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虎謀皮：晚年唐紹儀的「漢奸」之路

作者：楊凡逸

來源：共識網

救國？叛國？晚年唐紹儀險些走上「漢奸」之路，是外交家的妥協思維作怪？是不甘屈居人下的利慾之心驅使？還是懷抱救國之心的自我犧牲？我們從他身上彷彿看到了汪精衛的影子。

孫中山（右）與唐紹儀

抗日戰爭爆發後，日軍特務機關亟思邀請過去叱吒中國政壇的政治人物再次出山，參與籌組傀儡政權。日本試圖在北方拉攏吳佩孚，在南方則邀請不願隨國民政府西遷元老級政治家唐紹儀出面，以形成「北吳南唐」的局面。唐紹儀把自己的可能復出說成是為和平效力奔走，而不願被認作漢奸。不過，他與日本特務之間的頻繁互動確實引起了蔣介石等中國軍政要人的疑慮，為日後唐氏命喪斧鉞埋下了殺機。雖然唐紹儀最終未曾出面籌建傀儡政權，不失晚節，他死後國民政府還下令褒揚其功績，但他晚年的政治選擇與作為還是不免啟人疑竇，最終釀成一出悲劇。

不隨國民政府西遷，寓居「孤島」上海，晚年唐紹儀（上圖前排老者）的選擇讓人充滿想像

依違於日、蔣之間

唐紹儀於20 世紀30 年代初的反蔣政治抗爭中失勢，又遭到廣東實力派要人陳濟棠的排擠，致使他退隱上海。不過，唐紹儀仍然密切關注中外大勢，我們可由他與美國大使約翰遜（Nelson T. Johnson）於1937 年5 月20 日的會談中得知唐氏的主張：第一，日軍藉由軍事行動而攻佔華北，以紓解日本國內的各項問題；中國是否奮起抵抗將大大地取決於蔣介石是否已做好抗戰的準備。第二，宋慶齡機智而愛國，宋靄齡、宋美齡姊妹的行動則令人作嘔；唐氏並未進一步說明原委，但約翰遜認為宋氏姊妹恣意干預政府決策，乃使唐氏對她們深惡痛絕。第三，建議外交部長王寵惠與蔣介石須交好美、英、蘇等國，中國急需國際友人，故切勿急於收回治外法權。第四，駐蘇聯大使蔣廷黻處理對蘇外交失當，在西安事變後即貿然前往蘇聯外交部提出抗議，不僅遭到蘇聯外長李維諾夫（Maxim M. Litvinov）的駁斥，並拒絕再度接見蔣廷黻。第五，蔣介石的健康狀況令人關切，如果蔣氏重病無法視事，甚至死亡，將使中國陷入窘境。最後，國民政府不宜將叛服無常的張學良東北軍部署於隴海鐵路沿戰的戰略要地。

日軍在軍事行動上節節獲勝，佔有中國廣大的富庶地區，並在經濟上扼殺中國，但仍須運作公共輿論，以激起中國人民對蔣介石的不滿聲浪，並找尋中國的軍政要員合作籌組新政權，以顛覆國民政府。他們積極找尋的所謂「第一流」人物，理想人選主要是中國革命初期的政治家、政界元老，以及在20 世紀20 年代遭受蔣介石排擠的政治人士。他們心目中的首要人選就是國民黨元老唐紹儀。

唐氏是能為多數反蔣人士所接受的政治人物，其政治聲望頗能引起日本特務的注意，故被視為「以華制華」的最佳工具。此外，唐紹儀具有向來受日人仰慕的保守、傳統、復古傾向等崇高特質，且不曾沾染國民黨高官之盛氣凌人的高傲姿態，日人乃積極爭取他出馬主持全國性的新政權，以取代蔣介石的地位，並拉攏華北的吳佩孚與唐氏合作，以唐紹儀主政，吳佩孚主軍，以營造出「南唐北吳」的政治局面。1937 年8 月，曾協助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日本政要萱野長知應日本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的邀請前往上海，試圖擁立唐紹儀建立華中偽政權；由於唐氏態度消極而未成。1937 年12 月中旬，華中日軍特務部長原田熊吉通過岑春煊之子岑德廣和日特務山田等人遊說唐紹儀，原田本人也數次與唐氏會談。1937 年12 月，日本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曾詢問唐紹儀是否有意願出馬籌組反蔣政權，唐氏則對松井的邀請表示出興趣，甚至表示能動員多名政要加入。但唐氏向松井提出附帶條件：中國的領土完整必須獲得保全，且他必須擁有實權，不受日方的掣肘。由於當時在華北仍有王克敏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松井因而無法明確予以保證。雖然唐紹儀在政權成立前即可能遭到不測，但日本華中方面軍仍然決定由唐氏主持新政權的成立工作。

1938年1 月11 日，御前會議決定拉攏唐紹儀和吳佩孚出馬建立「新的中央政權」。同時，日人四處散播新政府即將成立的消息，並致力於吹捧唐紹儀的豐功偉業。唐氏的故舊也已經緊鑼密鼓地積極進行籌備工作，1938 年2 月上旬，他們正式決定提名唐紹儀出任「總統」，但唐氏仍不願發表任何聲明。日外務省東亞局長石射豬太郎主張由私人非正式地向國民政府表達希望由中國主動提出談和的要求，較不易引發中國人的疑懼，乃邀請曾任職於外務省的商人船津辰一郎為「顧問」拉攏「第一流」的中國人出馬籌組傀儡政權。日軍佔領上海後，船津認為唐紹儀既是國民黨元老政治家，過去也曾懷抱著大亞洲主義思想，且仍留居於法租界，乃成為其所屬意的一位人選。石射並不贊同船津的做法，認為唐氏是「過去政治的遺物」，並痛加駁斥日軍政界所認為的唐紹儀在華南及國民黨內仍享有某種程度的聲望的說法；石射認為唐氏對當時的中國政治已不具有發言權，且在擔任廣東省中山縣長的任內施政失當，縣民乃憤而將他驅逐出省，政治生命早已結束，故邀請他復出合作主持政務的構想是相當荒誕而行不通的。

此外，天津煙商張英華極力拉攏唐紹儀出馬，甚至一廂情願地表示「少川意頗活動」。溫宗堯認為唐紹儀將取代梁鴻志成為傀儡政權領袖。日本許多特務如谷正之、土肥原賢二，再加上溫宗堯、李擇一等受日人的指使，頻繁往來於唐府。1938 年2 月19 日，溫宗堯、梁鴻志與李擇一等一致通過由唐紹儀出掌即將於南京成立的「中華民國新政府」，並同意以五色旗為新國旗，唐氏出掌新政權之說乃甚囂塵上。但據《美國軍事情報報告》（U. 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的資料云：日本一直無法找到領導新政權的適合人選，才拉攏年事已高的唐紹儀出馬。

伍廷芳（右）有一句話：弱國無外交，但可以有外交家。唐紹儀（左）可說是完美詮釋了這句話的意涵，他還培養了顧維鈞這樣一批力爭國權的功勛外交家，在民國外交界有「少川老大」的美譽。

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了解唐紹儀的政治地位與社會影響，乃密切監控他的動向，並極力拉攏之，使其不致遭受日本人利用。抗戰爆發前，蔣介石有意任命唐紹儀為駐美大使，以邀請美國出面調停中日戰爭。但唐紹儀曾向蔣介石索求交際費數百萬美金未獲同意，蔣氏乃請他直接與日本人謀和。1938 年初，蔣介石曾託人攜帶親筆信給唐氏，要他儘速離開上海前往武漢，並承諾任命他為國民政府外交委員會主席，但為唐氏所拒。不過，據蔣氏的習性分析，為避免日後留下不利的證據，他是不會親自寫信要求唐氏與日本人談和的。唐氏答應了蔣的要求，從事於與日方人士接洽謀和的工作，後因德駐華大使陶德曼（Oskar P. Trautmann）出面調停中日戰爭而作罷。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後，唐紹儀由香港遷往上海，並以年事已高、行動不便為由，未隨國民政府西遷，而是住在受日軍包圍的「孤島」上海法租界。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國民政府通過唐氏的友人勸他儘快離開上海是非之地，並承諾將予以接濟，以防止他出馬主持「華中臨時政府」；唐氏以安全及私人因素為由，予以婉拒。孔祥熙也「利用其（唐紹儀）親友儘力勸慰，使其為中央用」。此外，國軍自淞滬撤退時，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派加拿大人馬坤（Morris Cohen）勸他移駕香港。馬坤自恃為孫中山在世時的副官，與唐紹儀見面時態度傲慢，令唐氏大為不滿。唐氏以居住在法租界安全無虞為由而不願離開。上海淪陷後，唐氏仍繼續留居上海，並未隨國民政府西撤，而是與日本方面保持密切聯繫，並成為各方競相拉攏的對象。英方對此也深表關注，認為一旦德高望重的唐氏由於與蔣介石的宿怨而造成他出馬領導傀儡政權，其後果將不堪設想。

唐紹儀認為日方的態度是在與蔣介石妥協及扶植傀儡政權之間搖擺不定，乃對日方的提議充耳不聞。唐紹儀是位歷經政治風雲、飽經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且仍有救國的抱負，對於自己的榮辱得失，是有充分考慮的；但他身在日軍佔領下的上海，不願得罪任何一方，致使外界認為他的態度曖昧不明。唐紹儀極力避免和日本人直接接觸，多通過他的舊僚與日人居間折衝，日方也邀請唐氏的故舊代為傳達訊息，這也是我們了解唐氏態度曖昧的一項例證。1938 年2 月9 日，日本問題專家王芃生致電蔣介石報告南京新政府的統制區域及其內部組織現況時說：唐紹儀之偽南京政府活動已具體化，唐已派任援道赴南京與松井接洽上台事宜，偽政府之統制區域已由敵規定為江浙皖贛鄂湘川七省，並謂將來可將偽北平政府取消歸併於偽南京政府下，其內部組織約分行政、司法、立法三院，行政院下設六部，人選在接洽中，又陳中孚赴日系唐派之代表……

1938 年2 月21 日，溫宗堯、陳群等邀請唐紹儀出馬成立「中央政府」，為唐氏所拒。與此同時，日方也在爭取吳佩孚出馬的意願，唐紹儀乃設下但書：「若將來中日兩國政府意見較為接近時，由我（唐紹儀）與吳子玉（吳佩孚）出而為和平奔走，……如要我和子玉出作傀儡，則萬難辦到。」唐氏的態度即使出現變化，仍不願獨自扛下政治責任，意圖與吳佩孚共同分擔政治風險。3 月，國民黨特務已經掌握到了如下的情報：偽華中新組織有本月中旬成立之訊，其名義為華中臨時政府，以與華北偽臨時政府相呼應，系采三權分立制，人選有總統唐紹儀、行政院長為梁鴻志、司法張耀曾或章士釗、立法院長溫宗堯、交通由梁兼、外交陳籙、軍政周鳳岐、財政陳錦濤、內政陳中孚、教育陳群併兼上海或南京市長，成立後敵方擬更進一步而與華北偽組織合并。特務已經掌握到唐紹儀被提名出長「華中臨時政府總統」的情報，乃通過各種途徑警告他們切勿為日人所利用。5 月19 日，唐紹儀的私人代表江天鐸與日方的船津辰一郎在上海舉行了密談，5 月20 日，江天鐸將該談話內容告知唐紹儀；唐氏堅持和談的先決條件有三：（1）立即停戰；（2）須先將中日所有的協議一筆勾銷，以免節外生枝；（3）不反對國民黨與中國人。值得注意的是，唐氏一直到船津於7 月上旬返日以前，從未與他見過面，僅通過江天鐸居間傳達消息而已。與日首相近衛文麿有同窗之誼的唐紹儀女婿岑德廣也穿梭於華北與日本兩地，為雙方進行溝通協調。1938 年夏，唐氏向荷蘭使館中文秘書博斯（Bos）透露曾要求日方具體說明日後將如何控制佔領區及節制其商民在區內的工商活動，認為日方將著重在發展佔領區內的農業，以提升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進而提升其購買力，中國的物資不僅能充分供應在華日商，也能將剩餘的物資輸往日本。他分析日方急於找尋一位頗具聲望的政治家出來領導政府，唐氏乃同意犧牲小我，成全佔領區內的數百萬名中國人民的身家性命；最後則指責國民黨及藍衣社須為在上海刺殺其兩名友人的罪行負完全的責任。博斯乃分析一旦日方展現誠意，唐氏將擔任華中政權名義上的領袖。我們可由以上史料發現唐紹儀一直依違在日、蔣之間，他避免直接與日方接觸，以免被人扣上「漢奸」的帽子，進一步遭遇不測，此外，為了了解日方的態度，他通過了昔日的僚屬試探日方的態度，以為自己的出路預作打算。

1938 年5 月，法學家羅家衡前往武漢，會見汪精衛和孔祥熙等人。汪氏主張由唐氏出面與日方談判：孔祥熙也傾向請唐氏與日方試談條件。羅家衡返回上海，也表達「中央篤念老成之殷暨粵人關懷鄉前輩之誠」，使唐氏感到萬分欣慰。6 月27 日，唐紹儀致函孔祥熙，表示願意在國難當頭襄助國事。7 月5 日，孔氏在復唐氏的密函中希望借他的「有利地位」，以試探日方的和平意向。因此，唐紹儀是受汪精衛和孔祥熙的委託，在上海與日方談判的。

對蔣介石個人而言，一向態度曖昧的唐紹儀出主南北統一的政權，將會拉走一些黨國顯要，不僅使蔣氏顏面大失，還將進一步威脅到他的地位，再加上蔣與唐曾有宿怨，因此決定下令軍統殺雞儆猴，藉以威懾異己。

蔣介石與唐紹儀恩怨頗深，孔祥熙扮演了二者之間和事老

不願背上「漢奸」之名

1938 年3 月28 日，「華中臨時政府」正式宣布成立，但它的政權基礎仍不穩固，主要有以下幾項因素：首先，唐紹儀拒不正式參與的曖昧態度使該政府的分量大為降低。1938 年2 月初，先前大力主張由唐紹儀出馬主持「華中臨時政府」的日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認為唐氏的態度相當消極。3 月3 日，唐紹儀向英駐上海總領事菲利普斯（Sir Herbert Phillips）澄清他將出馬主持「華中臨時政府」的消息是「不正確的」（inaccurate），菲利浦斯認為其中的內情極不單純，因為一向反蔣的唐氏並未以「極其不真實」（quite untrue）的用語來反駁各種傳聞；即使如此，我們也能得知唐氏對復出主持新政權所持的保留態度。3 月12 日，英新任駐華大使卡爾（Sir Archibald C. Kerr）認為唐紹儀加入新政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most unlikely），尤其是准軍務部長周鳳岐及華北政權要人王克敏先後遭到槍擊，更大為降低了唐氏主持新政權的意願。美駐上海總領事高斯（Clarence E. Gauss）則於3 月16 日致電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指出：唐紹儀是否將會出馬領導華中臨時政府，仍是未定數。2 日駐上海總領事曾向英使卡爾透露25 名中國政要將於3 月16 日迎接唐紹儀抵達南京，但到最後卻無疾而終。卡爾認為唐紹儀以時機尚未成熟，且堅持「須經過一種選舉手續」，乃拒絕出馬。此外，暫居香港的李思浩連續三次表明拒絕接受職位；在天津的張耀曾、章士釗都表示無意參加；陳中孚也自東京來電錶示暫時無法返回上海；溫宗堯則先暫避於青島。再加上公眾輿論也對唐紹儀的態度發揮相當影響力，例如上海市民曾要求唐氏「發表光明正大的宣言，力辟漢奸謠言」；民眾抗議的書信像雪片般地寄到唐紹儀的寓所，使得唐氏的態度更趨謹慎。3 月中旬，外面盛傳唐將淪為「漢奸」，唐氏未作任何響應，並拒絕廣州抗日團體要求他返粵的呼籲，而退還他們所提供的旅費。3 月18 日，日內閣情報部引用一則新聞報道，其內容是廣州市民眾抗敵後援會致電旅居上海的粵籍名人唐紹儀、陳錦濤、溫宗堯等勿受日人操縱而重蹈鄭孝胥的覆轍，並要求他們儘速返回廣東；因華中臨時政府必須與日當局永久合作，它的成立將在某種程度上對當時正在進行的英日談判造成不利的影響。3 月26 日，上海各界散發傳單「指斥唐紹儀及其他維新政府要人，詈為漢奸」，並揚言大舉暗殺「新政府之有關係中日要人」。上海的外國輿論乃不看好該政權：

「新政府乃與蔣介石不睦之安福系的復活，完全屬於日本的創立，……除親日的而外，別無存在之道，為殘留於焦土之中國民眾計，終以政府為必要，新政府即此耳。彼立於民眾與日本軍部之中間，且時常服從日本之支配，以處理困難之事業，梁鴻志雖曾宣言與華北合并，但何者為主，則其次之問題也。」

1942年，汪精衛一行抵達日本，受到日本首相東條英機接見

不僅如此，連其他中國政要也對唐紹儀抱持著冷嘲熱諷的態度。3 月30 日，英外務部官員璧約翰於中國駐英使館拜會國民黨粵派要人孫科，詢問他對唐紹儀出馬領導新政權的態度，孫氏即對唐氏的出馬頗多嘲諷。「華中臨時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時，系暫由梁鴻志代行政事，且在上海所散發的新政府成立宣言中，只有梁鴻志和溫宗堯，唐紹儀並未列名其中。唐紹儀對在搖搖欲墜下所成立的「華中臨時政府」態度之消極，由此可見一斑。

其次，唐紹儀不願出掌「華中臨時政府」也涉及駐華日軍的派系傾軋，並連帶造成日駐華特務機關的人事異動。1938 年2 月初，滿鐵總裁松岡洋右將新政府的人選名單攜往上海以討論新政權的成立事宜，遭到松井石根、船津辰一郎及在滬日紡織業領袖以名單中多為「不知名之士」而大加反對，並與他「發生口角，幾致動武」。2 月底，日方派遣陸軍教育總監畑俊六接替奉調返國的松井石根為華中方面軍司令官。畑俊六與松井的行事風格全然不同：畑氏凡事秉承軍部的命令行事，松井則多無視於軍部的命令，且在戰場上我行我素。畑俊六於到任後完全推翻鬆井的計劃，造成日駐華特務機關的人事大變動，再加上外務、陸軍及海軍省對新政權的態度不同，「外交主緩辦，海軍主停止，陸軍主急辦」，外相宇垣一成與陸相板垣征四郎的意見不合，再加上日海軍方面堅持華中政府組織的獨立性，不願與陸軍所支持的「華北臨時政府」合流，連帶波及「華中臨時政府」的成立。上海華中派遣軍特務機關長臼田寬三（中佐）主張由唐紹儀擔任南北政權合并後的主席，受到華北政權領袖王克敏及華北日軍特務喜多誠一的強烈反對。至於唐紹儀本人則以仍在養病，健康狀態不理想，完全缺乏出為主席的意願，並對於邀請他復出的各項傳言深表憤慨，聲明絕不出馬，堅決地抗拒權力的誘惑，頂多只同意為中日的和平而努力。臼田乃被降調至河南開封，遺缺改由日本使館少將武官原田熊吉擔任。

不只如此，日方陣營中甚至還傳出仍願以蔣介石為談判對手的消息。日方一旦同意與蔣氏談判，拉攏唐紹儀出馬籌組新政權的政策就是多此一舉。不過，我們仍視此為日方內部針對新政權成立所提出的一項意見，因為如果日軍的軍事行動獲得進一步的進展，日方更不會將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放在眼裡。

「土肥原機關」的「鳥工作」

1938 年2 月，日本的首要戰略在「先奪徐州，再向平漢、隴海路實行總攻，以會師武漢為目的」，作戰的目的是「會師武漢」。3 月初，唐紹儀採取觀望態度，聲稱日軍一旦攻下徐州、攻克武漢，才考慮出馬的問題。5 月，徐州會戰結束，日軍打通了津浦線，意圖整合南北傀儡政權，對唐紹儀的勸降工作乃更加緊進行。

6 月17 日，日本政府為有效化解陸軍、海軍、外務省的號令不一，乃決定籌組對華特別委員會，負責策劃統合中國各地親日政權的工作，其中的一項計劃是「起用唐紹儀及吳佩孚等一流人物，釀成成立強力政權的趨勢」，亦即所謂的「鳥工作」。7 月12 日，日本五相會議決定「使中國喪失抗戰能力，並推動支那現中央政府，使蔣介石下台」的謀略，其中一項方策就是起用「中國第一流人物」，並削弱中國政府與民眾的抗日意識。7 月26 日，直屬於五相會議的「對華特別委員會」正式成立，該委員會由陸軍派出土肥原賢二中將，海軍派出津田靜枝中將，外務省則以陸軍退伍中將坂西利八郎擔任顧問，以在日佔區內推動建立統一的中央政權的工作。他們在協商後決定在上海設立「重光堂」的辦事處，並由曾在中國從事特務工作超過20 年的土肥原統籌負責，津田、坂西從旁協助，外界乃將該委員會稱為「土肥原機關」。

土肥原賢二（上圖）

土肥原早在1935 年即向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提出「中日提攜」，為胡氏所斥拒。他這次仍把目標集中在中國革命初期的政治家，亦即被國民黨尊為元老的唐紹儀、吳佩孚、靳雲鵬等「中國第一流」人物身上，企圖以他們充當「中央政府」的領導人，以便在「臨時」「維新」政府之上，建立一個新的「中央政府」。土肥原的初步構想是由唐紹儀、靳雲鵬負責政治，吳佩孚負責軍事。唐紹儀是土肥原心目中的第一人選，主要在於他曾抱有大亞洲主義思想，相當敬佩日本能成功地迫使強國與它握手言和，主張實現中日同盟才是中國脫離帝國主義枷鎖的關鍵，並認為只有清楚地認識到日本的實力才能維繫中國的國家尊嚴。

唐紹儀原先不願加入新政府的主因是擔心日本終將與蔣介石妥協。日後唐氏的立場之所以出現動搖是由於土肥原抵華後的一系列人事安排。由於唐氏不願與日方直接接觸，土肥原乃通過各種渠道與唐氏溝通，且鎖定唐紹儀的女婿、清末大員岑春煊之子，且與日首相近衛文麿有同窗之誼的岑德廣為意見溝通者。土肥原提出讓唐紹儀「出任新政府首腦」，建議「由吳佩孚在旁予以協助，成為新中央政府骨幹」，並要求新中央政府須於10 月底成立。岑氏則向土肥原提出以下的條件：第一，日軍須攻下漢口，只要國民政府仍掌握漢口，就表示它仍未被擊敗，若貿然成立新政權，無異於讓唐氏背上叛國的罪名；日軍攻下漢口，唐氏才能真正承擔新政府的重責大任。第二，南北政權合并，首都設於南京；第三，唐氏須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主導新政府，不受日方掣肘。但即使日軍攻下漢口、唐氏擔任新政權中的領導人，共產黨的影響力對該政權仍是一大挑戰。當時的共產主義藉由散佈於中國各地的游擊隊在日佔區中廣為傳播，不願受日本控制的中國青年將共產主義視為是解救中國的不二法門，並與共產運動連成一氣，最終達成解救中國脫離日本枷鎖的任務。

此外，岑德廣向土肥原要求統一的中央政府須以「唐紹儀為中心」，堅持新政府須符合以下諸條件運作：第一，新成立的政府須定名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首都設於南京，國旗用青天白日旗，「以北京為陪都，由國民政府特派一政務高級大員常駐，以便就近處置一般事務」。第二，關於基本國策方面，須「以防共睦鄰為保持東亞永久和平，並以民主政體徹底保障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對於友邦之一切條約均繼續實行」。第三，關於軍事方面，為「維持國內治安及剿滅共產黨」，須建立國防常備軍80 萬人。此外，岑氏與土肥原還對政府的組織系統、「幹部人才」的網羅、「中心機關」的活動經費、工作事項、反蔣倒蔣計劃、對日關係，以及正式登台前準備發表的「和平救國宣言」提綱等予以詳細的規劃。岑氏在上海與土肥原等日方特務秘密往來與談判都被國民黨軍統局的上海區人員嚴密監控。

1938 年9 月底，土肥原密訪唐紹儀。他慫恿唐紹儀簽署「和平救國宣言」，為新政權的成立邁出第一步，也為建立新政權營造輿論，其內容包括：第一，由各省同志聯合發起「中華民國國民緊急救國會議」，再由救國會議全體議決敦請唐紹儀與吳佩孚二人出任艱巨、主持一切。第二，唐紹儀於政治上頗有聲望，曾任中華民國首任國務總理，是國民黨的元老；吳佩孚是中國的高級將領，夙以「愛護國家主權、力排共產邪說」為職志。唐、吳的出馬必受到國民黨同志及歐美各國的擁護及承認。第三，在南京召開國民救國會議，正式投票選舉元首。不過，唐紹儀在與土肥原秘密會談之後不久即遭遇不測，「土肥原機關」的計劃遂告流產。

作者簡介：楊凡逸，1975年生，台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學士（1997）、碩士（2001）、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2010），研究專長為近代中國外交史，現為台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歷史科約聘教師，著有《美日「帕奈號」（U.S.S.Panay）事件與中美關係（1937—1938）》，發表《論唐紹儀在中英西藏交涉上的角色》《唐紹儀與1911年南北議和》《乾隆朝中緬關係初探》等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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