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烈：陳雲手稿弄清遵義會議之謎
作者：葉永烈
來源：鳳凰歷史
陳雲
他是中共的「紅色掌柜」，他的一生同黨和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他每每在重大歷史轉折關頭髮揮重要作用，他不居功，不自恃，淡泊名利，低調得近乎神秘。「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覆。」這十五個字，是他一生經驗的高度概括。「摸著石頭過河」是他的名言。
陳雲手稿弄清遵義會議之迷
長征途中，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左」傾軍事路線，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成為中共黨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史稱「遵義會議」。
紅軍佔領遵義期間，劉伯承任遵義警備司令員，陳雲任政治委員。
陳雲化名「廉臣」所寫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中，有這麼一段記述遵義的情景：
我以駐軍有暇，曾步游遵義全城。遵義地處黔北要衝，有汽車路北通川邊之松坎場。自遵義向南，越烏江而直達貴陽。遵義為黔省通川重慶之要埠，因地處川邊，故風俗習慣及商業情形，均與川省有密切關係。遵義城有新舊兩城，新城為商業集中之區，舊城為官暑與住宅區域。兩城之間有小河，中貫以石橋。城中官署廟宇，當時悉被赤軍駐滿。據聞黔軍柏輝章師長之公館(在舊城)駐有赤軍總司令部，毛澤東、朱德即駐於此。遵義全城有男女中學校五六所，赤軍對於學校機關不駐兵，以示維護教育，但各校均未上課。惟赤軍對於青年學生曾特殊注意，派人組織抗日救國會及赤軍之友社，等等。所以赤軍進城之第一日即有幾十男女學生，大部為中等學校學生社執旗上街演講，為赤軍演說。當我步至縣立三中時，見操場上有該校學生之籃球隊與赤軍籃球隊正在比賽。赤軍球藝甚精，因平日提倡體育甚力。赤軍想盡方法鼓動青年學子，由此亦可見赤軍對於青年學子之注意焉。
尤有一事可記者，當赤軍在遵義成立革命委員會時，有一女學生名叫李小俠者，年約20，同情赤軍，在大會上演講，後被舉為革命委員之一，為當地學生中之長於交際者。
當赤軍退出遵義時，李小俠亦隨赤軍而去。
當我步行遵義全城時，只見三種店鋪門庭若市：一為洋貨鋪，套鞋、面巾莫不售賣一空；二為書店，遵義城有書店三家，間有上海、南京之雜誌出售，此三家書店之新舊書籍、鉛筆、抄簿，均售賣一空；三為酒肆，全城麵館、酒樓，莫不利市三倍。遵義城酒肆中頗饒川菜滋味，我亦同；三人去過一次，回鍋肉、辣子雞及各種泡菜，均饒川味，且價極廉。
陳雲提及的中學生李小俠，筆者曾於1991年5月26日在遵義採訪她，當時她已是一白髮蒼蒼的老嫗了……
隨著毛澤東的影響日益擴大，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對於長征途中所召開的遵義會議的研究也就日益深入。然而，由於在檔案中沒有找到遵義會議的記錄，關於遵義會議的許多問題得不到解決。例如，遵義會議究竟何時開始，何時結束，出席者有誰……
一份關於遵義會議的手稿的發現，一下子解決了許多歷史難題，引起廣泛注意。
這份手稿，是1956年中共「八大」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前往莫斯科，從蘇聯運回的一批中共檔案中的一件。手稿用藍墨水直行書寫，標題便是「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共8頁4000餘字。一看內容，便可知是當年傳達遵義會議情況的提綱，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歷史文獻，其中記載了許多關於遵義會議的重要而前所未聞的史實。
可是，這份手稿顯得不完整，首頁上標明(乙)，顯然還有(甲)。(甲)是什麼？不得而知。再則，這份手稿是誰寫的，沒有署名，也不得而知。因此，這份手稿在未得到正式確認之前，無法公開發表。
筆者在查閱有關檔案時，只在195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檔案部的一份公函中，見到引用過這份手稿中部分內容，註明那是「一件未署名的文件」。
那份公函表明，早在1959年，當時的中共中央檔案部已經注意到這份未署名的手稿。
歲月飛逝，1985年1月，遵義會議50周年紀念日快到了。為了使遵義會議研究深入一步，確定這份手稿的「身份」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於是，中共中央檔案館派人把手稿送到遵義會議出席者手中辨認，以弄清是誰寫的。
手稿送到了在北京的鄧小平、聶榮臻、楊尚昆那裡，都認不出是誰的筆跡。
陳雲是遵義會議的出席者，而且當年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不過，此次辨認手稿時，他正在杭州。所以，當在北京的鄧小平、聶榮臻、楊尚昆認不出是誰的筆跡之後，這份手稿被送往杭州。
筆者訪問了當時擔任陳雲秘書的朱佳木。
朱佳木回憶道：
我收到手稿原件，交給了陳雲同志。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他叫我，我進了他的辦公室。
他說：『這是我寫的!』
他的話，使我又驚又喜。
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說是陳雲同志寫的字。
據陳雲同志說，這是遵義會議結束不久，他向部隊傳達遵義會議決議時寫的傳達提綱……
這下子，手稿的來歷查清了：又是出自陳雲筆下!
這份手稿，是在遵義會議後，陳雲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各軍團幹部會上傳達遵義會議決議的傳達提綱。這份手稿，成了關於遵義會議的極為重要的歷史文獻。
經胡喬木對這份手稿進行考證，認為這份手稿是在遵義會議後不久從雲南省威信縣到貴州省仁懷縣鴨溪鎮的行軍途中寫成的，因此寫作時間應為1935年2月11日至3月11日之內。
陳雲看了胡喬木就這一問題寫給他的信說：「具體時間我記不清了，但我同意你們考證的時間。」
這樣，這份提及許多前所未知的關鍵性史實的手稿，署名陳雲，先在《中共黨史資料》第6輯上發表，接著，在遵義會議50周年紀念日——1985年1月17日——又全文公開發表於《人民日報》。
陳雲手稿的發表，一下子澄清了許多關於遵義會議爭執不休的疑案……
陳雲手稿指出：遵義會議「經過三天，完成了自己的決議」。由於從周恩來的一份電報中已查明遵義會議是1935年1月15日開始的，「經過三天」，也就是1月17日結束。這樣，遵義會議的日期查明了。
陳雲手稿指出：
參加這個會議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補委員外，一、3軍團的軍團長與政治委員林、聶、彭、楊及5軍團的政治委員李卓然、李總政主任及劉參謀長都參加了。
這一段話，給歷史學家們幫了大忙。歷史學家們把那些當時不在遵義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排除在外，一下子就確定了遵義會議出席者名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6人，即毛澤東、朱德、陳雲、周恩來、張聞天、博古。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4人，即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
陳雲提及的「林、聶、彭、楊」，即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
再加上陳雲提及的李卓然，「李總政主任」(李富春)，「劉參謀長」(劉伯承)。
此外，再加上李德和翻譯伍修權，還有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總共20位出席者。
陳雲手稿如實地記錄了遵義會議的主要精神，指出：
擴大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負主要責任的。
A，也就是李德；博，即博古；周，是周恩來。長征時，他們三人組成「三人團」，是中共最高領導機構。
陳雲在會上和周恩來、張聞天等一起支持毛澤東，批判博古、李德。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原為政治局委員），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
陳雲曾經回憶說，他是在1933年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才認識毛澤東的，最初對毛澤東並不了解。到了遵義會議時，陳雲對毛澤東已經有了相當深刻的了解。陳雲稱毛澤東「非但聰敏，且有才能」，「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才」。正因為這樣，陳雲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
「收賬先生」的艱險歷程
從長征途中前往上海，頗為危險，也頗為艱難。當年，陳雲從上海通過秘密交通線進入江西「蘇區」，差一點落入敵軍包圍圈；現在，又要冒一次很大的風險。陳雲對四川人生地不熟，而且他有濃重的上海口音，在四川只要一開口，就會被知道是外地人……
此行必須輕裝。臨行前，陳雲把有關的文件整理後，裝在一個箱子里，交給組織。他的那份關於遵義會議的傳達提綱，很可能是此時放入箱子的。後來這些文件被作為重要檔案，轉運到了蘇聯。
據陳雲秘書朱佳木告訴筆者，陳雲是由一位名叫席懋昭的中共地下黨員護送的。朱佳木說，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他在整理陳雲的文件時，發現一份席懋昭寫的自傳。席懋昭在四川天全縣當過小學校長，他在自傳中寫及護送陳雲出川。
席懋昭又名席哲明、席克進，是朱德的同鄉，1912年出生於四川儀隴縣觀音鄉。1930年在儀隴中學讀書時，席懋昭因領導學生運動被捕，在押解途中脫險。1931年席懋昭入保寧高中，次年秋在成都天府中學讀書，1933年春在成都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10月黨組織遭到破壞，叛徒出賣了席懋昭，他按上級指示轉移到了滎經縣，後來又轉到天全縣，依靠他在川軍24軍5旅28團1營任營長的長兄席倫的關係，被天全縣長委派到靈關殿小學任校長，他的妻子賀伯瓊（也是中共地下黨員）則擔任教導主任。有了這樣的公開身份做掩護，席懋昭在天全縣與二音院（觀音寺）主任教員、中共地下黨員魏守端取得了聯繫，開展地下工作。
1935年6月6日晚，席懋昭帶領游擊隊在天全縣城附近迎接紅軍，並帶領紅軍先遣隊1軍2師4團避開敵人重兵把守的大路，抄小路經十八道水、苦蒿坪直抵靈關殿鎮。從此一連6天，紅軍源源不斷從靈關殿鎮經過，向寶興進發。席懋昭和魏守端帶領紅軍戰士打開了地主的糧倉，把糧食分給鄉親。
6月12日，紅軍先遣部隊勝利翻越了夾金山。就在紅軍的中央縱隊即將從靈關殿鎮啟程趕往夾金山時，席懋昭接到中央縱隊兩名紅軍指揮員交給的重要任務，要他護送陳雲出川。
當時，陳雲就住在靈關殿小學。當席懋昭來到陳雲住處，一位名叫陳梁的中共地下黨員也來到這裡。陳梁是四川冕寧縣中共沙壩黨支部負責人，紅軍經過冕寧時，他隨紅軍北上，來到了天全縣靈關殿鎮，奉命與席懋昭一起護送陳雲出川。
為了對付沿途的盤查，當時席懋昭、陳梁與陳雲一起商量，陳雲的「身份」有兩種：通常說成「小學教員」，因為席懋昭是小學校長，容易掩護陳云：有時也可以把陳雲說成是到川西的做藥材生意的「收賬先生」，化名「廖家駿」。陳雲的算盤打得飛快，熟悉「收賬先生」的「業務」。考慮到大批國民黨軍隊正在追擊紅軍，他們商定避開大路，走山路，繞道滎經，再折回雅安，到達成都，再從成都前往重慶。席懋昭在滎經縣工作過，對那一帶很熟悉。
為了確保陳雲能夠順利「過關』，中央縱隊紅軍的指揮員根據席懋昭的建議略施妙計，以給陳雲一道「護身符」。
當天，陳雲一行在細雨中離開靈關殿小學，踏上征途。就在他們走出靈關殿鎮不遠的地方，忽然有一個滿身是泥水的30多歲的男子急急忙忙從後面追了上來。
席懋昭認得此人，大聲喊道：「局座，怎麼落得這個樣子？」
此人正是席懋昭的頂頭上司、天全縣教育局長熊某人。他作為國民黨官員，在紅軍攻下天全縣城時被抓。這天，他從縣城被押解到靈關殿鎮，紅軍「一不小心」，被他逃脫——逃脫的時間，恰恰是在席懋昭等剛剛離開靈關殿鎮的時候。熊某人的家在滎經縣，他是滎經縣的地主，紅軍料定他會從靈關殿鎮逃往滎經縣，在山路上與席懋昭等「不期而遇」。
席懋昭向熊局長介紹陳梁說，是他冕寧的遠房親戚。接著又介紹了「收賬先生」，說是做藥材生意的商人（席懋昭隨機應變，由於熊某人是天全縣教育局長，倘若把陳雲說成小學教員，容易「露餡」），他們都是為了躲避「梅老二」（當地國民黨方面對紅軍的代稱），結夥從山路逃往滎經縣的。
那位熊局長信以為真，也就跟他們三人同行。一路上遇見民團設置的哨卡，見到熊局長，民團一邊點頭哈腰，一邊連查都不查就放行了。
翌日，陳雲一行順利到達滎經縣城，這天恰巧是陳雲30歲生日。陳雲出生於1905年6月13日，當天正是他的「而立之年」。
畢竟是「患難之交」，熊局長熱情地邀請陳雲一行到他家做客。盛情難卻，陳雲等在他家住了一晚，畢竟重任在身，不敢久留，第二天一早就朝雅安進發。
就這樣，走了五六天，順利地過了一關又一關，陳雲一行來到了成都。
成都風聲甚緊，這是因為蔣介石正坐鎮成都，親自指揮圍剿紅軍。蔣介石從1935年3月2日入川，在四川坐鎮150多天，發誓要全殲紅軍於四川。就在陳雲到達成都的前幾天——1935年6月14日——蔣介石還在成都發布命令，在四川正式實行保甲制，提出「編組保甲，清查戶口」，以「追堵」紅軍於長征途中。
進入成都時，陳云為了減小目標，與席懋昭、陳粱分頭活動。
陳雲單獨前往聯絡點——美豐銀行——找到董事胡公著先生，出示了劉伯承的一封親筆信。胡公著先生乃是劉伯承好友，當即招待陳雲住下。
陳雲還交給胡公著先生一張文稿，請他派人於次日早上把文稿送至春熙路中段31號的《新新新聞》報館刊登。文稿上《廖家駿啟事》是事先擬好的：
家駿此次來省，路上遺失牙質圖章一個，文為「廖家駿印」。特此登報，聲明作廢。
這是陳雲與周恩來約好的聯絡暗號，倘若在《新新新聞》上看見《廖家駿啟事》，就表明陳雲已經順利抵達成都。
陳雲不敢在成都久留，住了一晚，便與席懋昭、陳梁在約定的地點會合，結伴從成都乘長途汽車前往重慶。
在重慶，陳雲這位做藥材生意的「收賬先生」真的來到一家藥鋪，向店主出示劉伯承的一封親筆信，立即受到了店主的熱情接待。原來，這位店主就是劉伯承的弟弟。
劉伯承弟弟家是在重慶較場口附近的大戶人家，那裡叫「十八梯坎」——也就是18層台階的意思。陳雲一行在劉伯承弟弟家得到很好的休息。
幾天之後，劉伯承弟弟為陳雲買到從重慶到上海的船票。陳雲在朝天門碼頭與席懋昭、陳梁告別，隻身東去上海。
陳雲在席懋昭、陳梁的護送下，居然長驅700多公里，穿過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圈，從蔣介石的眼皮底下，安然前往上海……
席懋昭護送陳雲出川，過程也頗為曲折，四川峨眉電影製片廠就是根據這一內容，改編成了電視連續劇《陳雲出川》。
在上海重逢潘漢年
一路風險，陳雲於1935年6月底到達上海。
據當年從無錫趕往上海掩護陳雲的孫詩圃回憶，陳雲到了上海之後，住進了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新永安旅館，那裡離蘇州河不遠。
上海籠罩在白色恐怖的氣氛之中。陳雲一時沒有與地下黨取得聯繫，因為他翻閱報紙，發現公開聲明脫黨的叛徒名單中有70多人認識自己。
據陳雲之子陳元回憶，當時陳雲曾經被國民黨特務認出：
當時蘇州河上有十幾座橋，每座橋頭都有國民黨特務，很多都是叛徒，認識他，而且很多地方都掛著通緝他的像。那一次，他不幸碰見一個特務，立即對特務說，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發我，共產黨饒不了你，早晚一天要找你算賬！陳雲做那麼多年地下工作，特別能掌握叛徒的心理。果然那個特務被嚇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壓，一扭頭，就裝作沒看見過去了。
陳雲打電話給當時擔任上海浙江實業銀行副總經理的章乃器，請章乃器轉告章秋陽，約他見面。
章乃器這人，曾兩次名震中國：一是1936年11月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袖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朴、王造時、沙千里、史良等一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成了轟動全國的「七君子」事件的當事人之一：二是在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成為「反右派運動」的重點批判對象。
其實，章乃器和中國共產黨有著密切關係，並曾給了中國共產黨許多幫助。
據《七君子傳》載：
早在1927年「四·一二」大屠殺期間，中共地下黨領導人楊賢江在武漢活動，經常有款項匯給上海的同學鄭文利。鄭托章乃器經手存入浙江實業銀行。有次楊匯來6000元巨款，國民黨當局跟蹤追查，章乃器得到消息，迅速將存款轉移，結清賬戶。國民黨查到銀行，一無所獲。黨的經費安然無恙，鄭文利亦避免了一場災禍。
又據路易·艾黎回憶，他曾經手把一筆中國共產黨的經費帶到上海，交給宋慶齡，湊足1萬元，由章乃器以銀行的名義匯給了在西安的中國共產黨地下黨負責人劉鼎。這筆錢，後來被劉鼎派了很重要的用場。
章乃器的三弟章秋陽，又名章郁庵，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曾和陳雲一起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與陳雲頗熟。
章秋陽離開商務印書館之後，從事地下工作，公開身份則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經紀人。他曾多次把從蘇區運來的金銀換成鈔票，作為中共經費使用。
陳雲通過章乃器，與章秋陽聯繫上了。
於是，章秋陽立即把陳雲從上海新永安旅館轉移到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路）358弄尚賢坊21號。
當時，在無錫以新監書記員為公開身份的孫詩圃，奉中共組織之命來到上海，和章秋陽接上了頭。
據孫詩圃回憶，章秋陽曾考慮把陳雲轉移到無錫，以求更加安全。這是因為孫詩圃和無錫新監主管邢源堂交情很深，可以借這個關係掩護陳雲。於是，孫詩圃回到無錫，對邢源堂說，有個姓李的朋友在交易所里虧了幾千元，為了籌款還債，到無錫避一下風頭。邢源堂答應給「李先生」安排食宿。
當孫詩圃再次來到上海，章秋陽又改變了計劃，決定陳雲仍留在上海，因為陳雲急於要與先期來滬的潘漢年接頭。
這樣，經陳雲同意，章秋陽把陳雲從尚賢坊轉移到上海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里111號唐文雲家中。唐文雲是章秋陽的妻子，當時在華商證券交易所工作。
後來，陳雲再度轉移。章秋陽把陳雲安排在上海北京路靠近浙江路的一家鋼鐵商店樓上，每天由唐文雲的幼子俞三元，給陳雲送來三餐和報紙。
陳雲終於按照事先的約定，秘密地與潘漢年的表妹夫潘企之（即潘渭年）和表妹呂鑒瑩接頭。
潘企之把陳雲來滬的消息告訴了中共中央臨時上海局宣傳部部長董健吾、中共中央臨時上海局負責人浦化人以及潘漢年。
陳雲和潘漢年在上海重逢了!
從董健吾和浦化人那裡，陳雲得知，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國民黨中統特務的嚴重破壞，直至不久前才成立了中共中央臨時上海局。另外，連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華爾敦（即勞倫斯）在上海也遭逮捕，因此在上海已無法跟共產國際進行聯繫。
這樣，陳雲和潘漢年決定赴蘇聯，直接向共產國際彙報中共的遵義會議以及紅軍的情況。
在莫斯科爭得斯大林的支持
陳雲在上海秘密會見了孫中山夫人宋慶齡，請求她幫助安排赴蘇。
宋慶齡安排陳雲搭乘一艘蘇聯貨輪，由潘企之護送。與陳雲同行的有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瞿秋白夫人楊之華，還有何叔衡的女兒何實楚。
這樣，陳雲一行於1935年8月5日離滬赴蘇聯。
這是陳雲第一次出國。
潘漢年沒有和陳雲同行。因為擔心萬一遇上麻煩，兩人同遭不測，就無法完成肩負的重大使命——他倆分頭來滬，也是基於這樣的考慮。
陳雲從上海乘蘇聯貨輪到達海參崴之後，經西伯利亞大鐵路到達莫斯科。
潘漢年則於1935年8月下旬離開上海，前往蘇聯。嚴朴與潘漢年同行。
嚴朴乃嚴慰冰之父，嚴慰冰乃陸定一夫人。在嚴慰冰所寫的《嚴朴生平》中曾提及嚴、潘二人這次蘇聯之行：
1935年秋末（筆者註：「秋末」有誤），嚴朴與潘漢年由上海乘船赴蘇聯。到達莫斯科時，正值十月革命節。那天晚上，他第二次見到斯大林。
據嚴朴次女嚴昭告訴筆者，陳雲與嚴朴友誼甚篤。所以，當嚴朴於1949年 6月5日病故時，陳雲親自為他寫了《嚴朴同志傳略》，發表於1949年6月9日的《人民日報》……
1935年8月20日，陳雲到達莫斯科之際，正值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剛剛結束。
共產國際「七大」舉行時，雖然還不知道中國共產黨召開了遵義會議，但是毛澤東和王明、張國燾、朱德均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王明被選入主席團。季米特洛夫受命直接負責處理中國問題。王明、康生、王榮（吳玉章）、梁朴（饒漱石）在大會上發言。
就在共產國際「七大」期間，出於對斷了線的中國共產黨的關注，共產國際派出一位重要的密使前往中國，尋找中共中央。
此人是資深的中共黨員，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在莫斯科已生活了近 3年。
在莫斯科時他叫「李復之」，受命回中國時臨時取了個化名「張浩」。回到中國後，在中共內部，他又使用「林育英」這名字。然而，在他赴蘇之前，國民黨曾以高額賞金緝捕此人，而懸賞布告上卻寫著他的化名「林仲丹」——其實，他的本名叫林育英，字祚培，湖北黃岡人，是林彪的同鄉、堂兄（林彪本名林育蓉）。他的母親姓張，因此取名張浩。
林育英的名字如今鮮為人知，可是當他作為共產國際特使回國後，曾起過重大作用。
就在林育英剛剛啟程離開莫斯科時，陳雲和潘漢年到達莫斯科。共產國際正急切地想知道中國共產黨的近況，陳雲和潘漢年的到來，可謂「及時雨」，把斷了的線接上了。
當時，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之中，王明任候補書記，康生、毛澤東等為常委，陳雲等為執行委員。
陳雲作為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從長征途中來到莫斯科，使共產國際喜出望外。陳雲和潘漢年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作了彙報，向共產國際領導作了彙報。這一報告的俄文原始記錄稿題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報告」，1996年中國駐俄使館工作人員在俄羅斯找到了這一報告的俄文記錄稿。
陳雲的報告在當時被整理成文章《英勇的西征》，於1936年春發表在共產國際主辦的《共產國際》雜誌（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詳細介紹了紅軍的長征、中國共產黨的遵義會議以及新的領袖毛澤東。
楊雲若、楊奎松著《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一書，寫及了陳雲、潘漢年向斯大林及共產國際彙報遵義會議情況：
陳雲潘漢年等一行人從上海輾轉來到莫斯科，帶來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筆者註：亦即遵義會議決議)，說明了中共中央和中國紅軍領導機構的變動情況，並且介紹了中央紅軍長征至四川一段的作戰和損失情況。陳雲等人的彙報，使共產國際執委會和中共代表團自紅軍長征後第一次了解到中國革命真相。共產國際肯定了遵義會議的決定，對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表示讚賞，但對主力紅軍人數的銳減頗為震驚。季米特洛夫等人敏感地意識到，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形勢和條件的估計，同實際情況是有一定距離的……
陳雲和潘漢年此行，使斯大林和共產國際肯定了遵義會議的決定，肯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這對於毛澤東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勝利——因為當時中國共產黨改換了領袖，必須得到共產國際以及斯大林的同意。
這當然使博古、李德極為掃興。
李德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國紀事》中曾寫及：
博古指望，或遲或早會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王明是中共在共產國際的代表）恢復聯繫，並「糾正」現時的政治路線。他所希望的，正是毛所疑懼的。
連李德也承認，陳雲成功地完成了毛澤東交付的使命，向共產國際陳述了遵義會議的決議，爭取到了共產國際的支持。
陳雲和潘漢年的蘇聯之行，使博古的希望落空，也使李德失去了「告狀」的勇氣。
陳雲有著強烈的學習願望，他在莫斯科一邊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一邊在列寧學校學習。
列寧學校是共產國際創辦的專門為各國共產黨培養幹部的學校。1935年10月 9日，列寧學校召開學生資格審查會議，聽取並同意接收中國共產黨選派的陳雲等 11名學員入校學習。陳雲的學生證編號為4572號。10月11日，列寧學校副校長簽署了錄取陳雲等11名中國學生入校學習的第103號決定，陳雲開始了為期一年的學習生活。
列寧學校開設的課程，主要是列寧主義問題、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問題和中共黨史等。陳雲非常珍惜這樣的系統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以及中共黨史的機會。
陳雲過去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時學習過英語，這次有機會重新學習英語。他每天背30個英文單詞。陳雲後來說：「1935年我到蘇聯，看不懂英文報紙，要人家翻譯成中文。後來我旁邊住了一位大學生，我就跟他學英文，用了幾個月工夫，馬馬虎虎能看懂報上一點消息了。」
由於學習刻苦，1936年5月8日，陳雲獲得列寧學校學習「突擊手」稱號。
陳雲不光是當學生，後來還當了「代理副教授」。那是共產國際執委會為了進一步為中共培養幹部，於1936年2月11日推出了《關於為中國共產黨培養幹部的決議》，委託陳雲等9人組成專門委員會。3月1日，莫斯科斯大林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幹部處聘請陳雲擔任「黨建、工會建設代理副教授』，從1936年3月1日起，每年100課時，每課時報酬16．66盧布。
儘管陳雲有著在莫斯科列寧學校學習的學歷，甚至在莫斯科斯大林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擔任「代理副教授」，可是陳雲在填寫履歷表時，文化程度一欄一直寫著「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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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證是1970-1989的注意了，再忙也要看一下
※他是鄧麗君背後的男人，為愛抑鬱，終生貧苦，卻寫出最暖心的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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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洋酒醇厚，比白酒儒雅，活竹酒配中國年，讓老外都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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