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選時代周刊，改變艾滋病的那張照片，背後的故事！
1990年，俄亥俄州，David Kirby臨終前。
1990年，雖然世界上的艾滋病患者數量已經非常龐大，但是大眾對這一疾病仍所知甚少，美國《生活》雜誌於當時刊登出這張名為「The Face of AIDS」（艾滋之臉）的照片，無疑在人們心中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
艾滋病原來如此可怕，不僅令患者深陷痛苦，亦會讓家人承受巨大的煎熬。
這張改變了人們對艾滋病認知的照片，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當然，它在攝影領域毫無疑問成就斐然：幫助攝影師獲得世界新聞攝影獎，被《時代周刊》評為「人類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100張照片」之一。
在第29個世界艾滋病日，走進這張照片背後的故事。
David的人生轉折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得知感染艾滋病毒後，他離開了家鄉，自我放逐。在那之前，他曾是活躍的同志運動者。
當病情不斷惡化後，David有了落葉歸根的想法。他開始恢復與家人的聯繫，想回到自己出生的那個地方：美國俄亥俄州的一個小鎮。他最大的心愿，是在家人的懷中死去。
另一張David Kirby離世前的照片，旁邊是他的家人和看護Peta。
「I didn』t know that it was going to be the photo that changed how people looked at AIDS.」
我當時並不知道，這會是一張改變人們看待艾滋病的照片。
——Therese Frare
照片的拍攝者Therese Frare，當年既是新聞系的在讀學生，也是一名艾滋病臨終關愛機構Pater Noster的義工：
「從那年三月開始，我拿起了相機，並且逐漸和醫院的工作人員熟悉起來，其中就有負責專門照看David的義工Peta。
David去世那天，我正好去看Peta，是他帶我過去的。當時我站在病房外，David的母親出來，想讓我幫他們拍攝一張告別照片。我答應了，然後安靜地站在房間一角，拍下了眼前的景象。」
1990年，俄亥俄州，David Kirby的父親在安慰彌留的兒子。
Therese因為此作聲名大振，各種榮譽亦隨之而來，其中就包括世界新聞攝影獎。那時候，殊不知一場巨大的風波將臨。
當義大利時裝品牌United Colour of Benetton把這張原本是黑白的照片上色並製作成廣告後，在社會上掀起了軒然大波：
羅馬天主教教廷認為它看上去像是模仿聖母悼子，艾滋病關懷組織覺得這種利用患者之死來賺錢的行為極為可恥，Elle、Vogue等頂尖時裝雜誌拒絕刊登……
當年的廣告。
而當各方齊齊呼籲抵制該廣告的時候，David的母親Kay Kirby說：
「每個人都覺得廣告離譜，但同時大家對David和我們一家一無所知。我的兒子辛苦地撐到最後一刻，我們認為，是時候讓人們看到艾滋病的真相。
如果Benetton可以幫忙的話，那很好，這個廣告對我們而言，亦是人們最後一次可以看到David曾經存在於我們當中的證明。」
David Kirby的母親Kay Kirby拿著他生病前的照片。
在Benetton廣告的事件鬧大後，Therese覺得自己也被「撕裂」了。那個時候，David的父親Bill Kirby說了這樣一番話：
「聽好，Benetton並沒有利用或壓榨我們。是我們利用了他們。因為他們，你的照片才會被全世界看到，這正是David的遺願。」
1990年，俄亥俄州，David Kirby。
而在David去世之前，也曾對Therese表示，只要不是為個人謀利，自己並不介意被拍攝這些照片。
「我想他比我更知道，這些照片會變得多重要。」
在Therese看來，David原本就是一名社會活動人士，他想讓更多人知道，艾滋病的破壞性何其之大。
雖然是因拍攝David臨終前的照片而聞名於世，但在過程中最觸動Therese的，其實是Peta，那位同樣身患艾滋病的義工。
當David於1990年4月去世後，他便將鏡頭對準了Peta。
「Peta是個了不起的人，他總是離不開『1/2』的束縛：一半是印第安血統，一半是白人血統。在Pater Noster里，他既是看護人員，又是被照顧的一方。他遊走於男女性別之間，是我見過最不可思議的人。但他，也是個非常、非常堅強的人。」
Therese拍攝了Peta兩年，直至1992年的冬天他因艾滋病離世。相比於David，兩人的相處時間要長得多。而當二十多年後再度說起那段往事，Therese仍會哽咽。
1990年，Peta在照顧病重的David Kirby。
Peta曾照顧、陪伴David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而當他同樣面臨即將告別這個世界的時候，David的父母來了，他們把Peta當做自己的兒子。
David的母親表示，Peta的狀況在1991年底開始變得糟糕：
「David生病時，我們對他在家鄉小醫院所經歷過的那些『對待方式』感到難過。醫生和護士在他身邊時總會全副武裝，分發餐食的人總是站得很遠，甚至不讓他拿餐牌。我們當時就告訴自己，要幫助其他同樣身患艾滋病的人，不要再受這些苦，我們也不要讓Peta遇上這種事。」
1992年，Kay Kirby為Peta注射藥物。
1992年，Bill Kirby和Peta。
1992年，David Kirby的父母。
Peta去世後，Therese關於艾滋病題材的拍攝告一段落：
「到最後，David的照片成為世間流傳最廣的一張，但拍攝Peta、Kirbys一家以及Pater Noster的一切，卻令我更為印象深刻。可這些都已經被遺忘了。」
Peta躺在療養中心的一張沙發上。在David Kirby的廣告引來國際社會猛烈抨擊後，Benetton捐出一筆錢給療養中心，其中一部份用於翻新設施，一部分提供給Peta和其他病人使用。
Therese說，在和Peta的相處中有很多快樂的時光。
1991年7月，Therese和Peta在南達科他州的一個自然保護區旅行。
1991年7月，Peta在旅途中。
1991年7月，Peta。
1991年7月，療養中心。
1992年，病情加重後，Peta卧病在床。
1992年，Peta臨終一刻。
Pater Noster療養中心的義務總監Barb Cordle曾說，Therese的作品，比他見過的任何一件關注艾滋病的運動更能軟化人心：
「看著這些照片，你根本沒有辦法去厭恨一個患有艾滋病的人。你不能。」
本文綜合編譯自
《生活》雜誌 《時代周刊》photoblog
- The End -
編輯：小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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