從略）

12月30日（周五）下午，東方歷史評論第116期將在上海舉行，主題為「近代憲制道路與中國命運」，嘉賓為高全喜、王志強、賴駿楠，詳情請見東方歷史評論公號今天推送的第二條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