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告密文化大行其道，明清時期達到頂峰

古代告密大行其道 明清正式成為統治工具

在帝制中國時期權力運作過程中，告密政治與帝國文化傳統之間有著不容忽視的關聯性。由於帝國"儒表法里"或者"外儒內法"的統治樣態，告密很多時候被統治者當作統治權術而大肆使用，致使各個王朝都有不間斷的告密風潮發生。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統治中，「告密」行為大行其道最主要集中在漢武帝時期、武則天時期、明朝和清朝四個朝代。

西漢時期

西漢時期，漢武帝頒布了「算緡」和 「告緡」令，搜括財富。個人財產必須首先自報，如有隱瞞不報或自報不實的，鼓勵知情者揭發檢舉，此即「告緡」。凡揭發屬實，被告者的財產則全部沒收，並罰戍邊一年，沒收的資產分一半給告發人，以作獎勵。

右內史義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漢書·酷吏傳》），漢武帝知道後大怒，以「廢格沮事」（即抵制破壞法令實施）的罪名將義縱棄市。武則天在改朝換代的初期，其完成和鞏固的「殺手鐧」之一便是「 恐怖政策」——「起告密之刑，制羅織之獄，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舊唐書 ·酷吏傳上》）。

唐朝時期

唐朝，武則天采設置 「銅匭」，類似於現代的「舉報箱」，列於朝堂四方，「青匭曰『延恩』，在東，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丹匭曰『招諫』，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之；白匭曰『申冤』，在西，陳抑屈者投之；黑匭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謀者投之」（《新唐書·百官志二》）。

武則天詔旨地方，凡有欲進京告密者，州縣不得詢問詳情，給予五品官的待遇，以驛馬送其儘速來京，「 雖耘夫蕘子必親延見，稟之客館。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新唐書·后妃傳上》）。告密有功者予以封賞，「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新唐書· 酷吏傳》）。

針對告密政治而言，雖然與傳統帝國的道德合法性信仰模式相背離，告密擴大化也對帝國的合法性生產不利，但是基於強化統治的考慮，這一非常規機制還是被統治者屢試不爽。

明朝時期

明清時代，告密政治也被正式作為一種統治工具嵌入到權力鏈條之中，並作為一種制度化的權力生產方式被鼓勵和實施，即表現為一種告密制度化的操作方式。

朱棣設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勵官吏彼此告訐，恢復朱元璋時已廢罷的錦衣衛，並於永樂十八年（1477年）設立東廠，從此廠衛合勢，特務橫行，流氓政治成了有明一代的特色。

據史載，朝野內外均以刺探臣民隱私為樂事，「以故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家人米鹽猥事，宮中或傳為笑謔，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

在天啟朝魏忠賢專權時，有四人深夜飲酒於密室，一人喝得興起，謾罵魏忠賢，另外三人嚇得不敢出聲，罵聲未落，已有人沖入密室，立刻將四人押至魏忠賢所，「即磔罵者，而勞三人金。三人者魄喪不敢動」（《明史·刑法志三》）。

清朝時期

清代大興文字獄，在入關後的第五年（1648年）便發生毛重倬等仿刻《制藝序》案，其後愈演愈烈，僅在康、雍、乾三朝的百餘年裡文字獄多達百起，從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八年的十年則無年不有，而在乾隆四十三年竟達十起之多。

很明顯，皇帝事務繁雜，絕無可能遍覽天下詩書，所以「文字獄」大都由告發而起，如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當是時，文字禁網嚴，都御史趙申喬奏劾南山集語悖逆，遂逮下獄」（《清史稿·文苑傳一》），兩年後康熙下令將戴名世處斬，方孝標戮屍，是案牽連數百人。（部分內容摘自《中國「告密」的黑色文化：明清嵌入權力鏈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