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拉宮的午夜：現代伊斯坦布爾的誕生

撰文：查爾斯?金(Charles King)

翻譯：宋非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伊斯坦布爾曾經是這個全世界最偉大的城市之一。但這個近代早期的經濟重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數年時光里氣數漸盡。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期，伊斯坦布爾持續不斷地迎來送往，不同民族、種族和宗教信仰的流亡政客、野心家、藝術家沖刷著這座歷久彌新的城市。而就像是一個世界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靈魂大遷移，這些人的才華統統以嶄新的方式被喚醒。正是這些人促進了這座城市的社會、文化和機能改革。

《佩拉宮的午夜》由美國喬治敦大學教授、歷史學家查爾斯?金主筆，後者用了二十七年構思、三年寫完了這部以佩拉宮大飯店、伊斯坦布爾古城百年間沉浮為主線的歷史著作，講述了奧斯曼帝國的沒落以及現代土耳其的誕生，為凝視這座多維的、永遠在變動的城市貢獻了一個不一樣的角度。

以下文字受權節選自《佩拉宮的午夜》。

列夫·托洛茨基或許是有史以來最不情願來到伊斯坦布爾的遊客。他甚至在上岸前，還把一張字條交給了上船檢查的海關官員，要求送達穆斯塔法·凱末爾。「親愛的先生，」他寫道，「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門口，我很榮幸地通知您，我已經抵達土耳其，此次並不是我自願前來，我只是服從命令才跨越了這條國境。總統先生，請您理解我此刻的心情。」

字條標註的日期是1929年2月12日。這是伊斯坦布爾最冷的冬天，有軌電車要挖開積雪才能行駛，偏遠一點的地區偶有狼群出沒，為避開博斯普魯斯海峽漂浮的大冰塊，渡輪百年以來第一次停運。巴黎出發的火車好幾天都埋在雪裡無法行進，這個小插曲還激發阿加莎·克里斯蒂寫下了《東方快車謀殺案》。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納塔利婭·塞多娃（Natalya Sedova）在這趟列車上行進了二十二個日夜，從哈薩克向西到敖德薩的港口，緩慢行過了差不多三千英里。兩年來，這一家人被約瑟夫·斯大林遠遠送離蘇聯後一直在中亞輾轉。

儘管托洛茨基曾是十月革命的發起者之一，又是弗拉基米爾·列寧的親密戰友和俄國內戰期間紅軍的領導人，但是1924年，列寧逝世，斯大林的野心之門洞開。斯大林苦心籌謀幾年，除掉了布爾什維克黨的多位元老，但托洛茨基是當時黨內除斯大林之外追隨者最廣的人物，也是最有實力接棒列寧的蘇聯領導人。所以直至20世紀20年代末，斯大林才足夠強大，敢對托洛茨基動手。格別烏（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簡稱OGPU，1934年設為國家安全總局）根據斯大林的命令，首先押送托洛茨基和納塔利婭去往哈薩克的多風平原，然後敖德薩的警察又親眼監督著這一家人被轉移上了「伊里奇」號（Ilyich），這艘目的地是伊斯坦布爾的輪船除托洛茨基夫婦和他們的兒子利奧瓦（Lyova）之外，沒有搭載任何平民，也沒有裝運任何貨物。土耳其准許他們一家人入境，但這並不表示對托洛茨基身陷政治困局表示同情。恰恰相反，事實證明，20世紀20年代後期，土耳其政府認為自己既取用了蘇聯模式的精華，同時又成功挫傷了蘇聯的直接影響。

不管怎樣，蘇聯人一直留意著這最著名的流亡犯。蘇聯大使館殷勤接待了托洛茨基一家，為他們安排了住房。隨後幾周，大使館的側樓也預留出來，供托洛茨基使用。格別烏駐伊斯坦布爾的代表雅科夫·明斯基（Yakov Minsky）不僅負責監視他的行蹤，還要幫這一家人尋找長期的住所。奇怪的是，蘇聯政府一邊像招待客人一般善待托洛茨基，一邊卻在他缺席的情況下譴責他密謀推翻政府的反革命活動。更奇怪的是，蘇聯政府還容許他寫信給《紐約時報》等西方報紙，抗議不公平的判決。沒有人想到他的窘況會持續這麼久，至少托洛茨基本人不相信會一直處於這種困境。他受脅迫到達這個城市，並沒打算就此留下來。

沙皇時代，托洛茨基還是地下革命分子時曾有過兩次流亡經歷，一次去往西伯利亞，另一次在俄羅斯北部，所以他很熟悉在異國他鄉開始新生活的概念。托洛茨基的前兩次流亡都通向了勝利：1905年的俄國革命迫使沙皇組建了俄國議會；1917年的十月革命又把布爾什維克政權推上了歷史舞台。而現在，他不想待在一個他連當地語言都聽不懂的國家，他告訴土耳其記者，他希望很快獲得簽證，前往德國、英國或法國。在那裡，他能夠代表國際社會主義繼續政治工作，同時聲討篡位者斯大林。

蘇聯人同樣以為托洛茨基只是暫時流亡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作為流亡地有三大優勢，從蘇聯海岸起航的船隻容易抵達，國家願意接納托洛茨基，而且四處潛藏著尋機殺他的人。畢竟在佩拉區的後巷，許多白俄人整天無所事事，肯定有人無法剋制，想要行刺這位布爾什維克宿敵。蘇聯秘密警察的特工明斯基甚至一直向托洛茨基遞送消息，讓他了解伊斯坦布爾所有白俄分子和外國間諜的動向。這或許是想幫助托洛茨基避開敵人，也可能是個聰明的陷阱：刺激托洛茨基的好奇心，假如他碰巧聯繫了資本主義特務，正好可以坐實對他外國間諜的指認。

納塔利婭和利奧瓦獲准離開大使館去尋找住宅，托洛茨基偶爾也會在警衛的陪伴下，穿著暖和的冬衣沿佩拉區的電車軌道散步。明斯基擔心長期把托洛茨基留在大使館，自己會成為斯大林政敵的房東。於是，他不情願地當起了房產經紀人，主動提供了多個可選擇的居所，但都無法滿足托洛茨基的具體要求，特別在安全方面，托洛茨基總覺得有漏洞。明斯基很窩火，最後一氣之下把這家人踢出了大使館，趕去了街北的托卡良酒店，納塔利婭只好自己繼續尋找。搬了兩次家後，1929年4月下旬，她終於找到了一棟搭乘渡輪一個半小時就能到達城中心的房子，托洛茨基在這裡可以相對安全地繼續寫作和政治工作，同時制訂他的下一步行動計劃。

普林基波島（Büyükada）是王子群島中最大的島嶼，這九個乾旱的小島就像是馬爾馬拉海上突然出現的恐龍脊背。普林基波島的修道院曾是觸怒皇帝的拜占庭貴族流亡的首選流放地，而其餘的小島在青年土耳其黨時代之前都是垃圾場。例如，幾個世紀以來，流浪狗一直是伊斯坦布爾公共健康的危害因素之一，自1910年開始，市政府發起了一項秩序與清潔的長期運動，下令圍捕數萬條野狗，並且把它們運到海斯扎達岩島這個廢棄的島嶼。成群的野狗相互撕咬，搶佔雨水池，爭奪迷途的飛鳥。多年之後，傳言在安靜的夜晚，如果恰巧起南風，伊斯坦布爾人還能聽見狗群的狂吠與怒嚎。

19世紀40年代，奧斯曼帝國開始定期向適宜居住的島嶼開放輪渡服務，普林基波島一下變成伊斯坦布爾富有商賈，特別是希臘人的消暑勝地。木結構的住宅再加上粉刷一新的白色陽台和活動自如的百葉門窗，消解了夏天部分的暑氣。島上嚴禁（而且現在仍然禁止）私家車駛入，所以本地人和觀光客只能乘坐敞篷馬車環島行進，道路上一層厚厚的松針正好可以緩衝車身的顛簸。盛夏時節，棵棵夾竹桃的枝頭都掛滿了白色的小花，紫色的九重葛攀爬纏繞，蔓過花園的圍牆，構成路旁斑斕的畫面。兩旁樹木蔥蘢的詹卡亞大街向北可以直達渡輪碼頭，成片的別墅和相依的賓館面朝藍寶石般的大海和安納托利亞海岸低矮的山丘。

伊斯坦布爾

托洛茨基和卡爾·馬克思一樣，都希望有一天資本家會被粉碎，可是他眼前的幸福卻不得不依仗資本家的善心。著名的土耳其商人接連前來幫助他開始去國離家的新生活，有的人是因為有機會接近政治名人而激動萬分，有的人則是想向斯大林的仇敵獻殷勤。一位前奧斯曼帝國官員把自己的別墅租給了托洛茨基。這座寬敞的宅院位於詹卡亞大街下坡的一側，盡頭就是臨海的小懸崖。「馬爾馬拉海波濤拍岸，距離我們的新家僅幾步之遙，」納塔利婭回憶道，「那是個美麗的地方，寬敞又寧靜，面朝無邊無際的藍色海洋，大部分時間都沐浴著金色的陽光。」

1931年3月，一場大概由電熱水器故障引燃的大火燒毀了這棟房子。托洛茨基據說還起訴了房東與管家疏忽大意，但這並不能解決他必須另尋住處的燃眉之急。他們一家人不得不再次搬遷，先是暫住在島上的酒店，接著搬去了亞洲大陸莫達區某個有圍牆的屋宇，後來又搬回普林基波島，住進了一所土耳其航運巨頭名下的紅磚房，距離原來的宅院只有一小段路。他們逐漸適應了這種桃李芬芳、花果馥郁的田園生活，在島民稱為拉克科斯庫小酒吧里，他們可以一邊啜飲茴香酒，一邊面向北方欣賞伊斯坦布爾的景色。它如今是這位世界革命先知最始料未及的家園。

托洛茨基成年累月地待在孤島上，他越來越擔心自己的安全。他確實有理由害怕，因為城內既存在白俄分子，又有布爾什維克特工。他經常隨身攜帶小手槍，而且從不會在沒有守衛的情況下走到室外。他就像是一位沖著孩子大叫不要奪去他的財產的古怪老人。他有時會突然猛拽希臘東正教牧師的鬍子，確保他不是偽裝的刺客，有時還會拔槍指著當地漁民，因為發覺他連續好幾天在同一個地方拖網。

島民對他們身邊這位極其著名的居民並不熱情。托洛茨基聘用了當地的警衛、園丁和僕人，但是有關他特殊要求的故事也在附近流傳：他要求廚師耳聾，這樣他們就不能向外人彙報他的談話；他還要求保潔工是文盲，這樣他們無法閱讀他的信件。他總是話中帶刺。他只要發現家裡有人在休息或看書，就會大聲嚷嚷：「這兒有俄國移民！」他還有個人類通常都有的毛病，就是過於喜歡動用自己的權力：他給身邊的人都取了奇怪的綽號，在他看來，這就是他們的新身份。

他建立的唯一一段友誼似乎是與當地的希臘漁民哈拉蘭博斯（Haralambos）。他們兩個人時常劃著小船，偶爾還帶著警衛或來客進海捕撈或線釣應季的紅鯉和鰹魚。這對捕魚搭檔會在船上裝載石頭，然後扔進大海，把大群的魚趕向漁網。托洛茨基和哈拉蘭博斯彼此會用他們混雜著土耳其語、希臘語、俄語和法語的私人語言呼喚。托洛茨基在這些時刻似乎最好玩、最自在。「啊，傑拉德同志！」他曾經嘲笑他的律師傑拉德·羅森塔爾（Gérard Rosenthal）說：「如果你攻擊資產階級同你打魚一樣，他們會很長壽啊！」

即便如此，托洛茨基仍然很少真正地感覺安全。有一次，一個小姑娘游向小船，這個小姑娘就是後來土耳其著名作家米納·烏甘，她當時緊緊抓住船舷不放，激動的托洛茨基咆哮著讓警衛把她趕走，還用他的步槍槍托猛擊她的手指。可是如果釣魚很順利，他也會神采奕奕地回家，迸發出新的創作靈感，興奮地迅速口授給秘書記下來。

擺脫了蘇聯受限的工作環境，他可以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與國際社會主義共同體充分交流。寫稿、編輯、校訂，他幾乎單槍匹馬地編寫了一張新公報，專門報道反斯大林主義者的工作。他以早先在哈薩克做的筆記為基礎，開始撰寫自傳《我的生平》（My Life）。抵達伊斯坦布爾沒幾個月，他就完成了初稿。他還對俄國革命的歷史做了一些原始的注釋。德國和美國都送來了書稿合同和出版協議。各大西方報紙熱衷於發表托洛茨基有關全球局勢的看法，而社論和政論卻涌動著相反的觀點，托洛茨基的攻擊目標之一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評論說，這是他「發自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悲泣」。革命肯定是結束了，丘吉爾表示：「難民戰神再次展開了搏鬥，共產主義取代炸彈充斥著資本主義的報紙，去職的劊子手突然有說不完的閑話，倚靠在爐邊喋喋不休。」

利奧瓦被安排做了他父親的秘書，負責管理大量的來往通信，協助接待越來越多的賓客。客人們為了一睹真容，紛紛從歐洲大陸趕來看望托洛茨基這位伊斯坦布爾最受歡迎的昨日明星，他或許也是全世界最吃香的過氣人物。筆跡學家寫信請求得到他的手書樣本。循道宗教徒寫信向他解釋基督教教義的優勢。星相學家解讀了他的星盤。簽名收藏家懇請他在「兩位美國總統、三位重量級拳擊冠軍，還有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林德伯格上校以及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之後加上他的簽名，托洛茨基回憶道。後來，他雇了一個小團隊——或者按他的說法，叫總理府——幫他處理手稿、寫信、關注國際事務等繁雜的工作。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決裂雖說是個驚人的發展，但也只是全世界社會主義群體分化的一部分：一些人仍然指望蘇聯領導全球革命，另一些人正在奮力開拓自己的共產主義道路，還有一些人認為蘇聯實驗註定消亡，很快就會被歐洲海外殖民地出現的新運動接替。托洛茨基現在扮演了一個他從未嘗試過的角色：一個電極，周圍聚集了全世界心懷不滿的激進分子，尤其是那些堅決投身永久革命、傳播革命思想的人。與許多著名的流亡人士一樣，托洛茨基逐漸變成了圖騰，除了人格和文字的力量之外基本上沒有任何權力。「這個孤島是寧靜的遺落之地，就連偉大世界傳達給我們的迴音都低沉而遲緩。」他在摘記里這樣寫道。

想像托洛茨基是普林基波島的哲人是一回事，和他會面則是另一回事。前往小島的訪客幾乎全都自認為是反崇拜的。「他那麼渺小，似乎無法鬥爭。」美國詩人、政治激進分子馬克斯·伊斯門（Max Eastman）1932年來小島拜訪後寫道。伊斯門原本期待他們會深入討論社會主義事業的必然勝利，但是他發現托洛茨基更加擔憂世俗問題，尤其是自己的財務狀況。

他的作品非常賣錢。報紙刊登了他一系列的文章，並給他帶來了一萬美元的稿費。美國版的《我的生平》也讓他獲得了七千美元的預付款。《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連載《俄國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還支付了他四萬五千美元。但是自從第一所房子的大火毀了他多年的藏書和四處收集的照片之後，光在安保、住房、飲食，尤其是書籍方面，托洛茨基每月的支出就得一千多美元。為了節約，他很少置辦傢具，總是滿面愁容地在空蕩蕩的房間里踱步。他不再打理花園，任草木瘋長，他的狗托斯卡常常在高草矮樹之間奔跑跳躍，追逐飛鳥。「我們似乎是紮營，而不是居住。」他的秘書回憶道。

伊斯門受雇成為托洛茨基的文學經紀人，主要負責管理其銀行賬戶的收入。即便伊斯門是他的老朋友和美國左派的主要發言人，托洛茨基仍然用高人一等的語氣與伊斯門談話，控訴西方資本家的吝嗇，抱怨美國出版商的小氣。托洛茨基總不能按時履行合同約定，常常卑躬屈膝地要求延期。他先是答應交付文稿，隨後又堅稱自己從未給出這樣的承諾。伊斯門登門造訪時，托洛茨基大部分時間都在試圖說服伊斯門與他合作編排一部有關美國內戰的舞台劇。托洛茨基認為，這出舞台劇可以結合伊斯門的美國歷史知識和自己軍事戰術部署的專長，一定會風靡百老匯。伊斯門卻認為這個想法很荒謬。

伊斯門總結說，托洛茨基有「追隨者和部下」，但他無法擁有真正的朋友。托洛茨基沒有反駁這一說法。「我不能以個人命運的尺度來衡量歷史進程，」他說道，「相反，對於我的命運，我客觀評價卻主觀生活，僅僅因為我的命運與社會發展的進程密不可分。」他常說，敵人應該被槍斃。他認為這項處事原則是一種美德，可大多數流亡時期熟悉他的人都認為這是他無法掩飾的瑕疵，這不只是個人的缺陷，還是身為政治家的弱點。比起親密交談和親身參與，他更喜歡安全的講台和炫目的聚光燈。斯大林的地位不斷上升，而他的政治影響卻日衰月減，他不適合流亡，這不是因為他喪失了權力，而是因為它奪去了他在現實世界生活的兩件東西：可棲身的講台和可落實的計劃。

如同當年的白軍一樣，托洛茨基相信自己只要搬離伊斯坦布爾，重新找到落腳點，這兩件東西總有一天會回來。所以在不寫文章、不與追隨者通信的時候，他都在填寫簽證申請。德國拒絕他入境，荷蘭、義大利、奧地利和西班牙也沒有通過他的申請，丹麥只允許他去哥本哈根短程旅行。托洛茨基搬去普林基波島兩個月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創始人、英國的社會主義者西德尼·韋伯（Sidney Webb）和比阿特麗斯·韋伯（Beatrice Webb）夫婦曾拜訪過他，但即使他們也無法說服英國政府，後來還是惺惺相惜的工黨上台，英國才允許他入境。托洛茨基苦笑著寫完了《我的生平》的最後一章，標題是「沒有簽證的地球」。

最後，在法國社會黨的調解下，托洛茨基獲得了法國南部的避難許可，附帶條款是他不能前往巴黎，而且必須接受警方的持續監控。據為他作傳的傑出作家艾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scher）所說，托洛茨基在伊斯坦布爾的那幾年是他整個流亡歲月中最平靜、最富創造力和「最愉快的」時光。托洛茨基在日記里記錄了他在普林基波島的最後一段時光：「我們的房子差不多清空了，木箱放在樓下，年輕人正忙著給它們上釘子。這所舊別墅我們平日疏於打理，今年春天剛給地板刷了漆，油漆的成分很神秘，四個月過去了，桌子、椅子，甚至我們的腳現在還總是被粘在地板上。」他喜歡用隱喻來表達心緒，他覺得自己的雙腳似乎已經長在普林基波島了。在小島的這些年，他年歲漸長，鬢髮染霜，額頭和眼角生出溝壑，還有了心臟病和痛風的煩惱。1933年7月，托洛茨基和納塔利婭最後一次走過詹卡亞大街，登上了一艘前往法國馬賽的小船。他的兒子利奧瓦已先行搬去了柏林。

托洛茨基結束了他在土耳其的流亡生涯，奔向了新生活，他先到了法國，然後去了挪威，最後在墨西哥城的科約阿坎自治區落下腳來。他和納塔利婭隨身攜帶新簽發的土耳其護照，用來表明他們的身份。護照第一頁就申明，「本護照持有人不在土耳其政府的保護範圍之內」。他乘坐的小船沿著小島周圍的海岸航行，經過了他們在土耳其第一所房子燒焦的樓頂，隨著小船駛入大海，托洛茨基也走進了前所未有的危險之境。伊斯坦布爾在某種程度上一直深藏於他的內心。

20世紀20年代初，約翰·多斯·帕索斯走下樓，發現佩拉宮的大堂一片混亂。休息室里，希臘、義大利和法國憲兵交頭接耳，每個人都說著自己的語言。一位英國議員一邊喝著雞尾酒，一邊試圖向一名士兵解釋著什麼。服務生和門衛把一名頭戴阿斯特拉罕羊皮帽、身穿雙排扣禮服大衣的男子拖出了酒店，馬賽克鋪成的地板殘留下一大攤血跡，扶手椅的絨面也被染紅了。酒店經理額上布滿了汗珠，他焦急得走來走去，非常想知道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一個人告訴他，這位亞塞拜然的特使被人暗殺，槍手是個鬍子拉碴的亞美尼亞人。另一個人插話說，槍手或許是那個不蓄鬍子的布爾什維克，他徑直走到門口，擊斃了特使。與此同時，服務生穿梭其間，不斷懇求客人把賬單結了。

不管是協約國佔領期間，還是他們撤軍後，這都不算是不尋常的一幕。某類陰謀似乎是這座城市的通用貨幣。許多俄國人居住在城內和郊區，於是伊斯坦布爾成了俄國人內部紛爭的戰場和布爾什維克特工的潛在目標。1921年10月，弗蘭格爾的遊艇「盧庫勒斯」號（Lucullus）停在博斯普魯斯時被一艘輪船撞沉，很可能就是個暗殺陰謀，將軍和他的妻子因為當時不在船上而逃過一劫。某個名叫庫茲涅佐夫的俄國人住在佩拉宮，被稱為布爾什維克政治宣傳的中心，他特定的興趣是勸說哥薩克人等白俄分子投身共產主義事業。

「博斯普魯斯海峽是個垃圾場，堆滿了歐洲戰爭騙子和間諜。」美國海軍軍官羅伯特·鄧恩回憶道。佩拉宮和墓園大街自然而然成為他們的聚集地，吸引著所有參與情報收集遊戲的外國人和當地人。大街的北端是英國大使館，使館門外永遠有一名土耳其警察駐守，指揮佩拉大街的交通。沿著大街向南一些是古老的博蒂尚公園，以及坐落其間的劇院和俱樂部。公園旁邊就是佩拉宮，酒店緊挨著美國大使館的小操場。使館再往南，依次是基督教青年會和英國警察局。協約國佔領期間，英國海軍情報總部和英國代表團的軍官食堂就在佩拉宮街對面的大樓里。而街道的南端佇立著貝莎·普羅克特的酒吧和從前的妓院。

酒店

20世紀20年代末，這座城市的外國勢力被大幅削減，但在佩拉區說話仍然要小心謹慎，留心觀察角落的動靜。定居伊斯坦布爾難免會遇到「小欺騙和小脅迫」，托洛茨基的妻子納塔利婭回憶道。在普林基波島的島民眼裡，托洛茨基似乎陰險古怪，但是如果外面真的有人要抓你，妄想和偏執是一個人正當的反應。蘇聯大使館（也就是今天的俄羅斯聯邦領事館）是托洛茨基在伊斯坦布爾的第一個家，也是持續監視他的指揮部。以伊斯坦布爾為中心的間諜網路不斷發展擴大，他們希望把這個城市變成南歐和近東情報行動的基地。

「君士坦丁堡的間諜網路組織嚴密有序。」格別烏對外情報部門的高級官員格奧爾基·阿格比科夫（Georgy Agabekov）回憶道。阿格比科夫聲稱，伊斯坦布爾幾乎所有烏克蘭民族主義者、高加索山地人等主要反蘇僑民組織的通信幾乎都會落入蘇聯政府的手中。蘇聯人小心取捨，既渴望滲透敵方組織，又需要低調行事，避免與土耳其人鬧得不愉快。阿格比科夫聲稱，蘇聯人曾想方設法在日本、奧地利等外國使館發展內線，攔截髮給白俄社團和托洛茨基本人的信件，高薪僱用亞美尼亞主教當間諜，甚至在普林基波島托洛茨基的家裡安插了眼線。然而，這些情報行動都是用力過猛的拙技。蘇聯特工因他們布爾什維克主義積極捍衛者的身份而自豪，而且在許多場合，他們表現得太過驕傲，伊斯坦布爾、巴黎、倫敦等城市反間諜活動的特工幾乎一眼就能認出他們，「穿著俄國流亡貴族裁縫定製的藍嗶嘰西裝，走路大搖大擺」，一位失望的蘇聯官員指出。

阿格比科夫沒準是斯大林秘密警察的第一個叛離者，而伊斯坦布爾正是他被策反的地方。1929~1930年，他一邊在伊斯坦布爾開展工作，組織希臘、敘利亞和巴基斯坦等地的一系列情報行動，一邊把有關土耳其的事務交給大使館之外的格別烏的其他同事。阿格比科夫一再聲明自己對蘇聯體系不再抱有幻想，但是他背叛組織的直接原因非常俗套，因為他愛上了一位年輕的英國女人伊莎貝爾·斯特賴特爾（Isabel Streater），她曾經是他聘請的語言教師。阿格比科夫首先把自己想叛變的消息遞給了英國外交官，但他們懷疑是個陷阱，對他的態度非常冷淡。最後，1930年1月，斯特賴特爾乘坐東方快車，阿格比科夫乘船，兩個人先後逃去巴黎，最終開始了他們夫唱婦隨的新生活。

阿格比科夫的變節對蘇聯的情報工作是個打擊，但是伊斯坦布爾的間諜機構已習慣了經常的人員流動。阿格比科夫離開不到一年，大約在1929年中，伊斯坦布爾格別烏站站長、曾幫助托洛茨基在這個城市安頓下來的雅科夫·明斯基因病返回了莫斯科。他的繼任者是一名黑髮圓臉的特工，在圈內享有翩翩君子的美譽。他灰綠色的眼睛十分迷人，行為舉止機智有趣，一連串的女同事似乎都無法抗拒他的魅力。甚至今天，我們都很難確認他娶了誰，何時結的婚，沒準他同時娶了好幾個女人。他的正式頭銜是蘇聯大使館的外交官，他的旅行證件上的名字是瑙莫夫。上級聯絡他的代號是「湯姆」和「皮埃爾」，他的真實名字是列昂尼德·愛丁根（Leonid Eitingon）。

愛丁根在諸多方面都完美符合蘇聯特工的職位要求，尤其是他早在清晰的冷戰戰線尚未形成之前就已經投身情報工作。他家幾代人都具備多地生活的能力，可以立即融入陌生的環境。愛丁根是著名的俄羅斯猶太裔毛皮商查姆·愛丁根（Chaim Eitingon）大家族的一員。老愛丁根建立的毛皮貿易網路橫跨俄羅斯帝國和海外地區。帝國終結時，他的家族仍是蘇聯毛皮生意的主要渠道，是新政權主要的財政來源。

從莫斯科到萊比錫再到紐約，這個家族管理的進出口公司經受了俄國內戰的風吹雨打，利潤依然很豐厚。直至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斯大林將基礎工業國有化之後，他們家族生意的利潤源頭才被切斷了。查姆的兒子馬克斯在富裕的中歐和猶太人圈子裡長大。他象徵著這個家族改頭換面的一代人，他們從俄羅斯邊境的猶太人小村莊步入了歐洲上流社會。馬克斯是訓練有素的醫生，他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最早的助手之一，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首席編纂者。

馬克斯的表弟列昂尼德來自愛丁根家族中不太富裕的支系。1899年，列昂尼德出生在莫吉廖夫，也就是今天的白俄羅斯地區。他是小資產階級工廠主的兒子，趁著俄羅斯帝國式微，跟隨許多猶太青年的腳步向上攀爬社會階梯：他加入了共產黨，最初受雇於社會革命黨，布爾什維克政變後，又應募加入了托洛茨基的紅軍。內戰期間，他是列寧秘密警察契卡（Cheka）的成員，負責根除家鄉的反革命分子，他執行公務一向冷酷無情。列昂尼德是第一代好士兵，既為社會主義新國家戰鬥，也為當時的世界革命而戰——列寧、托洛茨基等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認為世界革命必然發生。

內戰結束不久，列昂尼德·愛丁根被分配到哈爾濱從事對外情報工作，這個地處東亞的中國城市當時在許多方面都和伊斯坦布爾很相似。哈爾濱有個大型的白俄社區，這些白俄分子在布爾什維克軍隊橫掃舊帝國的時候並沒有往南跑，而是選擇向東逃離。哈爾濱和伊斯坦布爾一樣，既是國際大都會，也是諜報與陰謀的溫床，是古老的俄羅斯文化播種的海外小島。愛丁根的任務主要是收集信息，拉攏白俄倒向布爾什維克，很可能還要安排對白俄社區主要領袖的暗殺行動。他的種種行為最終激怒了中國當局，他們如同土耳其人一樣，不願看見自己的國家成為別國紛爭的戰場。中國警察闖入哈爾濱的蘇聯領事館搜查文件，愛丁根是秘密警察的真實身份暴露了，於是被遣返莫斯科。

1929年，他被調往伊斯坦布爾，立即接管了蘇聯對外諜報活動中真正的大任務：密切監視剛剛遷居普林基波島的老年流犯。愛丁根微調了自己的政治觀念，他努力在土耳其平安度日，卻沒有沾染一丁點兒托洛茨基分子的氣息。駐紮伊斯坦布爾、監控蘇維埃政權的大敵存在巨大的職業危險，危險之一就是執行危險任務的特工可能轉變立場，投靠托洛茨基的陣營，成為危坐孤島之上那個男人的線人。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開始肅清蘇聯官僚機構的異己分子，伊斯坦布爾從前的特工隊伍里至少有一名特工雅科夫·布盧姆金（Yakov Bliumkin）被解僱，並因叛投托洛茨基而被槍決。雖然沒有證據表明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從事過這樣大規模的反間諜活動，但是莫斯科當局顯然還是畏懼托洛茨基的人格和思想磁力。

不管怎樣，愛丁根在蘇聯肅反運動中毫髮無損。他在任務結束並離開伊斯坦布爾後，被派往西歐主管間諜活動，他是海外工作經驗最豐富、級別最高的秘密特工。他曾一度擔任著名的英國叛徒、所謂的「劍橋五傑」之一蓋伊·伯吉斯（Guy Burgess）的諜報官員。西班牙內戰時期，愛丁根曾擔任斯大林秘密警察西班牙站的副站長，負責訓練與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右翼武裝力量作戰的突擊隊，並且與年輕的西班牙共產黨黨員加利達·麥卡德（Caridad Mercader）建立了友誼，甚至發展了更深的感情。麥卡德與愛丁根一樣，也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在政治信仰的感召下，加入了反對資本主義的陣營。她最初為無政府主義者工作，佛朗哥打敗左翼勢力後，跟隨愛丁根逃去了莫斯科。愛丁根具備西班牙的實戰經驗，擁有工作高效的好名聲，再加上他與麥卡德的個人關係，因此被推薦去主持在世界另一端即將展開的新行動。

1940年8月下旬的某天下午，在墨西哥城的邊緣地帶，兩輛沒熄火的車停靠在塵土飛揚的街道旁邊，愛丁根就坐在車裡。他正在監控一件資產，這與他多年前在伊斯坦布爾的工作非常相似，這件資產就是加利達英俊的兒子拉蒙·麥卡德（Ramón Mercader）。事情進展得不太順利，愛丁根明白，這項任務依靠拉蒙執行，成功率並不高。

三年前，愛丁根親自把拉蒙訓練成一名突擊隊員，並將他派往迎戰佛朗哥軍隊的前線，不料沒幾天，他就因傷病和槍聲恐懼症被遣返。拉蒙做事優柔寡斷，一緊張就冒汗。他參與此次行動的唯一優勢是他會獻媚，懂得如何取悅住在高牆裡面的老人，愛丁根親自給這位俄國老先生取了個代號「鴨子」（Utka）。拉蒙的任務是殺了他，所以個人關係萬分重要。

院內警報鳴響，狗吠不停。大門背後一陣騷動。如果任務失敗，拉蒙的後備計劃是利用他的左輪手槍逃脫，沒聽到槍聲意味著後備計劃也出了亂子。愛丁根下令汽車離開，讓刺客自己想辦法脫離困境。不久之後，愛丁根安全回到蘇聯，才知道了整件事的細節。

8月20日那天下午，拉蒙如往常一般在高牆外停下車，揮手示意武裝警衛放他進去。他走進書房，老人正在埋頭研究文件。幾分鐘後，他掏出藏在雨衣里的短柄冰斧，砸向了列夫·托洛茨基的後腦勺。

托洛茨基發出一聲尖叫，聲音非常大，街邊的愛丁根或許都聽見了。納塔利婭衝進書房，看見兩個人已經分開，托洛茨基倚靠在門口，拉蒙一臉茫然，似乎很驚訝剛才那一擊沒有殺死他。

書房裡到處都是血。托洛茨基的警衛闖進來，抓住了拉蒙，對這個年輕人拳打腳踢，在托洛茨基喝止前幾乎快把他打死了。畢竟，拉蒙的證詞可以指認誰是這次刺殺事件的主謀。當救護車把托洛茨基送到附近的醫院時，他還能講話，「我不想讓他們脫我的衣服，我希望你幫我脫」。他陷入昏迷前對納塔利婭說道。第二天晚上，托洛茨基就去世了。

愛丁根當日揚長而去，他或許不知道自己的職業生涯已達頂峰，等待他的是相當漫長的墜落。愛丁根是唯一一位在自己的職業生涯見證了托洛茨基流放始終的蘇聯特工。他與托洛茨基差不多同時抵達伊斯坦布爾，接著又親自策划了十一年後的刺殺。因服役期間的傑出貢獻，愛丁根和加利達受到了表彰，他是主謀，她是職業殺手的媽媽，他們倆在克里姆林宮的私人慶祝儀式上被授予列寧勳章。拉蒙這個行兇者卻因謀殺罪在墨西哥監獄服刑二十年。

然而，20世紀50年代初，愛丁根失去了當權者的信任。他被指控在醫生的陰謀里發揮了核心作用，所謂的陰謀是指蘇聯醫生合謀策划了對蘇聯重要領導人的暗殺行動，而許多參與密謀的醫生都是猶太人。事實上，這只是斯大林出於對內部假想敵的恐懼而捏造的故事情節，但是鼓勵揭發同謀者引起了瘋狂的反猶運動，高級別的猶太共產主義者成了被攻擊的對象。愛丁根被捕入獄，勳章也被收回了。儘管他最終獲釋，但是直至1981年去世，他的餘生都背負著情報部門棄兒的惡名，只能擔任翻譯。「在我們的體制內，有個可以保證我們不坐牢的小方法，」愛丁根曾跟他的上司開玩笑說，「不要是猶太人，不要當國家安全部門的頭兒。」這位神機妙算的老布爾什維克曾經從伊斯坦布爾到墨西哥城悄悄追蹤托洛茨基，然而最後他也難逃這種命運，死於內部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