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會議鑄軍魂：「朱毛」為何爆發激烈爭論？

建立一支什麼性質的軍隊？該如何領導好這支武裝？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指揮著更為年輕的紅軍，在戰火硝煙、血火考驗中，探索著前路。1929年12月底，這支新生軍隊最為骨幹的一部——紅四軍，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開紅四軍「九大」，系統地回答了建黨、建軍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明確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從這一刻起，人民軍隊軍魂鑄就。

古田會議第一次以決議的形式，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第一次以決議的形式規定了我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

古田會議宣示著，中國共產黨領導這支軍隊正在進行的戰鬥，不同於中國曆朝歷代的任何一次暴動、起義或者「國民革命」。這個政黨指揮的槍杆子，要為人民打江山，建立一個人民的政權。

「朱毛」的爭論

1929年5月底，轉戰閩西的紅四軍在小鎮湖雷召開了一次前敵委員會（簡稱前委）會議。在這支年輕軍隊的兩個靈魂人物——毛澤東和朱德之間，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爭論的焦點在於紅四軍要不要設立軍事委員會（簡稱軍委）。

自從1928年4月朱、毛會師井岡山，紅四軍成立之時就成立了軍事委員會，作為部隊的領導和指揮機構。

而在湖雷召開的是紅四軍前委會議，前委是前敵委員會的簡稱，是紅軍初創時期中共中央在軍隊里的代表機構，主要領導人及其組織成員由中央指定。在紅四軍內部，前委直接領導軍委即軍事委員會的工作。

1928年11月，紅四軍前委成立，毛澤東任前委書記，兼任黨代表，成為紅四軍最高領導人。前委委員朱德兼任紅四軍軍長、軍委書記。

這個領導體制確立後不久，紅四軍撤離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一路血火。沒有根據地，部隊要應對的敵情瞬息萬變，前委和軍委「並存」，不利於迅速果斷的指揮。所以，朱毛紅軍決定暫時取消軍委，全軍行動歸前委直接指揮。

在湖雷的紅四軍前委會議上，「朱毛之爭」看上去是在爭論要不要恢復紅四軍軍委這個機構，但雙方分歧的根源遠不止如此。

時任紅四軍政治部秘書長的江華回憶：分歧的由來更久，從井岡山朱、毛紅軍會師以來，隨著紅軍擴大和根據地的發展，對紅軍和根據地建設的問題，在紅四軍黨內以及主要領導者之間，即有一些不同意見，並且在行動上也常有所表現……實質上並非單純為軍委這一機構是否設立的問題，而是關係到黨對軍隊的領導、關係到紅軍建設的一系列原則問題。

江華所說的「由來更久」的分歧，其實時間根本說不上「久」。此時距離南昌起義還不到兩年時間，紅軍尚處「幼年」，還不是一支完全成型的無產階級人民軍隊。

這時的中國共產黨，誕生也還不到八年，同樣處於「幼年」，又剛剛拿起了槍杆子。

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和更為年輕的中國工農紅軍，還在披荊斬棘地探索著前路。

一系列的思想困惑、原則問題擺在眼前，亟待釐清、統一，分歧和爭論也就在所難免。「朱毛之爭」的實質和意義正在於此，兩人都在探索和求證著正確的方向和原則。

風起臨時軍委

當時紅四軍有一個臨時軍委，擔任臨時軍委書記的是劉安恭，他同時兼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這個地位僅次於毛澤東、朱德的紅四軍第三號領導人，當時加入紅四軍滿打滿算還不到兩個月。

劉安恭是帶著《中央給潤之、玉階兩同志並轉湘贛邊特委信》來到紅四軍的。信中的指示歸納起來有兩點，一是要求紅四軍武裝力量分散到各鄉村中去；二是調朱、毛「速來中央」。這封信寫於當年2月，因此被稱作中央「二月來信」。中央指示發出的前後，正是紅四軍從井岡山突圍後最危難重重的時期。但是從「二月來信」寫成到送達，兩個月過去，時過境遷，已經「不合時宜」的指示並沒有被盲目執行，帶了這封信來的特派員劉安恭，倒是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劉安恭擔任了臨時軍委書記。

劉安恭身上多少也帶著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傲慢與偏見，對蘇聯軍事體制和理論極為推崇。他對毛澤東的那套帶兵方式和作戰原則不以為然。

劉安恭試圖改變紅四軍的領導機制。在一次他主持的臨時軍委會議上，甚至提出「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

以下級黨委限制上級黨委的領導，這明顯違背黨的組織原則，必將引起黨內的混亂。這引起了毛澤東的強烈反感和批駁。

矛盾終於在湖雷召開的前委會上爆發，並且是以毛澤東和朱德直接爭論的形式爆發出來。

湖雷會議爭吵了一天，沒有結果。這時候敵情突變，紅四軍被迫轉移。在上杭縣白砂、連城縣新泉……爭論還在繼續，恢復軍委的提議被黨員代表投票否決，臨時軍委被取消，爭論還是沒有停止——爭論的核心已經聚焦到黨對軍隊的領導和紅軍的性質。

在朱德和毛澤東的分歧中，劉安恭等人支持朱德，而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等人贊同毛澤東，使問題趨向複雜化。林彪還公開寫信支持毛澤東的工作，並對朱德提出尖銳批評。而劉安恭則到處遊說，並說什麼紅四軍黨內分了派別等等，散布挑撥離間紅四軍主要領導人之間關係和攻擊毛澤東的言論。

有鑒於此，前委要求毛澤東和朱德「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們的意見。」

毛澤東在信中說：「現在爭論的問題，不是個人和一時的問題，是整個紅四軍和一年以來長期鬥爭的問題。」「四軍的改造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軍的黨由此可以得到一極大的進步，這是絕對無疑的。」

朱德在信中說：「我們四軍的黨變成群眾的黨應有此次的鬥爭，要使四軍變為全國一致的新的組織的黨，也要有此鬥爭，要合乎國際共產黨也必須有此鬥爭，鬥爭之結果必然是好的。」

可見,爆發於紅四軍靈魂人物間的這場爭論,沒有摻雜半點私心,兩位偉人的坦蕩胸襟展露無餘。

九月來信

毛澤東給九月來信的複信。

「前委、軍委成分權現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陷於不生不死的狀態」，「不幹這種不生不死的書記，請求馬上更換，離開前委。」在白砂會議上，毛澤東做了一個讓很多人瞠目的決定：辭職。紅四軍前委書記由時任政治部主任陳毅代理。

前委決定，召開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終止爭論，化解矛盾。

「七大」主持人陳毅擔子不輕。他最終選擇了這樣的辦法：「對毛主席我打了他一棒，對朱軍長我也打他一棒，對劉安恭我也打他一棒。」

因為黨內嚴重爭論造成的不良影響，紅四軍「七大」決定給朱德以警告處分，「毛澤東同志因負黨代表與書記之工作，對此次爭論應付較大的責任」，給予嚴重警告處分。

陳毅在紅四軍「七大」上當選前委書記，毛澤東則在紅四軍「七大」上落選，去蛟洋養病。爭論還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

陳毅隻身秘赴上海，向黨中央彙報紅四軍的情況，也就是後來著名的「陳毅五萬言報告書」。陳毅撰寫的報告，表現出了他坦誠公正的風格和堅強的黨性原則。陳毅此行上海協助中央解決紅四軍問題，後來被譽為他對中國共產黨的重要貢獻之一。

鑒於陳毅對紅四軍情況的了解和新的認識，中央把給紅四軍的指示信就交給他起草。

陳毅執筆起草的指示信,對紅四軍中黨的建設提出了有針對性的原則意見，對紅四軍的軍隊建設以及軍隊發展方向和戰略，也作出了明確而具體的指示，批評了極端民主化、軍閥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對紅四軍前委在軍委設立問題上的爭論，肯定了紅四軍兩年來鬥爭的基本經驗和毛澤東建黨建軍的正確主張。

同時，這封信也指出了朱、毛二人工作方法上的缺點和問題，並進行了嚴肅的批評。

陳毅將文稿送交周恩來閱定。周恩來仔細地審閱了一遍,隻字未改,高興地說:「很好,就是這個意見。」隨後，他在信尾簽上了發信日期：9月28日。

這封信因此在黨史上被稱為「九月來信」。

10月1日，陳毅懷揣著「九月來信」，幾經輾轉，終於在10月22日找到了率部轉戰到廣東松源的朱德。

11月26日，毛澤東和朱德、陳毅在長汀紅四軍軍部重逢了。三雙大手握在一起，前嫌盡釋。

「朱不離毛，毛不離朱。朱離開毛過不了冬。」朱德這句廣為人知的「朱毛關係」比喻，就出自這次重逢。

星火燎原

1929年12月28日，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廖氏宗祠隆重召開。

大會經過兩天熱烈討論，一致通過了毛澤東代表前委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核心的內容為《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古田會議總結了紅四軍成立以來軍隊建設方面的經驗教訓，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宣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重申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反對以任何借口削弱黨對紅軍的領導，必須使黨成為軍隊中的堅強領導和團結核心。

把黨建設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把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這是事關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根本性問題，在古田會議決議中得以明確，古田會議決議因此成為我黨我軍建設的偉大綱領及重要里程碑。

大會之後，適逢新年，紅四軍還進行了一次閱兵式。一支嶄新的人民軍隊從此大步向前。

1930年1月5日，古田會議一周之後，為了回答一些人「紅旗還能打多久」的疑問，毛澤東揮毫寫就了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鏈 接：新泉整訓

1929年11月26日，朱德、陳毅率領紅四軍在福建長汀迎接正在養病的毛澤東。蒼茫暮色中，三位老戰友重逢。這時，中央的「九月來信」已經為紅軍「政治建軍」指明了方向。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決定：部隊移師新泉，開展政治整頓和軍事訓練，為召開紅四軍九大作準備。

按照前委分工，毛澤東、陳毅負責政治整頓，朱德負責軍事訓練。此次整訓始終圍繞一個目標：黨管軍隊，努力鍛造政治更加合格、紀律更加嚴明、作風更加文明的紅四軍。

政治整頓旨在明確中央要求的紅軍主要任務，自覺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糾正舊軍閥作風。這主要進行了三方面工作：首先是召開地方群眾、基層士兵和連長以上幹部等各種調查會，鼓勵大家談出紅軍中存在的問題和解決的方法及建議。其次是開展思想教育活動。根據中央「九月來信」指示，對半年來已經暴露的各種錯誤傾向和中央指出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在部隊內部展開討論，初步明辨是非，為統一思想認識打好基礎。第三，加強組織紀律教育。

軍事訓練旨在根據中央「九月來信」要求，加強官兵軍事素質和提高戰鬥力。主要工作：一是舉辦基層軍事幹部訓練班，在全軍開展軍事技術、戰術訓練；二是加強紅軍的制度建設，制定紅軍的若干條例、條令等法規，使其逐步健全起來；三是朱德講授組織編寫的《新游擊戰術》，提高指戰員的軍事知識和戰術意識；四是培訓地方武裝幹部，上軍事課，為發展地方武裝和鞏固地方政權打基礎。

新泉整訓是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也就是古田會議的重要籌備階段，為古田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條件，也為起草九大決議做了重要的思想準備和文字準備。最終，在古田會議上，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核心內容是黨指揮槍，不是槍指揮黨，重申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等事關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根本性問題。

12月中旬，面貌煥然一新的紅四軍離開新泉，移師古田。官兵輕快的步伐、嘹亮的歌聲告訴人們，紅軍歷史上一個全新的階段就要到來了。

本文首發於《北京日報》2017年8月1日

本期作者：董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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