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年來各種各樣的眼鏡都在這個人的收藏里了，來看

知識 12-29

眼鏡有趣的地方在於，它沒有去掩蓋缺陷，而是通過設計強調它，與此同時我們通常會忘記其最初的目的是為了矯正缺陷。

以色列霍隆設計博物館（ Design Museum Holon）正在展出 4 個世紀以來的眼鏡設計。從因紐特人的雪地護目鏡，歐洲貴族使用的像女士扇子的觀劇望遠鏡，到 1960 年以來的實驗性墨鏡等 400 多件眼鏡。這些眼鏡都來自於個人收藏家 Claude Samuel，他是法國時裝品牌皮爾卡丹前眼鏡設計師 Daniel Gauthier 的兒子，是家族的第四代驗光師，是猶太人。

作為一個收藏家，對他來說，每一幅收藏的眼鏡，都在講述一個從眼鏡發明之初到現在的歷史故事，它不僅僅是一個物件，更重要的，是文化、歷史、政治的見證。

作為一個驗光師，他認為眼光不只是科學，更是藝術，他擁有強烈的渴望去了解坐在他面前的顧客，他的每一個需求，以及需求背後的原因。

作為一個猶太人，他經營著家族眼鏡生意，哦，不，他拒絕使用生意這個詞，他覺得用「傳統」來描述更為合適。

在展覽之際， Claude Samuel 接受了霍隆設計博物館的採訪，我們整理總結了訪談中有趣的部分（全部訪談的鏈接可以在「閱讀原文」中找）。展覽一直持續到 2017 年 4 月 29 號。

選擇一個合適的眼鏡涉及到對顧客全面的了解

眼鏡是唯一一個可以最大化人類生理能力的配飾。珠寶和皮帶都不能充分開發我們身體的潛能。這種開發潛能的功能也許會被在專業的運動鞋中發現。但除去身體層面，眼鏡對我來說，是屬於顧客的一私人而親密的配飾，而不僅僅是一件物品。

我是用顧客，而不是人，是因為這是我遇見人們的場景：顧客們來做眼睛檢查。

在做檢測的時候，我渴望去深刻理解坐在我面前的這個人，因為選擇一個合適的眼鏡涉及到對顧客全面的了解：他做什麼工作？我見他以前他長什麼樣子？他帶上眼鏡後會長什麼樣？他有沒有可能因為一幅眼鏡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人？

我和大多數驗光師都不同。在做驗光檢測的時候沒有「對或者錯」。它不完全是科學。有一個常規檢測大綱讓你開始了解顧客，你會在檢測時收集到一些洞察。在某些情況下，我知道如何揭秘整個現象，就像一個藝術家意識到自己完成一件作品的時刻。然而，在另外一些情況下，我斷定檢測的結果是不滿意的，因為我總感覺少了點什麼。這就是為什麼對每一個顧客我都會投入充分的時間，直到我知道「就是他了」。這也是受到我父親的影響。

當我們戴眼鏡的時候，我們在戴什麼？

矯正視力不是人們戴眼鏡的唯一原因。就像珠寶或者化妝品，眼鏡製造一種特定的形象。當一個人買一輛寶馬車，他感興趣的是（車）反映出一個特定的社會形象。一個品牌構建出一種身份，甚至是一個共同體，這種品牌效應在眼鏡的世界裡也存在。

下面這個故事是我在驗光時所考慮的因素的一個例子。

當 Yitzhak Rabin 和 Leah（以色列首相和他的妻子）第一次來找我的時候，Leah 立刻選擇了一個卡地亞的框架，我告訴他，一個社會主義的首相是不可能戴這種框架的。這讓我想起另外一個故事，關於一個不知道我的父親是猶太人（因為他將名字改成了 Daniel Gauthier ）的顧客的事情。她告訴他，她不得不將眼睛藏在眼鏡下面，因為它們很醜。當她的丈夫施壓讓她吐露真相，她解釋道，因為她的眼睛很潮濕，』像猶太人的眼睛』。

人們戴眼鏡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一些想要模糊或者掩蓋某種臉部特徵，一些只是想要看起來不同。人們有時候選擇一些奇怪的眼鏡，作為他們想要投射的某種形象的一部分。

今天的時尚秀場上充滿戴著大墨鏡的人。我的看法是，他們想要傳達自己「在這裡但又不在這裡」，這種眼鏡製造一種與周圍環境脫離的感覺，「我很難接近，因為我是被保護著的」。

文化和歷史，是構建他收藏品結構體系的關鍵詞

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 Yad Vashem）的第一件藏品是一個裝著碎掉眼鏡的包包，帶它來的女人說，當她和母親在奧斯維辛分離的時候，最後一刻她夠到了母親的眼鏡。我講這個故事的原因是我覺得這個物件是親密關係的見證，但同時也見證了歷史上的重要時刻。這些細節代表著人們的歷史，最終它們也在講述人類的故事。我收藏不是按照愛好，而是考慮更大的格局。

我父親是大屠殺的倖存者，他失去了一切。在戰後，曾想過自殺。他不知道去哪裡，後來和我母親極其富有的家庭關係很近。當他們告訴他，「你不再是一個猶太人，你現在是 Gauthier 人。（之前提到改名字的事）」，這事實上是讓他拋棄猶太教。

為了變成一個成功的商人，一個成功的人，他必須遺忘大屠殺，遺忘所有他所做過，所背負的事情。我是一個猶太人，我也是法國人。我的祖母不得不行走在市場中為生存而掙扎，我將此視為是一種凌辱的形式。傷心的是，我並不認識她。她在大屠殺當中被殺掉了。我覺得她是一個犧牲者。我十分憎恨「犧牲」。一個人沒有任何理由成為另外一個人的犧牲品。我不想成為一個目標。

我有時候會想，我是一個猶太人的事實，是不是意味著我必須承受那些對猶太教的攻擊，去應對生活讓我們面對的-巴基斯坦人、基督教、猶太教。我覺得我的背景意味著我必須負起貢獻和幫助的責任。我與邊境和衣索比亞的難民一起工作，我盡我所能去幫助他們。同時，而又很難去定義是什麼讓我去做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