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人與匈奴的五百年糾葛

匈奴與漢人之間的衝突，根子上是經濟問題。

草原物產單一，經濟脆弱，農耕區物產豐富，人民富庶，而且草原不可以變耕田，耕田卻可以變為牧場。基因決定了游牧民族天然具有侵略性，掠奪是他們生產方式的一種。與這樣的人做鄰居，想不被侵擾，是不可能的。

受到侵擾之後，漢人的第一反應與人挨揍之後的本能反應是一樣的。措施之一，關門，讓侵擾者進不來，於是戰國時期的與胡人接壤的燕國、趙國都在邊境設郡守、築長城，秦國統一天下，花大力氣把這些長城連成一片；措施之二，以牙還牙打回去，於是燕將秦開破東胡，趙將李牧破匈奴，秦始皇派蒙恬率十萬軍北上，卻匈奴七百餘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此時的匈奴，還在跟東胡、大月氏爭作草原霸主，並不強盛。

等漢高祖滅了楚霸王，建國稱帝時，匈奴冒頓單于已并吞東胡，統一草原，據說有騎射手三十餘萬。兩國很快起了衝突，漢高祖輕敵冒進，結果被冒頓圍在平城，差點嗚呼哀哉。拼拳頭打不過，只好認慫送美女金錢交保護費。

漢高祖九年（前198年）、惠帝三年（前192年）、文帝六年（前174年）、景帝元年和五年（前156年和152年），漢王朝五次遣送公主和親。這些公主的姓名、命運都沒有留諸史冊，待遇與後世的劉細君、王昭君全然不同，或許，她們的父兄希望這些代表著王朝屈辱的女人最好被後人遺忘。財產方面，高祖九年首次和親時，漢王朝就一次性贈給匈奴黃金千斤，然後每年奉送絮、繒、酒、米等若干，漢文帝時又在原有基礎上每年增加金帛、絲絮等貴重物品。這種變相的歲貢在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因為匈奴侵擾而中止，景帝元年又恢復，直到武帝對匈奴發動戰爭這才終止。

納貢自然換不來和平。匈奴時不時地沖入漢王朝境內，燒殺擄掠一番，據說那些年雲中、遼東兩郡每年被殺被掠走的人口都超過一萬人。匈奴最嚴重的一次侵擾發生在漢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騎兵闖入關中腹地，燒毀秦始皇留下的回中宮，又直逼甘泉宮，距離長安僅三百里，漢文帝在長安屯兵十萬，也只是尾隨匈奴軍隊出境，沒敢主動進攻。

當時匈奴單于給漢人皇帝寫信，自稱「天地所立、日月所置大單于」，毫不掩飾心中的傲慢與蔑視。惠帝三年，冒頓單于給呂太后寫了一封信，說，我在草原呆膩了，之前只到過邊境，十分想到中國遊歷，你現在寡居，沒人陪伴，不如咱們湊合成一對，「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這封信不僅言語性騷擾，還大有曹孟德「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威脅的味道。

呂太后被氣個半死，但還是鄭重其事地把此信拿到朝堂討論，討論的結果是匈奴暫時惹不起。呂太后忍著氣，回復冒頓，說自己「年老氣衰，發齒墮落，行步失度」，哪好意思讓單于見笑。最後，漢朝又送了一個宗室女子冒充公主給冒頓單于和親，算是慰安。

當時匈奴單于的姿態，應該就是這樣的

此事實在是奇恥大辱，西漢朝廷上上下下全引以為恥，司馬遷在寫《史記》時，都不願記載信的內容，只說此信「辭極褻嫚」。

這份恥辱被漢人牢記在心，後來漢武帝大破匈奴，下詔說，「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後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這口氣憋了幾十年，朕終於報仇雪恨了。

漢武帝把匈奴打得很慘，這確實很讓漢人解氣。但是短暫的揚眉吐氣之後，漢朝百姓與那些不那麼好戰的官員發現，新的問題似乎比之前更嚴重。

打仗實在太費錢了，不是農耕社會能負擔得起的。如果遇上游牧民族，這仗打得尤其費錢，裝備騎兵，要錢，邊塞駐屯，要錢，千里運糧，要錢，打輸了，錢打水漂，打贏了，得來的土地沒法耕種，錢還是打水漂。漢武帝赫赫武功的代價是近百年積蓄消耗一空，國內中產以上半數破產，經濟幾近崩潰，饑民紛紛造反。漢武帝不得已，下《罪己詔》向臣民做檢討，表示「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國家搞成這樣，自然不是漢武帝的初心。漢武帝年輕時，並不像後期那樣好大喜功，也沒有後期那樣冷酷無情，他很清楚戰爭會帶來什麼，他甚至把發動戰爭比擬為「襲亡秦之跡」，這在當時算是最嚴厲的指責。

漢武帝曾向衛青解釋為什麼他要發動這場戰爭：「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

說這話時，漢武帝是真誠的。漢武帝的想法是，他能者多勞，一勞永逸地把匈奴打趴下，交給太子一個和平清凈的江山社稷。所以，每次太子勸他休養生息，漢武帝總半嘲笑半認真地回答：「我如此操勞，就是為了你以後能過得安逸，這樣不好嘛？」父子倆都沒有料到，有朝一日他們將喋血長安街頭。

漢武帝在軍事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畢其功於一役的願望並沒有實現。在冷兵器時代，這個願望根本就是不可能實現的，只要400毫米等量降雨線不移動，草原還在，就會有游牧民族，只要有游牧民族，掠奪與侵擾就不會終止。趕跑了匈奴，又來了鮮卑，趕跑了鮮卑，又來了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直到一千五百年之後，明朝人還在築長城。而即使把異族人全趕跑，把漢人放到草原上去，他們也會很快變成草原上的狼。

漢武帝奪了匈奴的許多領地，但是茫茫大草原無法佔領，根除匈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既然如此，傾全國之力投入戰爭，把百姓逼到生死邊緣，得到的也不過是一時之安穩，值得嗎？

在議定漢武帝廟號的時候，有臣子夏侯勝公然在朝堂上對先帝作出近乎全盤否定的批評：「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

夏侯勝是一代大儒。儒家對於戰爭始終懷有深深的厭惡，後來隨著儒家學說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統治地位日漸鞏固，對待匈奴的政策也迅速滑向另一個極端。對匈奴用兵的提議，很容易在廷議階段就被儒者唱著「以德服人」的高調給否決。陳湯甘延壽千里奔襲，以微弱代價誅殺郅支單于，嚇得呼韓邪單于死心塌地，不敢有異心，丞相匡衡卻認為這是「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拒絕給陳、甘二人封賞。匡衡就是成語「鑿壁偷光」的主人公，靠儒學起家的，是西漢著名的經學大師。

漢宣帝之後，匈奴與漢人有六十多年的和平期，這和平不是儒家以德服人換來的，而是靠以下五個原因：一、漢武帝將匈奴打殘了；二、陳湯斬郅支。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把呼韓邪單于嚇壞了；三、匈奴打內戰打嗨了；四、兵禍加天災，匈奴經濟垮掉了；五、漢人捨得花錢。

不過這並不表示儒家那一套全無用處，儒者的作用是對內約束統治者，不要窮兵黷武，要休養生息；對外擺出親善姿態，潤滑兩國關係。這些雖不能換來和平，但卻是維持和平的必要手段。漢宣帝所謂「漢家自有制度，霸王道雜之」，不僅可用於內政，也可用於外交。

漢宣帝、元帝以後，匈奴內亂，呼韓邪單于來降，軍費開節省一大半，特別是郅支單于死後，呼韓邪既高興又害怕，甚至主動表示「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這個提議雖然被漢元帝婉言謝絕，但之後漢王朝只需要花費正常的國防開支，就足以維持和平，面子里子全都有。

彼時的匈奴並非消失了侵略性，而是只要他們開口，漢人幾乎有求必應。動動嘴就能得到的東西，何必再動刀動槍呢？甘露三年，呼韓邪入朝覲見，漢宣帝除了賜予冠帶璽綏玉具劍等禮儀用品，還有「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銹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呼韓邪回去後，西漢政府「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次年，呼韓邪再次入朝，賞賜在去年的基礎上「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黃龍元年，元帝即位，呼韓邪上書說缺糧，「漢詔雲中、五原郡轉谷二萬斛。」賞賜金額越往後越層層加碼，按《漢書》記載，「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河平四年正月，（復株累單于）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元壽二年，單于來朝……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

帶來和平的並非昭君和親，而是昭君背後的西漢強盛國力

這些賞賜本質上就是花錢買平安的贖金，也是一筆不小的財政負擔，但是比起動輒以萬萬計的戰爭費用，還是划算的。

元壽二年的那次覲見，就曾在西漢朝堂上引發爭論。因為據說單于與皇帝相剋，單于來朝覲容易剋死皇帝，甘露四年呼韓邪入朝，次年漢宣帝就死了，竟寧元年呼韓邪入朝娶走了王昭君，當年漢元帝就死了。當時漢哀帝正生著病，所以不想讓單于來長安。朝中公卿也不希望單于來，因為來一次就要賞一次，太費錢了。

黃門郎揚雄覺得不妥，洋洋洒洒寫了篇文章，提醒皇帝與公卿算算賬，「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逾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

皇帝與公卿都被說服了，漢哀帝豁出性命接見了匈奴烏珠留單于，半年之後，這位著名的同情戀皇帝竟然真的駕崩了。

匈奴與漢人再次交火是兩漢之交。

表面上看，戰爭是王莽挑起的。這個書獃子破壞了漢宣帝定下的規矩，他想收回漢宣帝經過深思熟慮才給予匈奴保留的自治權，試圖把匈奴徹底馴化成臣民。這是極其缺乏遠見並且自不量力的愚蠢行為，在匈奴極度衰弱的時期，漢宣帝都沒有敢做如此想，何況經過六十多年的休養生息，匈奴早已恢復元氣，而漢王朝卻陷入了重重危機。

王莽一系列的挑釁行為，包括禁止匈奴向烏桓徵稅、降低匈奴單于品級、改匈奴單于為「降奴服於」、同時策立十五人為匈奴單于、募兵三十萬揚言要窮追匈奴等等，給匈奴提供了絕好的理由。北部邊境很快硝煙再起，「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北邊還在打著仗，國內赤眉綠林就起來了，沒過幾年，王莽被殺死在長安皇宮內。在匈奴看來，這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呼都而屍單于就曾對更始帝派來的使者說：「以前匈奴內亂，孝宣皇帝援助了呼韓邪單于，所以匈奴向漢稱臣；如今漢國大亂，被王莽篡奪，匈奴出兵出力，幫助漢國復興，漢應向匈奴稱臣」。

匈奴所謂的出兵出力，除了劫掠邊境漢人，還有就是趁漢人打內戰，搶地盤。匈奴的勢力侵入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雁門五郡，當時好幾個軍閥，像安定的盧芳、代縣的張曄、漁陽的彭寵、五原的李興，都以匈奴為後台。此時呼都而屍單于自比冒頓，牛氣得很，他甚至扶植盧芳為漢帝，定都九原，真心打算讓漢臣服於匈奴。這自然也是極其自不量力的愚蠢行為，在匈奴最強盛的時期，冒頓單于都沒有敢做如此想。

呼都而屍單于能保持住這份豪邁多少有點僥倖，因為漢光武帝是個儒者，對於戰爭懷有深深的厭惡，打內戰那是逼不得已，其他的仗能不打則不打。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帝派人帶著金幣出使匈奴，以通舊好，這是打算以政治手段解決民族問題，然而呼都而屍單于態度狂妄、言語傲慢，匈奴也並沒有因此減少侵擾。光武帝此後派大司馬吳漢、討虜將軍王霸等人組織過幾次反擊，但效果並不好。光武帝索性在建武十五年把雁門、代郡、上谷三郡百姓六萬多人遷徙到居庸、常山關以東，同時增加邊境士兵，大修亭障、烽隧等防禦工事。堅壁清野，讓匈奴搶無可搶。這樣一味防守自然不能解決問題，匈奴與漢朝的邊境線太長，匈奴在并州搶不到，就往西到扶風、天水一片，或者往東到漁陽一片去搶，北部邊境依然不得安寧。

呼都而屍單于死於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他臨死的時候，心裡可能充滿惶恐與不甘。因為那幾年匈奴連年旱災、蝗災，赤地數千里，饑饉與瘟疫交加，人畜死耗大半，連昔日稱臣的烏桓都上門來欺負，匈奴被迫向北遷徙數千里。號稱強國，卻輕易被一場天災打得原形畢露，這讓自比冒頓的呼都而屍單于情何以堪？

呼都而屍單于死後沒幾個月，繼任烏達鞮侯單于也死了，接任單于的蒲奴單于害怕漢朝趁機來襲，於是乞求和親。那意思，是想恢復西漢後期的格局。只是此前呼都而屍單于做得太絕，現在變臉變得太快，光武帝一時接受不了，表示要考慮考慮。這一考慮，半路上就殺出了個日逐王比。

日逐王比是呼韓邪單于的孫子、烏珠留單于的兒子、呼都而屍單于的侄子，他是一心想做單于的，但又不在繼承人序列之內，所以只能動歪腦筋。

比的轄區在南方，與漢朝、烏桓接壤，建武二十三年，比派人帶著匈奴地圖秘密會見漢朝西河太守，表示要內附。蒲奴單于對日逐王比早有懷疑，專門安排兩個骨都侯監視其動態，蒲奴單于很快就知道了日逐王比的心思。作為單于，自然不會容忍這種叛國行為，蒲奴單于派軍隊去襲擊日逐王比，但是日逐王比也在蒲奴單于身邊安插了眼線，等單于的軍隊到了日逐王的領地，赫然發現日逐王比招集了一支四五萬人的大軍，而他們只有一萬人，只好撤退。仗雖然沒打起來，但關係是徹底破裂了。

次年春，匈奴南方八個部落的大人共同推舉日逐王比為單于，匈奴從此正式分裂成南匈奴、北匈奴（這是匈奴第二次分裂，西漢時期郅支單于、呼韓邪單于也曾分裂為北、南兩部分）。 南匈奴單于比派使者向光武帝稱臣，表示「願永為藩蔽，捍禦北虜」，為表示臣服，他甚至將自己的稱號改為「呼韓邪」，那意思是希望能像祖父那樣，得到漢王朝的庇護。

儘管有大臣反對，光武帝還是接納了南匈奴，幫助南匈奴在五原塞西八十里設單于庭帳，後來為防止南匈奴受北匈奴侵擾，光武帝允許南匈奴入居雲中郡，不久又詔令南匈奴繼續往南，遷徙到西河郡美稷縣。南匈奴從此就在并州定居，部眾很多擴散到西河、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等八郡。

有不少大臣提議趁機出兵，「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這在軍事上是可行的，那時北匈奴極度虛弱，連烏桓、鮮卑都輪著番上門欺負。北匈奴去進攻南匈奴時，生怕漢人多心，都要事先打招呼，「我們只是去攻打亡虜日逐王，不敢侵犯漢人的，請千萬不要誤會啊！」

光武帝考慮再三，否決了這個提議，他下詔說：「比起外事，我更擔心國內的局勢。如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怎能再用兵邊境！況且北狄尚強，如果動用天下一半的力量，能夠消滅這個勁敵，這也是我至願，然而現在時機未到，還是與民休息吧」。

《劍橋中國秦漢史》把光武帝這個決定認定為一大錯誤，「光武帝犯了他在位時期最大的錯誤，這個錯誤也屬於中國歷史中最壞的一個。他本應與南匈奴聯合，攻擊北匈奴的聯合體。」

但實際上，《劍橋中國秦漢史》的建議才是真正的錯誤。光武帝的懷柔政策收到了一舉多得的效果：一、匈奴與漢人之間的戰爭，被轉移到了北匈奴與南匈奴之間；二、北匈奴害怕遭到漢王朝、南匈奴的夾擊，使勁向漢王朝示好，各種賣乖求愛；三、南匈奴替漢王朝守護并州邊境的國防，漢王朝設立「護匈奴中郎將」對南匈奴進行監督管理；四、南匈奴的歸附給其他民族樹立了榜樣，不久，鮮卑、烏桓相繼歸附，漢王朝設立「護烏桓校尉」進行管理，實現東北邊境五十年的和平；五、由於邊境和平的恢復，早先從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郡遷走的漢人陸續返回家鄉，與南匈奴雜處，促進了南匈奴的漢化。

而《劍橋中國秦漢史》認為是個錯誤，主要是認為匈奴由此滲透進漢人的生活疆域，埋下了五胡亂華的禍根，但這個批評未免太苛刻，畢竟，那是三百年之後的事了。況且，就算光武帝此時趁機消滅了北匈奴，又如何呢？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重演漢宣帝之後的匈奴歷史罷了。這並不能阻止五胡亂華，因為五胡亂華並非肇始於外族，而在於內戰，匈奴、羯人、段氏鮮卑、巴氐都因內戰而起，慕容鮮卑、拓跋鮮卑都是趁中原內亂，而從塞外殺進來的。

要根除五胡亂華，最好的方法是保持一個強盛的中原王朝，同時努力使異族人臣服、漢化，等到沒有了民族之分，自然也就不會有民族之爭。但是這太艱難了，幾乎不可能實現。光武帝的懷柔政策其實暗合此道，詔書中所說「北狄尚強」，未必特指匈奴，他或許已經思考過這個問題：「滅了匈奴之後，又該怎麼辦？」即如後來歷史發展的那樣，匈奴之後，又有鮮卑，鮮卑之後，又有柔然、突厥，北狄尚強，仗是打不完的。既然如此，攘外不如安內，先有強國，然後才會有外藩歸附。

這份政治家的胸懷與遠見，豈是編寫《劍橋中國史》的那幫英國老書生所能企及的。

東漢兩百年，西邊的羌族、東邊的鮮卑烏桓，都給東漢王朝製造過大麻煩，特別是與羌的五次戰爭，直接拖垮東漢王朝的財政。南匈奴比他們聽話得多，雖然也有過些蠢動，但總體還是保持臣服姿態，將漢王朝視為宗主國。

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首任使匈奴中郎將段郴帶著光武帝的詔書，首次到南匈奴王庭，段郴突然要求：「單于當伏拜受詔。」這事不合前例，當年漢宣帝以客禮接待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先到甘泉宮覲見，位列諸侯王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由此確定君臣關係，然後才行使君臣禮儀，如今皇帝還沒見到，就要下跪，待遇明顯降格。單于當時就愣了，顧盼良久，緩緩跪下，身後的匈奴骨都侯等人當場就流下淚來。

這一跪，表示南匈奴單于不再享受客人的禮遇，南匈奴政權已喪失政治獨立性，其地位與其他藩國並無不同，甚至與南匈奴相關的一些官職，也都是比對藩國模式設立的。

匈奴中郎將在西漢本是臨時設置的官職，到此時固定為常設，主要職責是監視南匈奴，秩比二千石，這品級與各藩國負責軍事的中尉相同。「使匈奴中郎將」那個「使」是使持節的意思，按律，使持節可殺二千石以下官員，兩漢地方官中品級最高的是郡太守，俸祿二千石，這就是說，使匈奴中郎將可憑符節調度地方軍隊，並且可以對太守以下其他任何地方官員先斬後奏。擁有這麼大的許可權，使匈奴中郎將在南匈奴的地位，堪比二戰後麥克阿瑟在日本。段郴喝令單于下跪，只是小小的立威，東漢後期，還曾發生過使匈奴中郎將逼迫南匈奴單于、左賢王同日自殺的惡性事件。

使匈奴中郎將行使職權的方式分兩個方面。政治上，使匈奴中郎將在單于王庭設立衙署，派遣安集掾史帶著五十名士兵，持弓弩跟隨單于左右，直接參与匈奴內政；軍事上，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西河緣邊八郡都需聽從調遣，各郡常備二千名騎兵、五百名武裝後的刑徒，以備不需。漢明帝時期，又設立「度遼營」，在五原築曼柏城，駐軍其中，直接威懾匈奴諸部。兼任度遼將軍的，往往是使匈奴中郎將，或者緣邊八郡的太守。

除了武力威懾，東漢王朝也捨得花錢。建武二十六年，南匈奴單于首次派兒子入朝，光武帝除了賜予冠帶衣裳黃金璽等物，還賞賜「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又從河東郡調撥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贍濟匈奴；建武二十九年，又賞賜南匈奴羊數萬頭；建初元年，南匈奴蝗災，漢章帝贍濟南匈奴貧民三萬餘口，等等。但凡南匈奴發生經濟困難，東漢王朝都不會坐視不管。

此外，每年正月元日，南匈奴派使者參加朝賀，漢王朝都有賞賜，賜單于「彩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宮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支」，賜單于的母親、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彩合萬匹」。每逢單于去世，漢王朝派人弔祭，也有賞賜，繒彩四千匹，分給南匈奴諸王、骨都侯已下。當時有人計算過，各項明細相加，漢王朝每年供給南匈奴的費用達到一億九十餘萬。

威恩並施，皇帝要的就是個忠誠、聽話。這方面南單于做得不錯，他將自己定位為一個藩國的王，按藩國模式回應皇帝。

匈奴習俗，每年一、五、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匈奴不光祭天神，同時還祭漢朝諸先帝，這與漢朝藩國既立宗廟又立太廟形式不同，但道理一樣。南匈奴單于派兒子到洛陽做人質，每年年末，要派使者入朝述職，這也與各郡國每年年底派上計吏入京述職、考評模式一樣。老單于去世，新單于必須得到漢王朝策立才可以繼承單于之位，這個流程也與諸藩國王位傳承的流程相似。這些制度進一步削弱了匈奴的獨立性，也不符合匈奴的習慣，卻能令皇帝心安。

年末述職只是形式，皇帝想知道南匈奴的情況，往往還是聽使匈奴中郎將的。然而並非每一任中郎將都配得上這份信任，其中有好幾任中郎將在南匈奴作威作福，被他們直接或間接逼死的單于就有好幾個，南匈奴有幾起叛亂也跟他們的跋扈有很大關係。

起初，南匈奴單于的傳承由匈奴自己確定人選，以「兄終弟及」為主、「父死子繼」為輔，漢王朝並不加於干涉。

東漢和帝永元元年-永元三年（公元89年-91年），車騎將軍竇憲率領漢、南匈奴聯軍，深入大漠數千里，大破北匈奴。北匈奴向西方逃竄，從此不知所蹤。

隨著北匈奴的潰敗，前後總計二十多萬匈奴南下投奔同族，這些新歸附的匈奴對漢人可沒什麼好感，人數又多，南匈奴內部因此分裂成「臣服漢人」與「重返漠北」兩派。當時的單于安國是南匈奴第九代單于，與使匈奴中郎將不和；當時的左賢王師子因為曾經多次率領南匈奴軍隊與東漢一起進攻北匈奴，被新歸附的匈奴仇恨。

這兩個南匈奴最有權勢與第二有權勢的人分別成為兩派領袖，鬥爭很快升級，動了刀子，最後還是漢人的態度決定結果，單于安國被殺出局，左賢王師子晉陞單于。

但這事並沒有算完。不久，新歸附匈奴的十五部二十餘萬人全部造反，漢王朝不僅動用了度遼營的營兵、緣邊八郡的郡兵，還從洛陽調來禁軍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又讓護烏桓校尉調來鮮卑、烏桓騎兵，費好大勁，才把反叛鎮壓下去。事後，度遼將軍朱徽、使匈奴中郎將杜崇都被震怒的漢和帝下獄處死。

此事沒過幾年，南匈奴第十一任單于檀又起兵反叛，鬧了大半年重新投降，跟兒戲一樣。

吃過虧，漢王朝就覺得不能再放任不管。南匈奴第十四任單于休利時期，南匈奴左部叛亂，使匈奴中郎將來問責，單于、左賢王兩人一起自殺。繼任南匈奴單于的人選，漢王朝、南匈奴無法達成一致，空缺了三年。最後漢順帝發飈，直接從居住在洛陽的南匈奴貴族中拉出一個叫兜樓儲的，封為呼蘭若屍逐就單于，在洛陽即位，空降到并州。

從此，誰來做南匈奴單于就由漢人說了算，南匈奴的單于繼承次序也徹底亂了。這事的好處是南匈奴單于越來越聽話，壞處是南匈奴單于在匈奴內部的威望越來越低，到東漢後期，南匈奴頂層依然服服帖帖，但下面叛亂頻發，壓都壓不住。漢王朝屢次徵發南匈奴鎮壓羌族、鮮卑、烏桓，更是引起南匈奴強烈不滿，這股怨氣積攢到中平四年，漢王朝再次徵發南匈奴去幽州平叛，匈奴爆發了，他們佔領匈奴王庭，殺死單于羌渠。虛連題氏走向沉落，屠各族上位。

單于羌渠的死亡，可解讀為當年光武帝制定的靡羈政策已走完生命周期。南匈奴的臣服是以北匈奴的威脅為前提的，北匈奴消亡之後，南匈奴已沒有依附漢人的必要。

那麼接下來該怎麼辦？

方法一，繼續施壓，強行維持現在制度。

這很難實現。

南匈奴單于已然威望掃地，有他沒他一個樣，無法阻止底下人反叛。而再扶植新的傀儡呢，首先很難找出合適人選，南匈奴單于的那些敵人大多長著一張反賊臉； 其次就算找著了，又能怎麼樣？當初南匈奴甘心稱臣，是為了保命，現在他們的敵人都已經逃到中亞去了，匈奴的故鄉出現權力真空，鮮卑、烏桓、丁零以及一些西域來的胡人正在瓜分草原，他們憑什麼還要留在漢人地盤上忍受漢人官員的頤使氣指，憑什麼要為漢人的利益四處打仗。新的傀儡如果不能順應匈奴的利益需求，遲早會像南匈奴單于一樣被族人拋棄，而如果替匈奴爭取太多利益，那他就不是傀儡，只會成為漢王朝的禍胚。

方法二，重演西漢往事，學習當年漢元帝放歸呼韓邪單于，放南匈奴回草原。

這是萬萬不可行的。

首先，這買賣太吃虧。如果庇護南匈奴的目的僅限於消滅不聽話的北匈奴、扶植聽話的南匈奴，當年光武帝就能實現，何必等到兩百年之後？參考西漢往事，可知放歸匈奴就是放歸一個敵國，漢王朝每年砸掉一億零九十餘萬，就是為了培養一個敵國，豈不是太傻？

況且，西漢後期的匈奴政權名為藩國，實際是與漢王朝對等的敵國，而東漢南匈奴政權是貨真價實的藩國，政權喪失獨立性。如果放歸南匈奴，漢王朝鞭長莫及，勢必要恢復到敵國的地位，前功盡棄，未免太可惜。

其次，如何保證并州邊境的安全？ 自古以來，并州都是胡漢交戰的主要戰場之一，雁門關、太行山，一直是中原王朝可靠的北方屏障。并州的戰略地位如何強調都不過份，并州有失，則中原腹地都會暴露給北方強敵，五代十國時期，在兩漢并州的北部設有應州、寰州、朔州、雲州，這四個州與其他北方十二州有個大名鼎鼎的合稱，叫「幽雲十六州」。

如此重要的地方，南匈奴既然來了，怎會捨得走？如果不走，大概只能動用武力了。

再次，如何處置不願意回去的匈奴？東漢南匈奴與西漢匈奴情況不一樣，西漢時呼韓邪只是寄居並河塞外，沒幾年就重返漠北，南匈奴則不然，他們深入并州塞內，分布八個郡以上。最重要的一點，他們已經在當地生活了兩百年，與漢人雜居，依靠農耕生活，有些已經學會漢人的語言、生活習慣也與匈奴祖先完全不同。並非所有匈奴都希望重返漠北，漢安帝延光三年，有新降的匈奴要叛逃漠北，招呼匈奴溫禺犢王呼尤徽同去，呼尤徽說：「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

這部分誠心歸附的南匈奴，留還是不留？若留，風險太大，無人能保證他們的長久忠誠；若不留，就是在把戰友向敵人堆里推，又蠢又令人寒心。

上面兩條路是兩漢王朝拿人命堆出來的對付匈奴的經驗，起過良好的效果，只是事過境遷，好政策也過了有效期。

其實，兩漢還有其他政策，只是沒有用在匈奴身上。漢武帝時，生活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的閩越、東越多次反叛，漢武帝惱了，將閩越、東越全部民眾遷到江淮之間。這是兩支越人最後一次出現在史籍上，他們被基數龐大的漢人與無孔不入的華夏文明消融掉了。

論人口，匈奴只抵得上漢朝一個郡的數量，未必比羌族、鮮卑多，但是兩漢政府似乎有心理陰影，對於匈奴始終存有忌憚之心，給予特別的重視。即使在南匈奴稱臣已久之後，漢王朝依然認為「匈奴，大國也」。同樣是負有監管之職的比二千石官員，監管羌族的叫護羌校尉、監管鮮卑、烏桓的叫護烏桓校尉，唯獨監管匈奴的叫匈奴中郎將。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都是「持節」，匈奴中郎將則是「使持節」，許可權高一級別。

或許就是這份忌憚之心，使得兩漢的皇帝公卿從沒做如此想，「我們是否也可以像消融閩越、東越一樣消融掉匈奴？」而他們對待羌族時，則完全沒有畏懼，從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馬援擊破西羌先零部落，將俘虜遷徒到天水、隴西、扶風三郡開始，漢王朝源源不斷地把羌族、氐族往關中強制遷徒，這是要強行消化的節奏。結果吃太快撐到了，魏晉時期，關中區域羌、氐以及其他雜胡的人數總合與漢人的數量比例差不多是五比五，漢人不僅沒有能夠融掉異族，關中反而成為西晉戰亂最多的區域。由關中戰亂引發的流民潮波及整個長江流域，東晉十六國之一的成漢李特政權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被逼出來的。

非常之事，留待非常之人。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踢出臨門一腳，呼廚泉單于被拘鄴城，匈奴被拆分成五部，南匈奴亡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