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和你想像的不一樣，清代江南已經開始控制人口了
文 |李伯重
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增長速度緩慢，是如何做到的呢？換言之，江南人民究竟採用何種手段來控制人口增長呢？
馬爾薩斯主義者認為：在近代人口控制手段出現以前，只有自然災害、疾病和戰爭能夠阻止人口增長。這種觀點的一個默認前提，就是把近代以前的人口行為，實際上視為一個人們無法有意識地加以控制的自然生物繁殖過程。
這種觀點近來已受到一些人口史學者的挑戰，例如李中清指出清代中國已知道並且已使用多種人口控制的方法。這些方法包括「積極控制」（positive checks，主要手段是溺嬰）和「預防性控制」（preventive checks），而後者又可分為「非婚控制」（checks without marriage，即推遲結婚、通過增加獨身和減少納妾等降低結婚率，等等）和「婚內控制」（checks within marriage，指通過節制性生活來增大兩胎之間的生育間隔、將最後一胎的生育年齡提前，等等）。由於清代中國所使用的人口控制方法比近代以前的歐洲更多而且更有效，所以中國已婚夫婦的生育率低於近代早期的歐洲已婚夫婦的生育率。
李中清所說的這些人口控制方法，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是否得到了運用？除了這些方法外，江南還有無其他的人口控制方法？由於史料缺乏，過去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很少，因此有必要在此多作些討論。
▍（一）「天地調劑法」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變化的影響
18世紀中國最重要的人口學者洪亮吉認為控制人口增長的主要方法是「天地調劑法」，即藉助自然災害和疾病來減少人口（實際上就是馬爾薩斯主義所謂的「積極制約」）。自然災害和疾病對清代江南的人口變化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並不能使得人口增長速度低於明代。
《清代學者象傳》之洪亮吉像
據鄭肇經的統計，明代和清代前中期江南發生過7次特大水災和6次特大旱災（所謂「特大」水旱災，指受災面積超過江南地區的2/3，並且災情特別嚴重的水旱災）。其中發生在1644年以後的特大水災只有2次（1823、1849年），特大旱災則有3次（1679、1785和1814年）。由此可見，清代前中期江南重大災害的發生頻度比明代低。從對地方志中對於這些災害及其後果的描述來看，最為嚴重的水、旱災也都發生在明代（最嚴重的水災發生在1544－1545年，旱災則發生於1608年）。
而且，由於清代江南與外地的經濟聯繫遠比明代緊密，如果遇到同樣程度的災害，清代江南人民可以從外地得到更多的生活資料來度過災荒，死於饑寒的人口比例肯定會降低。此外，由於災期可以得到衣食，災民身體抗禦疾病的能力也相對較強，所以死於與災害有關的傳染病的可能性也會減少。從這些情況來看，自然災害不是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
伊懋可（Mark Elvi）認為傳染病流行可能是明清中葉中國人口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明清中葉中國有記載的瘟疫流行中最嚴重的5次（1586－1589、1639－1644、1756、1786、1820－1822年），江南都未能倖免。19世紀中期上海人毛祥麟說：「我邑地狹人稠，（霍亂）互相傳染，甚有一家數人而同時告斃者，深可畏也。」江南人口稠密，城鎮人口多，因此傳染病很容易迅速大面積傳播並造成大量死亡。
從當時人的記述來看，對於江南影響最為嚴重的傳染病流行，應當是發生在1639－1644年的那次瘟疫。這次瘟疫與其他破壞性因素結合在一起，確實使江南的人口遭受了相當大的損失。但是以後的3次瘟疫所造成的人口損失，似乎並不很大。俞志高指出：清代前中期江南醫學在對於傳染病的機理、傳播方式的認識和治療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進步，從而形成了中醫著名的「溫病學派」。這一進步，對於瘟疫的控制以及瘟疫死亡人數的減少，可能起了重要的作用。總之，雖然瘟疫給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所造成的損失到底有多大，至今仍然不很清楚，不過看來還不足以嚴重影響江南的人口變化。
此外，由於清代前中期江南長期處於安定和平，所以可以說不存在通過戰爭減少人口的可能性。同時，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遷入和遷出的規模都不大。而且，從一些史料來看，江南人口遷出的規模可能比明代更小，而外地人口（主要是商人和工匠）遷入的數量則可能多於明代。因此，戰爭和向外移民這兩個人口增長的重要制約因素，對清代前中期的江南人口變化並未有什麼影響。
總而言之，自然災害和疾病對於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增長所起到的制約作用是頗為有限的。就連洪亮吉也認為「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過十之一二矣」，所以「天地調劑法」並不能有效地減輕人口壓力。各種天災人禍合在一起，並不能夠使得江南人口在一個長達二百年的時期中，保持著一種僅為3‰的年增長率，緩慢而平穩地增長。因此在江南人口控制方面起到主要作用的，應是人類自覺採用的控制手段。然而，由於史料非常匱乏，對於這些手段，我們至今仍然知之甚少。下面，我們從汪士鐸的人口控制主張開始，對這些手段及其運用情況進行探討。
▍（二）汪士鐸的人口控制方法
江南著名人口學者汪士鐸在其1855－1856年間寫成的《汪悔翁乙丙日記》中，提出了一系列激進的人口控制方法，以化解他所認為由嚴重人口過剩引起的社會危機。這些方法可以歸納為以下六個方面：
修改法律，極大地擴大死刑的運用範圍，儘可能多地處決罪犯（包括輕罪罪犯和少年罪犯）乃至其親屬鄰里，以減少現有人口。
加重多子女家庭的賦稅，推廣溺嬰（尤其是女嬰）的方法，以限制每個家庭的子女數量。每個家庭只應有兩個男孩（富人家庭可以另有1個女孩，窮人家庭則不應有女孩）。超過這個限度的就要倍其賦。
提倡男女獨身，嚴格限制婚配。為此，他主張廣設童貞女院、清節堂並獎勵出家為僧尼；同時，鰥夫和寡婦有子者都不得再婚，違者處以死刑。用暴力殘害他人者及不成器者，都不得結婚。
推行晚婚，男子30歲、女子25歲雖方得嫁娶。男子25歲以下、女子20歲以下結婚者處以極刑。
推廣使用各種控制生育的藥物，降低人口出生率。
鼓勵男子外出經商，使得夫婦同室時間減少，從而降低受孕機率。
很明顯，汪氏的這些主張中，包含有很多過分激烈的內容。這些內容與中國傳統的價值觀、道德倫理、儒家意識形態嚴重對立，因而沒有實行的可能。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我們也可以認為他提出的這些方法，代表了19世紀中期江南人民所知道的主要人口控制方法。
撇開其中那些極端的或過激的成分，這些方法中的大部分，在許多方面與李中清所說的清代皇室所採用的人口控制方法，實際上是大同小異。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從清代江南文獻中看到：除了第種方法而外，汪氏提出的人口控制方法，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大多得到不同程度的運用，儘管運用時未採取汪氏所鼓吹的那種極端方式，而且也未如汪氏所希望的那樣依賴國家和法律的力量來推行。
《清代學者象傳》之汪士鐸像
▍（三）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控制方法
從清代江南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汪氏提出的人口控制方法，除了第種方法而外，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大多得到不同程度的運用，儘管運用時未採取汪氏所鼓吹的那種極端方式，而且也未如汪氏所希望的那樣依賴國家和法律的力量來推行。下面我們就來看一看汪氏所提出的第至中方法在清代前中期江南的實行情況。
溺嬰
江南本有溺嬰（尤其是女嬰）的傳統。早在南朝時代，溺嬰的盛行就是江南人口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到了明清時代，雖然直接記載不多，但溺殺女嬰是全國性的惡習並且一般能夠得到社會的容忍，江南也不能免俗。成化二十一年都察院《禁約嫁娶奢侈淹死女子例》在議論浙江溫、台、處三府溺嬰風習盛行時指出：「此弊不獨三府，延及寧（波）、紹（興）、金華，並江西、福建、南直隸亦然。」可見在江南也有此風。
溺殺女嬰的直接後果是人口中男女性比例失調，而這種現象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頗為明顯。據官方人口數字計算，嘉興府1769年的性比例為138.3，1789年為136.5，1799年為136.0，1838年為131.4；松江府1816年的性比例為123.8；而蘇州府1820年的性比例則為134.4。兒童性比例差別更大。1816年青浦與奉賢兩縣的幼兒性比例竟然分別為310和170。
當然，由於官方數字未必準確，所以據之得到結果仍需推敲。但是這些結果與1930年代的調查結果十分接近，應當是近乎事實的。卜凱（John Lossing Buck）已指出1930年代中國農村的性比例失調與溺殺女嬰有重大關係。因此溺嬰（尤其是女嬰）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依然流行並對人口變化起著相當的作用，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也要指出，與中國其他許多地方（例如浙東、閩北、江西、湖南等地）相比，江南溺嬰之風並不盛。溺嬰行為不僅在史籍中有關記載很少，而且也不受社會讚許。明清之際的江南學者陳確之母，在晚年總結自己的一生時說：「吾平生無負心事，唯於二十四歲產一女，溺之，至今以為恨。」郭松義收集了清代全國16個省的150多個府、州、縣、廳的溺嬰記載，其中1/3系因艱於妝奩而溺女嬰者。在這67個實例中，浙江（22例）、福建（10例）、江西（9例）、湖南（8例）、廣東（8例）五省佔了絕大多數，可見前述明成化21年都察院所說情況一直繼續到清代。但是在這67例中，屬於江南的卻只有2例（松江府1例，桐鄉縣1例），而且還都是晚清（光緒）時期的記載。因此我們在看到溺嬰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變化的影響時，也不可對此作過分誇大。
此外，我們也順帶談一談育嬰堂的作用。劉翠溶已注意到了清代江南各地育嬰堂的設立情況。但需要指出的是：首先，江南育嬰堂的設立始於南宋，在清代以前很久就已有之，但似乎並未起到多少作用；其次，從19世紀中期湖南的情況來看，由於經費有限，加上管理不善，當時育嬰堂收養嬰兒的死亡率非常高，江南的情況也未必會好得多。從這些來推測，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育嬰堂在減少嬰兒死亡率方面似乎未起多大作用。
鼓勵獨身和限制結婚
在中國的性、婚姻和家庭觀念發展史上，清代是一個兩極分化嚴重的時期。而彼此對立的兩種極端觀念的流行，都有助於降低江南的結婚率。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隨著禮教之走向僵化，針對婦女的貞節觀念也被發展到了極端。官方和社會用各種手段大力倡導和獎勵婦女恪守貞操，一生只結一次婚，即使沒有子女或者未婚夫亡故也不應再婚，並且絕對不與任何男子發生婚外或婚前性關係。這種社會風習具有很大的強制力量，使得婦女再婚非常困難。
江南是禮教最盛行的地區之一，因此各地地方志中「節婦」「貞女」的數量也多得驚人。根據郭松義對清代州縣（共8縣）地方志中所載歷朝節婦旌表人數的統計，道光朝常熟－昭文縣（二者雖然名為兩縣，實為一縣，故郭氏將其作為一縣）的人數竟然多達1680人，比其餘七縣（其中二縣無數字）的人數總和（236人）還要多出6倍。而在這七縣中，人數最多又是位於江南邊緣的餘杭縣（109人）。此外，還有大量節烈婦女未得旌表。
因此從客觀效果來看，這種對婦女貞節強調的極端化促進了婦女獨身人數的增加。此外，按照清朝的規定，虛齡30歲以下開始守節的孀婦才能得到旌表。由於有頗大一個數量的育齡婦女被迫獨身，所以也減少了生育人數。
在另外一方面，儘管禮教認為結婚生育是男子的義務，但是清代江南人關於性、婚姻和家庭觀念的變化的另外一個極端──性放縱，卻起到了鼓勵男子獨身或者不生育的作用。
由於追求性自由，自明代後期以來，關於性、婚姻、家庭三者並不能等同的看法在江南越來越流行。其主要表現，一是嫖娼狎妓之風大盛；二是男風（男性同性戀）在上層社會的帶動下成為社會時尚；三是爭取婚姻自由、反抗傳統包辦婚姻的意識日益普及。
劉達臨指出：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經濟因素在嫖娼賣淫活動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法律對賣淫的處罰也日益減輕。對於男性同性戀，法律更未加以禁止。因此清代前中期江南社會上的嫖娼狎妓之風以及男風，比明代更盛。這裡要強調的是：在明清江南，嫖娼狎妓並不限於大城市，同性戀也不限於男子。女性同性戀雖然遠不及男性同性戀普遍和公開，但也存在（例如明末西湖漁隱主人撰、流行於清代的小說《貪歡報》第四回中就談到女子同性戀）。這些不以生育後代為目的的性行為的盛行，對於男子獨身或不生育、少生育，都有一定影響。
描寫女性同性戀的崑曲《憐香伴》，圖源：張睿/東方IC
此外，為了反抗不自由的婚姻而不婚的觀念，在清代江南比以往更普遍。江南著名文人李漁在小說中，竟說閻羅王給罪人的最可怕的懲罰，不是讓他（或她）來生變牛變馬，而是讓他（或她）變為女人，與一個不如意的丈夫「白頭偕老，一世受別人幾世的磨難，這才是懲奸治惡的極刑」。因此江南小說中說，如果嫁了不滿意的丈夫，「真真上天無路，下地無門」，「倒是沒他的快活」。反之亦然，所以有的男子因為害怕娶到不如意的妻子而不敢輕易結婚。這種觀念的流行，當然也有助於不婚或晚婚。
此外，明末以來江南人對於家庭功能看法的一些重要變化，也有助於不婚或不育。典型的例子，如李漁在所著小說中談到老年贍養問題時所言：「銀子就是兒子了。天下的兒子，那裡還有孝順似他（銀子）的？……（銀子）是古今來第一個養志的孝子。」因此只要有錢，晚年就可以有保障，沒有兒子並無關係，說不定還過得更好。
這對於傳統的家庭贍養觀念是一個挑戰，表現出清代江南人對於養老方式有了一種新見。對於那些由於種種原因而選擇不婚或不育的人來說，此種新觀念肯定有助於他們做出決定或堅持下去。因為「養兒防老」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幾乎可以說是唯一的養老方式，一個人不論出於什麼原因不願生育後代，他都必須考慮養老的問題。如果他們知道有新的、甚至是更好的養老方式，實行不婚或不育當然也就更少「前瞻之憂」了。
推遲結婚年齡
雖然中國的傳統是鼓勵早婚，但是在江南，自明代中期以來，由於婚嫁費用高昂，實際結婚年齡不得不推遲。
明清之際海寧人陳確在其「家約」中為後人規定的婚娶費用標準，大約是男子娶妻費用約合40兩銀，女子陪嫁費用約合30兩銀。這是像他這樣的貧素節儉的士人之家的標準，而從小說中所談到的情況來看，這也是一般小戶人家的標準。婚嫁費用之外，如果還要為新婚夫婦營造住房，費用至少又要增加數十兩，所以陳確之父有田產六七畝，自己又教書授徒，收取束脩，一家衣食可以粗給。但兒女長大後，無力為之建造新房，幸而從親戚處弄到幾間破房，才使兒子們能夠結婚。
清代中期江南婚俗更為奢侈，男計奩資，女索聘財，蔚為風氣。一些經濟境況不好的家庭，為趕婚嫁的排場，不得不舉債變產。在另一方面，從一些資料來看，清初江南一個長工一年工錢只有3－5兩銀，19世紀中期也不過5.5－8.8兩（伙食均除外）。因此一個普通的江南家庭，必須節衣縮食多年，才有財力為子女辦理婚事。
這樣，從客觀效果來看，結婚費用的高昂，有助於江南結婚年齡的推遲，以至於不婚，或者是婚後少育。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江南平均初婚年齡相當高。根據郭松義先生對清代全國各省女子初婚平均年齡的研究，江、浙兩省（分別為1131例和1342例）為18.－19.5歲，在全國20個省中最高，比全國（16130例）平均數高出1－2歲以上。而在江浙兩省中，屬於本書所說的江南的蘇南和浙北女子初婚平均年齡大約在19歲左右，高於浙兩省的其他地區，而其中蘇南又比蘇北高出0.75歲。
墮胎、絕育與避孕方法的運用
我將另文討論。
男子外出謀生，減少夫婦同室的機會
男子離家外出謀生，在明代後期的江南就已頗為不少，而在清代前中期則更為普遍。
例如蘇州城內的踹匠，康熙後期已達1萬人以上，大大超過明代盛時的人數。這些踹匠「均非土著，悉系外來」，大多來自江寧、鎮江二府。蘇州府城紙坊和硝皮業工匠，也多來自上述地方。冶坊工匠則多是無錫、金匱兩縣人。官方一再說這些工匠「孑身而來」，「單身而來」，「精壯而強有力」，「膂力兇悍」，可見都是身體強壯的青壯年單身男子。他們在蘇州，因為經濟和社會地位低下，和當地婦女結婚的可能性很小。因此這一大批強壯男子單身久在異鄉謀生，必然大大減少他們在家鄉的妻子（如果他們已經結婚的話）懷孕的機率，或者推遲他們結婚的年齡（如果他們遲早要回鄉結婚的話）。
除了工匠之外，江南城鎮還有大量的外地商人。這些商人多數是單身在外（特別是其中最強大的徽商與晉商，習慣都是在家鄉娶妻，單身外出經商，數年乃至一二十年才回家一次）。在江南娶小納妾，對於他們當中的富商巨賈來說，固是常態；但對於占多數的中小商人，則並非易事。這不僅是因為清代江南妾、婢身價上漲，而且也由於文化上的差異和經濟利益的衝突，當地人對外地商人常常懷有惡感。因此，對於定居江南的外地商人來說（他們也是江南居民的一部分），至少是在第一、二代中，在江南結婚的比例是比較低的。至於人數更多的江南本地商人，雖然他們多半都會在家鄉結婚並且多數時間和妻子生活在一起，但由於生意的關係，他們中不少人必須經常短期外出。這肯定也會有助於降低其妻子受孕機率。
蘇州觀前街
很明顯，以上各種方法的並存，不僅使得清代前中期的江南人民可以根據各人的情況與要求，選擇合適的方法自覺地進行人口控制，而且也使得他們在社會習俗的壓力下，不自覺地進行人口控制。作為這些方法並用的結果，是清代江南兒童在全部人口中所佔的比重十分低下。1816年青浦與奉賢兩縣的兒童（幼童和幼女合計）在全部人口中所佔的比重竟然都只有20％。
當然，這兩縣的兒童乃至成人數字並不一定都準確，因而由這些數字求得的比例數，也難說完全可靠。但其所反映的情況，與1930年代的調查結果相差並不很大，應當說並未脫離當時的實際太遠。又，16歲以下少年兒童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據何炳棣的計算，1816年奉賢縣為38.2％，低於清代前中期中國大部分地方的相應比例。而兒童在人口總數中比重的低下，既是以往人口增加緩慢的結果，又將成為以後人口增加緩慢的原因。
總而言之，通過對清代前中期江南已有的人口控制方法的分析，人口增長確實得到了人為的控制；而當時的各種人口控制手段，也足以保證把人口增長的速度控制在一個相當低的水平上。因此，即使沒有嚴重的天災人禍，江南的人口也能夠保持低速增長，而不像同時期中國大多數地區那樣，由於人為控制的成分較少，所以能夠出現較快的人口增長。
（本文原標題：《慢增長：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控制》）
【作者簡介】
李伯重|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中國經濟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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