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清朝之亡 非亡於革命黨而亡於「小爺們」

清王朝以宣統朝而終，這是辛亥革命的結果。然而，何以清王朝於宣統三年在革命的衝擊下而迅速覆滅？我們試圖通過對宣統政局的剖析，以期對此問題作出解釋。

徐世昌就認大總統儀式

一

宣統政局的形成

政局是影響決策的各種政治勢力的關係構成的政治格局，尤其是指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結構及其演變態勢。據此我們認為，宣統政局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到光緒末年的丁未政潮，而1908年底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繼去世則成為清末政局轉換的機樞，正由此而形成宣統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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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未政潮與奕—袁集團的鼎盛

1907年的丁未政潮，是光緒末年清朝統治階級內部兩大對立政治派別爭權奪利的鬥爭。其中一派以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瞿鴻禨和宣赫一時的封疆重臣兩廣總督（1907年做過20餘日郵傳部尚書）岑春煊為首；另一派以首席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為首。兩派鬥爭的結果，奕—袁集團大獲全勝，權勢盛極一時。

慶親王奕劻1903年繼榮祿而為首席軍機大臣，袁世凱則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而權傾朝野，所謂「慶邸當國，項城遙執朝權，與政府沆瀣一氣」，奕、袁勾結形成當朝一種顯赫勢力。與此同時，朝中還存在另外一種勢力，以深受慈禧太后寵信的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瞿鴻禨為首，以兩廣總督岑春煊為奧援。慈禧太后慣用的統治術，即是凌駕於各派衝突之上，操縱其間，利用矛盾，保持自己權勢，每每因此可以維繫政局的穩定。然而，當這種平衡術稍有傾斜，則預示著政局動搖和政潮突起。

1907年的丁未政潮，正是因為慈禧太后對權勢目重的慶親王奕劻表示了不信任的意向而引起，結果出人意料，由於瞿鴻禨的弄巧成拙反而使奕劻、袁世凱先發制人地反戈一擊，致使瞿鴻禨和岑春煊橫遭罷斥和放逐。瞿被罷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岑由剛任20餘日的郵傳部尚書被放兩廣總督，旋被借故而罷。奕—袁集團因此而權勢至於鼎盛，這是垂暮之年的慈禧太后不得不深以為患的。

在丁未政潮之後，慈禧太后採取了一系列抑制奕—袁集團勢力再度膨脹的措施。首先，是調載灃入軍機處，「希望分奕劻的權力」，然而「載灃謹小慎微，尚有父風，而才具平庸，尤乏手腕，豈是奕劻對手，徒成其為『伴食中書』而已。」對付奕劻，這種措施顯然並非有效，但無論如何，這已預示著日後載灃的發跡。其次，去掉袁世凱直隸總督及北洋大臣之職，調袁為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實為明升暗降之法；同時又調張之洞入軍機處，對袁加以牽制。顯然，由丁未政潮開始，奕劻、袁世凱集團已成為威脅朝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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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後去世與載灃集團的形成

1908年11月，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相繼去世，晚清政局由此而開始大轉換。這裡需要著重說明的是何以能形成一個載灃集團。

首先，載灃之子溥儀繼光緒帝之後而為皇帝。光緒皇帝病危之際，繼統人選問題為宮中所注目，近支溥字輩中年長的恭親王溥偉頗為活躍，自以為「如立長君，他當然有分」。然而，慈禧太后「根本沒有作立長君的打算」，奕劻、袁世凱也認為「倘立一歲數大的，於己殊為不利」，這樣一來，「溥偉之妄想，當然無望了。」因此，便有慈禧懿旨使三歲小兒溥儀「入承大統為嗣皇帝」，即宣統帝。

載灃與子女們

其次，載灃為監國攝政王。據載濤回憶，載灃「遇事優柔寡斷，人都說他忠厚，實則忠厚既無用之別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規律，內廷當差謹慎小心，這是他的長處。他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決難勝任。」殊不知這正是慈禧太后所需的合格人選，她「之所以屬意載灃，是因為她觀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載灃好駕馭，肯聽話，所以先叫他做軍機大臣，歷練歷練。」溥儀繼位，乃父載灃便當然地被封為監國攝政王。慈禧太后本來想通過載灃來操縱朝政，慈禧懿旨：「著攝政王載灃為監國，所有軍國政事，悉秉承予之訓示，裁度施行。」然而，慈禧很快去世，載灃便以監國攝政王身份總攬朝政，所謂「獨攬大權者，僅載灃一人。」

再次，為了對付權勢顯赫的奕—袁集團，便在載灃周圍聚集了大批皇族親貴，形成了載灃集團。載灃自代宣統皇帝為全國海陸軍大元帥，任其胞弟載洵為海軍大臣，載濤為軍諮府大臣，緊緊抓住軍權；同時，調整各部院大臣，多以皇族親貴充任。這樣，在與袁世凱集團爭權奪利的鬥爭中，形成了一個以載灃為首的皇族親貴集團。

宣統政局就是在載灃集團與奕劻、袁世凱集團的爭鬥中形成的。

二

宣統政局的演變

宣統政局的演變可分兩個時期：載灃時期和袁世凱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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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灃時期（1908.11—1911.11）

載灃攝政監國時期，或明或暗地始終貫穿著載灃集團與奕—袁集團的鬥爭，同時夾雜著皇族親貴集團內部的爭權奪利，載灃集團與地方督撫—立憲派的關係更是日趨緊張，政局因此而動蕩不安。

他們便在罷斥袁世凱之後，轉而拿有「奕劻心腹」之稱的陸軍部尚書鐵良開刀，「認為若有他為陸軍領袖，則奕劻仍不易搬倒，所以連他一起排去。……遂把鐵良放了江寧將軍。」然而，奕劻仍然把持首席軍機大臣職位絲毫而不動搖，致使袁世凱能夠於「辭去軍機大臣，而返回河南之後，仍在暗中操縱一切」，以及日後能乘機而輕易東山再起。

在與奕—袁集團爭鬥的同時，載灃加緊集權皇族。如前所述，這是慈禧太后晚年政策的繼續。當然，這個所謂的載灃集團並不是鐵板一塊。由於載灃個人庸碌無能，並不能像慈禧太后那樣的鐵腕人物成為一個權力中心，因而難以控制皇族親貴，以至於形成所謂「政出多門」的局面：

在載灃攝政監國期間，袁世凱垂釣洹上，皇族親貴們各自佔住相應的權位，表面上，載灃尚能控制朝政，朝局相對穩定。然而，朝廷與地方的關係日趨緊張，矛盾愈演愈烈，主要表現在立憲運動中載灃集團與地方督撫—立憲派的矛盾。

宣統時期，地方督撫中未有顯赫人物，不能形成與朝廷相抗衡的地方勢力。由於載灃攝政期間繼續了自1906年以來的憲政政策，雖然並不真正主張立憲，但卻給予以各省諮議局為中心的所謂立憲派以很大期望，他們多次發動全國性國會請願運動，得到一般督撫的支持。地方督撫與立憲派在立憲運動中合流。然而，他們與朝廷的關係卻日益緊張。1911年5月，清廷推出「皇族內閣」。「直省諮議局以皇族組織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公例，請另行組織，呈請都察院代奏。奉旨以黜陟百司為君上大權，議員不得干預，不許。」清廷此舉「足令全國諮議局之議員人人喪氣而絕望。諮議局議員絕望之日，即清朝基礎動搖之時，至是內外人心皆去。」清廷政治已不可為，其與立憲派的矛盾更是不可調和。此後，立憲派轉向革命，地方督撫不願效忠，當是自然之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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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時期（1911.11—1912.2）

武昌起義後到宣統退位時，這段時間也應屬於宣統政局的考察範圍。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以載灃為首的滿族王公親貴終於束手無策，「武昌起義後，清廷的王公大臣們自攝政王載灃、慶親王奕劻而下都沒有應變的大才，都拿不出處理軍政的上策。」袁世凱再起的時機就這樣來到。1911年11月，袁出任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載灃只好「以醇親王歸藩，不預政事。」此後便是袁世凱挾持清廷與革命黨議和，一批皇族親貴如良弼、鐵良、溥偉、善耆、載洵、載澤等集結為宗社黨（1912年1月），他們企圖挽救垂死的清王朝。袁世凱欲借重革命勢力威脅清帝退位，這是宗社黨所無法容忍的，他們一度成為一種堅定的清帝退位反對派勢力。終於，袁世凱與革命黨人合作給予良弼以肉體的消滅，在「鐵血」面前，宗社黨不得不敗下陣來。良弼被炸而亡，「親貴喪膽，遜位議定。」1912年2月12日，宣統皇帝宣布退位，就這樣，以袁世凱的最後勝利而結束了宣統政局。

1912年2月16日袁世凱讓助手剪去了自己的辮子。3月10日下午3時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此照為他和部分政府官員與外國使節的合影。他身著的仍為前清陸軍上將軍常服。

在袁世凱與滿族親貴爭鬥的同時，立憲派由於對清政府的失望而轉向與革命派合流，成為反政府勢力，整個社會大動蕩起來，最後推翻了清王朝統治。

綜觀宣統政局的演變，我們可以看到，「在清末的最後3年中，各方面的明爭暗鬥是很激烈的。立憲派和革命派與清政府斗；攝政王與袁世凱及立憲派和革命黨斗；善耆與載灃兄弟斗，結果均歸失敗，成功者只-袁世凱。」如前所述，載灃處置袁世凱，僅以「開缺回籍養痾」，無異於「縱虎歸山，養癰成患」；而袁世凱對付良弼，則是置之死地而後快。載灃之懦弱，滿族親貴之無能，袁世凱之幹練橫暴，昭然若是，宣統政局如此演變當為自然而然。

三

宣統政局的特點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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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動蕩不安

宣統政局就潮局而言，表面上是相對穩定的：載灃攝政監國，袁世凱退隱在籍，皇族親貴各安其位，在短短的三年中—也許正因為如此短暫，彼此相安無事。但是，這種表面穩定現象背後隱伏著嚴重危機：一是朝廷與地方的關係緊張，矛盾日益激化，主要表現在立憲運動之中；二是地方上革命黨人的革命活動，尤其是經常性的武裝起義。因此，就整個宣統政局而言，由於立憲運動與革命運動蓬勃發展直到最後合流，致使政局動蕩不安，以至於清王朝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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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處於失控狀態

光緒、慈禧相繼去世，幼年宣統繼承皇位，載灃攝政。由於載灃資歷淺，年紀輕，且生性懦弱，又庸碌無能，而所有皇族親貴也是彼此彼此。無疑，漢族重臣袁世凱「已成為全國政治重心，一朝罷斥，政治重心便失去了平衡」，以至於「滿廷的中樞已成真空地帶」。所以說，清王朝於宣統時期缺乏一個權力核心，呈現失控狀態。朝中派系林立，各自為爭權奪利，這是鐵腕人物袁世凱得以乘機崛起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朝廷對地方督撫失控，使離心力增大，使得武昌起義以後各省督撫各自逃命，幾乎未有拚死抵抗效忠王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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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親貴擅權，滿漢矛盾激化

載灃攝政期間，加強皇族集權，尤其是少壯親貴們充斥朝廷，他們個個碌碌無為，而都佔住顯要權位，並且不斷地明爭暗鬥，大多的精力就這樣內耗了，以至於政治則無所為。正如徐世昌所說：「清王朝之亡，並不是亡於革命黨，而是亡在一班『小爺們』身上。」滿族親貴把持中央，漢族重臣袁世凱之流被排擠出去，雖然我們不能把載灃集團與袁世凱集團的權力鬥爭純粹歸結為滿漢矛盾，因為其中包含著更多的個人或集團的權益之爭，但是在宣統時期，滿漢矛盾更加激化則是毋庸置疑的。武昌起義後，這種民族矛盾更表現在袁世凱集團與宗社黨的鬥爭上；同時，「反滿」無疑是辛亥革命一個頗具號召力的口號，以至於革命派竟以迫使清帝退位為條件而擁戴袁世凱以達到共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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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該已明白清王朝何以於宣統三年在革命的衝擊下而迅速覆滅了。本來，武昌起義或許並不足以威脅滿清王朝260餘年的統治。據時人記載：「鄂垣兵變，僅一小部分，……彼系烏合之眾，人心未定，收復不難。」然而，滿族王公親貴早已自壞長城，不得不聽任武昌起義的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勢，正所謂「革命之事，乃諸王之自革而已。」「滿清的滅亡，不是革命軍以軍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由宣統政局分析可知，宣統時期，清王朝本身隱伏著各種危機，大廈將傾之時，加以革命的撞擊，清王朝覆滅了。可以說，這正是宣統政局演變的必然結局。【來源：《北方論叢》1995年 第5期 作者/李細珠 原題：試論宣統政局與清王朝覆滅 鳳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