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之戀：紅星照耀下的愛情

撰文：郁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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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秋天，費吉斯去「紀念碑」莫斯科辦事處拜訪同行。「紀念碑」是俄國「紀念碑」歷史教育與人權組織的簡稱，矢志於揭露斯大林時期人民所遭受的苦難與迫害。門口剛被送來的三個舊行李箱吸引了費吉斯的注意力，旁人告訴他，箱子里裝的是私人檔案，是「紀念碑」成立20年來外界捐贈的最大一宗。

費吉斯懷著期待的心情打開了行李箱，箱子開啟的一剎那，他怔住了：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被整齊的捆在一起的數千封信，信里則是兩位老人，列夫與斯維塔，在60年前，列夫從被囚禁的古拉格勞改營，斯維塔從莫斯科，彼此之間寫的情書。時間跨度長達八年，從列夫被抓進古拉格開始，直到他被釋放為止。信件大部分通過「非法」渠道遞送，從而逃脫了當局的審查刪改。費吉斯沒有想到，雖然早前有不少關於古拉格秘密通信的故事，但如此之大的量，如此保存完好的原件，如此之詳盡的內容，他還是第一次見到。

費吉斯花了數年的時間去謄寫、整理這些信件，並且前去採訪了還在世的列夫一家，又去列夫當年服苦役的古拉格伯朝拉勞改營實地探訪了一圈。終於，記錄這段殘酷又美好的愛情故事的著作《Just Send Me Word》於2012年面世，遺憾的是，列夫夫婦沒有活到這一天，他們分別於08年和10年與世長辭，死後合葬在一起。這本書的中文版《古拉格之戀》於今年問世，於是我們得以藉助這1246封信，加以費吉斯的整理、背景補充、資料連接，窺見在斯大林極權時期，作為普通人的列夫與斯維塔，面對隨時準備吞噬他們的暴力機器，是以怎樣的心理和應對生存下來的。

列夫夫婦

列夫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十月革命後，為了躲避戰亂，列夫父母舉家搬到西伯利亞的一個小鎮上，在那當老師。但沒過多久，布爾什維克就來了。列夫父母被他們以「資產階級人質」為由抓走，隨後列夫的媽媽被開槍打死，幾天後列夫的爸爸也被槍斃。列夫父母的遭遇只是「紅色恐怖」年代中受難者的一個縮影，在那個殺人齒輪高效運轉的年代，超過100萬人被槍斃，上千萬人死於饑荒、傷寒，流放和內戰，俄羅斯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們，要麼被驅逐出境（哲學船事件），更多的是被流放和槍斃。事實上，布爾什維克殺人的判斷不是「與我們為敵」，而是「無法被爭取到我們一邊」，任何保持中立或獨立的姿態都可能導致被寫進槍決名單，季諾維也夫提出了「社會主義人道主義」這一概念，「我們應當將蘇維埃政權治下一億俄國居民中的九千萬人爭取到我們這邊來。至於剩下的那部分人，應當把他們除掉。」也就是說，一千萬俄國人應該被「人道」的消滅。斯大林完美繼承了這一理論，除了將上千萬俄國人槍決或送進勞改營外，黨內的季諾維也夫等「人道主義者」也被處決。

如果說紅色恐怖是俄羅斯民族必須遭受的劫難的話，那麼俄羅斯民族所承受的罪孽還遠不止於此。在十月革命後頭幾年大規模抓人的時候，俄國人還樂觀的認為「連如此溫和的聲音都容不下，足以說明布爾什維克的害怕與虛弱」。但事實證明他們還是太樂觀了，當成規模的反抗、堅持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們一個接一個的被消滅後，剩下的俄羅斯民族就像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一具任憑布爾什維克擺布的木偶。列寧「不要愛國主義」的號召還是20多年前的事，20年後俄國人就在斯大林樹立的「偉大愛國主義」的旗幟下前仆後繼的為蘇維埃捐軀了。事實上，「間諜」是消滅一個人最好的罪名，一旦被扣上這個罪名，原本同情你的人也會對你避之不及。在那時的俄國人眼裡，間諜危害的究竟是俄羅斯這個擁有輝煌歷史和文明的國家，還是成立僅幾十年的蘇維埃政權？還是在他們的潛意識裡，蘇維埃政權就已經等同於俄國呢？

列夫被交由親戚撫養，他很好學，加入了共青團，考入了莫斯科大學物理系，研究的是核物理。在不自覺間，他已經接受並努力成為這場社會主義實驗中的一員。如果不出意外，列夫將成為一名物理學家或工程師，和同為物理系同學的戀人斯維塔幸福的生活下去。但戰爭成了最大的意外，在當局的號召下，列夫義無反顧的報名參了軍，做好了為蘇維埃捐軀的準備。但他最終還是成了俘虜，在納粹集中營里待到戰爭結束為止。美國人解救了他，當得知列夫是核物理學生後，美國人立刻建議他移民美國，他們勸列夫：「俄國沒有民主」。但民主顯然打動不了列夫，他回答到：「聰明人在俄國還是有足夠的自由活下去的」。列夫覺得自己還是個聰明人，於是懷著很快能與闊別已久的家人和戀人斯維塔見面的興奮，興高采烈的登上了回蘇聯的卡車。蘇聯當局用陰森的槍口歡迎了這些戰俘，他們全部被送進了監獄。

在簡單的審判後，列夫聽到了一個令他絕望的判決：間諜！他根本不相信這個判決，他想申辯，但能找誰申辯呢，迎接他的將是十年的勞改營刑期。在押送途中列夫的身體就垮了，要知道納粹集中營都沒有拖垮強壯的他。他被派去拖運木材，幹了三個月就沒有力氣站起來了，如果再幹下去，他就會像其他囚犯一樣凄慘的死去。蘇聯官方才不會管這些囚犯的死活，在他們眼中這些人只是供驅使的奴隸而已。

古拉格是蘇聯勞改營的別稱，超過1800萬人曾被古拉格關押過，至少150萬人死在勞改營里，就算沒死，惡劣的環境和無止境的勞動也會把一個健壯小伙的身體摧垮，把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精神摧毀。摧毀囚犯的獨立精神，也正是古拉格建立者們的目的之一，他們希望通過「勞動改造」把囚犯改造成對蘇維埃政權言聽計從的人。

在1800萬囚徒中，列夫是幸運的，憑藉他在物理上的一技之長，同時也得到勞改營下屬實驗室主任的相助（主任也是囚犯），他被調進了乾燥車間做技術員，從而在體能上稍有恢復。在稍安定之後，列夫開始給斯維塔寫信。

他一開始怕斯維塔由於他的囚犯身份不願理他，或者早已忘了他，又怕自己會給斯維塔帶來麻煩，因而一開始只給親人寫信，信中附帶問斯維塔的近況。但出人意料的，斯維塔得知列夫還活著後，立刻寫了封信寄到古拉格，在信中除了表達對列夫的思念之外，還忍不住責怪列夫為何不願寫信給他。

列夫明白了斯維塔對他的心意，從此，兩人之間的通信從無間斷的開始了。古拉格里還有一類勞工叫自由工人，他們是原來的囚犯刑滿釋放後，但蘇聯當局牢牢給他們做了限制，導致他們無處可去，只能回勞改營做工。他們不再是囚徒，從而也有更大的自由。列夫的大部分信件和斯維塔的大部分回信，都是通過自由工人之手遞交的。在自由工人和其他朋友的幫助下，斯維塔甚至還秘密來到古拉格與列夫會了幾次面，第一次是避開看守在他人房子里會面，後來是向勞改營管理方申請，當然也花了不少賄賂。在列夫被關押的八年間，這不間斷的通信和偶爾的會面，給了列夫支撐下去的動力和源泉。他們終於熬到了釋放，並結了婚，白頭偕老，直到離世。

縱觀列夫的遭遇，他並非給蘇維埃造成實質威脅的「異議分子」或「危險人物」，而是一個普通的，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小人物，甚至他還愛著這個政權。而列夫的勞改營同伴們，也大都是一些普通人，因為一些離奇、莫須有的理由被捕：柳步卡，因為家裡有一張地圖，一個指南針和一個背包，便被打成「德國間諜」；實驗室主任斯特列里科夫，原先是一位國有企業經理，因為給勞改營救濟糧食，從而被判為搞「反革命活動」，至於亞霍維奇，他什麼也沒有做，就因為他是波蘭人，從而被送進了古拉格（只要是波蘭人，就可以扣上「波蘭民族主義分子」的帽子）……

相比於那些被送進古拉格的名人物，這些普通人的心理狀態又是如何呢？我們從列夫寫的信中可以窺見一二。當然，我們也需看到，列夫為了不讓斯維塔和家人擔心，同時也是擔心信件被當局截獲，對很多古拉格暴行避而不談。儘管通過秘密渠道遞送免去了官方審查，但在蘇聯這個龐大的高壓機器的籠罩下，自我審查還是如影隨形的相伴著每一個人，更何況是列夫這樣並不反抗蘇聯體系的人。

從列夫和斯維塔之間的這些通信中看，對這份寶貴的愛情，兩人甚至看的比生命還重，斯維塔害怕失去列夫，列夫也害怕失去斯維塔。當斯維塔因工作未能及時給列夫回信時，列夫一度驚恐的害怕斯維塔把他甩了，但隨後就證明只是個小誤會。有了愛情的支撐和斯維塔的鼓勵，列夫由一開始的絕望，「我現在不抱任何希望了，沒有希望，心裡反而感覺很平靜」，變得開始有希望起來，「斯維塔，趁著咱們還有力氣，讓我們希望吧」，斯維塔不幸得了抑鬱症，列夫反過來鼓勵她，兩人正是相互慰藉，才終於捱過了斯大林時代的艱難歲月。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隨著時間的推移，列夫對古拉格和對自己的態度也開始一點點變化起來，他批評起古拉格頭子們「不會管理」，他在勞改營的朋友喜歡打球下棋，學德文而不是遵照他的建議學工程，他甚至在給斯維塔的信中批判起他「不思進取」來。在談到子女的教育時，列夫認為，一定要加強體力鍛煉，這樣才能在殘酷的世界中活下去。大概這個可憐的人擔憂自己的孩子也會被送進古拉格吧。甚至他不建議孩子讀大學，認為學技術「遇到困難才能順利挺過去」，這大概跟自己的技術救了自己一命有關吧。

當然，斯大林死後，古拉格被廢除，環境沒有那麼嚴苛了，列夫對孩子的教育觀念肯定也會調整。他給孩子講自己在古拉格的故事，而大部分被釋放的囚犯都對此閉口不談。這一方面可能怕自己的過往給孩子帶來陰影，另一方面也不想傳出去後對自己造成困擾。作為古拉格囚犯，獲釋後仍然會碰到種種壁壘，好的職位也與其無緣。也因此很多人都想法設法隱瞞自己在古拉格的過往。另一方面，斯大林時期蘇聯鼓勵孩子舉報父母，很多家庭就是因為父母在孩子面前隨口抱怨了幾句，孩子去學校無意或有意說出後，整個家庭才遭至滅頂之災的。在斯大林時代，妻子舉報丈夫，學生舉報老師，下級舉報上級，鄰居之間相互舉報是常有的事。甚至如果不去舉報親人朋友或鄰居，當對方被捕時，自己也會因「包庇嫌犯」或「警惕性不高」而受牽連。在這種環境下，幾乎沒有人敢公開談論自己的內心真實想法，人人學會了「耳語」，人人害怕某一天會被逮捕。在斯大林時代，富農或資產階級的子女想法設法隱瞞自己的出身，甚至對自己的丈夫都緘口不談過去。這種恐懼顯然極大的侵蝕了古拉格囚犯的心理，使其成為一個個「沉默的人」。

即便是列夫這樣稍有勇氣的，他也對古拉格的暴行迴避了，他告訴孩子，「永遠不要自嘆命苦」「不要怨天尤人」，也就是說，要學會認命。事實上，列夫最後也認命了，他給斯維塔寫信說：「我也覺得自己有罪，只是沒有判決書上那麼嚴重罷了」。而一開始，他可是死也不認罪，拚命呼喊自己蒙受不白之冤的啊。那麼斯維塔呢，她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愛國者了，儘管愛人在古拉格承受煎熬，但蘇聯官方宣稱的「古拉格勞改犯做的是共產主義偉大建設項目」，她也信以為真。幫助過列夫的朋友去莫斯科看她，儘管對方不願意，她還拉著他們去看了列寧墓和莫斯科大學。莫斯科大學主樓是全市最高建築，斯維塔對它讚不絕口，只是不知道她究竟是真不知道，還是下意識迴避了，這棟大樓正是由和列夫一樣的古拉格勞改犯，用血淚和生命建造的呢？

對列夫來說，蘇維埃奪走了他的一切，父母、愛人、青春、健康、自由。如果按照我們通常想的那樣，列夫被放出來後，應該成為一個和蘇維埃不共戴天的反抗分子。但他沒有這樣做，他得去好好照顧斯維塔。但就算沒有斯維塔，列夫就會成為一個反抗者嗎？並不會。而一千多萬古拉格囚徒，被釋放出來後，也並沒有對這個政權有太多怨言，可能心裡有，但古拉格把他們的鬥志徹底磨滅了，但也有可能是真的對自己遭受過的苦難無所謂了。從這個角度上，古拉格對俄國人的「改造」是成功的。

作為當代研究俄國史數一數二的專家，和通常研究歷史側重於宏觀政治經濟不同，費吉斯更注重研究極權制度下普通人的心理狀態。他的另一部傑作《耳語者》通過詳實的記錄成功展示了一幅斯大林時期俄國各個階層人物的心理畫卷。而這本《古拉格之戀》則更側重於單一個體，通過列夫與斯維塔這對充滿傳奇色彩的戀人，展現極權的殘酷、愛情的美好及普通人在其中的沉浮。你可以從中看到渺小，也可以看到偉大，可以看到殘酷，也可以看到美好，可以看到最美好的愛情與最殘酷的壓迫之間的纏鬥，我不確定你更傾向於看到什麼，但我能保證看完這本書後，對極權制度下普通人的心理狀態會多一層理解。

用早在1922年就被驅逐出俄國的斯捷蓬的話說：「在『紅星』的照耀下，我們都重新明白了什麼是愛情，什麼是友誼，詩人之於詩匠、真正的哲學家之於哲學教授、英雄之於裝腔作勢者、土生土長的俄羅斯人之於偶遇俄羅斯的路人等的區別是什麼。」另一位同被驅逐的社會學家索羅金則說：「無論將來發生什麼，我現在知道有三個東西會永遠留存在我的腦海和心裡：生命，哪怕是最艱難的生命，都是世界上最珍貴的寶物；信守義務是另一個寶物，它使生活幸福並帶給心靈以不背叛自己理想的力量；我所認識到的第三種東西是，殘暴、仇恨和不公，無論在智識、還是道德、物質方面，都不能也永遠不會創造任何永恆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