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略思想史：漢朝大一統時代的尾聲中國戰略思想史第五十五課

作者|鈕先鍾，著名戰略思想家、學者

來源|《中國戰略思想史》

漢自武帝之後即開始盛極而衰，此後在戰略思想方面也乏善堪陳。直到漢祚將移時，在已近黃昏的戰略天空中才又出現兩顆明星，那就是曹操（155－220 A．D．）和諸葛亮（171－234 A．D．）。因為有《三國志演義》這樣一部歷史小說的存在，所以他們二人在我國也就早已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事實上，歷史的記載與小說的描寫，其間有相當的差距，所以非常不幸，正因為看小說的人遠比讀歷史的人要多，於是世俗對於他們二人所已獲得的認知和印象常不正確。尤其是所注意的往往只是某些近似神話的故事，但對於他們的戰略思想則可能缺乏適當的了解。

在此對於時代的劃分又應先作少許澄清。嚴格地說，直到曹丕篡漢稱帝時，歷史才正式進入三國時代。那是公元二二〇年，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同時也是魏文帝黃初元年。在此以前，仍然要算是漢代的末期，儘管赤壁戰後（208 A．D．）三國鼎立的局勢事實上即早已形成。所以，曹操是漢時人而非三國時人。諸葛亮也是如此，儘管其一生的後半段在歷史上是被稱為蜀，但蜀仍以漢自居，而且也不承認魏是正統。

漢朝末年，天下大亂，經過長期的軍閥混戰，曹操終於掃平群雄，掌握了中原的控制權。若非赤壁戰敗，他也就可能平定荊吳，建立歷史上的第二個統一大帝國。曹操之所以崛起，其根本原因就是他有過人的戰略天才。曹操最初起兵聲討董卓時（190 A．D．），其實力非常渺小。但在長期的鬥爭中終於脫穎而出，並在官渡會戰（200 A．D．）中，徹底擊敗其強大的對手袁紹。其所以能夠戰勝強敵，據諸葛亮的分析，那完全應歸功於戰略。諾葛亮認為：「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他所說的「人謀」即為戰略。

在這個時代中，就軍事戰略而言，尤其是以「用兵」（作戰）而言，似乎無人可以比得上曹操。諸葛亮後山師表中有云：「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佛孫吳。」以諸葛亮的地位，而對曹操如此推崇，可以證明曹操之為傑出戰略家應毫無疑問。

曹操不僅天才極高，而且也非常好學。陳壽說他「博覽群書，特好兵法」。[註：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據說，他也寫了不少軍事著作，有「孫子略解」一卷，「兵書摘要」十卷，「兵書要略」九卷，「兵法」一卷等，但非常可惜，這些書到今天都已完全散佚。不過，從戰略思想的觀點來看，曹操的最大貢獻應該是他對於《孫子》所作的註解。他是第一位註解《孫子》的人，而他的註解也的確極有價值。他不僅能以精練的文字，解釋孫子思想的重點，而且還時常根據其自己的體驗，來對孫子的見解作更進一步的闡明，所以備受後世的尊重，並且也替以後註解孫子的學者建立一種適當的模式。僅憑此一貢獻即可以奠定曹操在戰略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假使說曹操是這個時代中最偉大的軍事戰略家，則諸葛亮也就應該算是同一時代中最偉大的大戰略家。雖然陳壽對於他的批評是「治戎為長，奇謀為短」，似乎是薄有微詞，但事實上，陳壽的觀察相當正確，也就是認為諸葛亮之所長在大戰略方面而非在軍事戰略方面。

關於諸葛亮的著作，最早曾由陳壽編成文集，現在已不存在。後世又有人編成文集多種，甚至於還有很多兵書偽托他的大名。但從戰略思想史的觀點來看，那些書即令是真的，其價值也並不太高。反而言之，我們卻已有足夠的資料來作為分析諸葛亮戰略思想的依據，並能充分證明其學養的深遠、見識的宏偉。至少有兩項最確實可靠的證據：其一就是在三國志中有完整記錄的「隆中對」；其次即為諸總亮在其當國期間所實際採取的大戰略。

所謂「隆中對」就是劉備三顧茅廬時，諸葛亮第一次與他談話的記錄。陳壽在三國志中對它作如此完整的敘述，足以證明其真實可靠。從此項記錄上可以深切體會到作為大戰略家的諸葛亮，眼光是如何高遠、思想是如何周密。用現代觀點來看，「隆中對」的實質即為長程戰略計劃，雖然並不具有那樣的形式。現在將其全文引述如下，然後再作精密分析：

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有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帝因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若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道，外給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註：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諸葛亮這段話一氣呵成，並不太長（不到五百字），但氣勢雄偉，層次分明，足以表現高深的戰略修養，誠可謂要書不煩，其說服力遠過萬言書，無怪劉備一見傾心。諸葛亮首先以曹操勝袁紹為例，說明成功在於人謀的基本觀念，接著對情勢利害作簡明的分析，而獲得四點結論：

（一）不可與曹操爭鋒。

（二）江東可以為援而不可圖。

（三）荊州為用武之國而其上不能守。

（四）益州劉璋闇弱，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基於以上分析，諸葛亮遂明確指出劉備所應採取戰略應分為三階段：

（一）奪取荊益二州作為霸業基地。

（二）利用內政和外交手段以鞏固和擴大權力基礎。

（三）天下有變始發動鉗形軍事攻勢以求興復漢室。

諸葛亮所提出的是一種真正的遠程計劃，所以沒有預定的時間表，而且其中含有很多的假想，但就全體而言，還是有明確的目標意識、統一的行動導向。其整個結構完全符合現代戰略思考的要求，在他那個時代能有如此最精密完整的戰略思想，的確應該稱之為「天下奇才」。

劉備死後，諸葛亮方正式當國，這是公元二二三年，他逝世於公元二三四年，所以這十一年之間可算是諸葛亮的時代。他的處境十分惡劣，其所接管的是一個脆弱而危險的國家。荊州已經喪失，剩下的只有一州之地。連年用兵，累遭失敗，軍事實力已有很大的消耗。外交方面完全處於孤立。內部也隱藏嚴重危機，政府中已有分離分子出現，而邊區更有南蠻的叛亂。誠如「前出師表」所形容：「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面對此種情況，而劉備又臨終托以大事，可以想見諸葛亮所承受的心理壓力是如何重大。但他仍然表現出堅定的意志、超人的智慧。從歷史記錄上來分析，可以顯示其決定和行動都足以證明他是第一流的大戰略家。若干批評不僅不公平，而且對事實真象也缺乏認識。

現代戰略大師，法國薄富爾將軍曾指出戰略是一種思想方法。此種方法的要點是必須首先確定「總路線」（general line），然後再根據總路線來採取行動。儘管行動應有彈性，也可依照環境來作適當調整，但整個戰略路線又必須保持既定的方向。[註：Andre Beaufré，Strategy of Action，p．132。]

諸葛亮在受命之日就立即作成其決定，在其當國期中，基本戰略路線始終不變。其所作的決定有二：（一）聯吳制魏，（二）以攻為守。

「聯吳」本是「隆中對」中的基本觀念，諸葛亮對此有明確認識。但因種種原因，過去劉備對此路線未能堅持，送終於發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的不幸後果。現在再重彈聯吳的舊調，不僅環境已完全改變，而心理障礙也極難克服。諸葛亮能排除萬難，毅然採取聯吳政策，可以充分表示其果斷和明智。在此又必須強調一項原則：國家大事必須訴之於理智而不可訴之於感情。戰略家只有一種考慮，即為利害。戰略路線只要符合國家利益，則必須力排眾議，堅持到底，而不可受任何感情因素的影響。就理論而言，此種原則似頗簡單，但實行時卻常有困難。

公元二二九年，吳王孫權稱帝並遣使告蜀，這對蜀國是一相當敏感問題，因為蜀一向堅持「漢賊不兩立」，所以有許多人主張與吳斷交。諸葛亮卻表現出高度戰略彈性，不僅派使者到吳國「慶其正號」，並利用這個機會與吳國簽訂一項更具有實質的盟約。諸葛亮的聯吳可謂相當成功，自其執政之後，雙方始終合作無間，使蜀無東顧之憂。甚至於在他逝世後，此種政策仍能繼續維持，直到蜀亡時為止。

諸葛亮的第二條基本路線「以攻為守」，就實際運作而言，也還是相當成功。在長達十年的階段中，蜀不曾喪失任何領土，而且還經常能保持出師討賊的態勢，所以，不應批評其為勞而無功，浪費國力。至於作戰上雖曾偶遭挫敗，也不能算是大錯，因為不僅勝負兵家常事，而且即令如陳壽所言，他是「奇謀為短」，也還是不影響其作為大戰略家的評價。

然則諸葛亮究竟應否採取「以攻為守」的戰略？這個問題不僅遠較複雜，而且值得更較深入的分析。有人認為諸葛亮的目的只限於防守，則實無六出祁山之必要。益州險塞，僅憑固守即可達到此一目的，於是可保存較多資源以厚植國力。反而言之，以諸葛亮的戰略修養，應知三分已成定局，如果天下無變，僅憑蜀國之力，根本不可能收復中原，所以，他的行動似乎違反其自己的原則。

此種批評，從表面上看來，似乎無懈可擊。但諸葛亮的「以攻為守」並非那樣簡單，必須了解當時的背景，始能作較客觀的判斷。克勞塞維茨曾云：「任何戰略計劃都是政治性的，對一重大戰略問題不可能作純軍事研判也不可能用純軍事計劃去求解。」[註：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中譯本）上卷，p．39。]此語可提供重要啟示。

當諸葛亮接管政權時，所面對的政治環境是非常惡劣。不僅外交孤立，邊區叛亂，而且政府內部也呈現分裂和頹喪的現象，甚至已有人暗中通敵，或主張投降。在這樣環境之下，最重要的工作即為振作精神，重整士氣，否則就會自動崩潰，絕對不可能「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

因此，「以攻為守」乃一種具有高度政治意義的戰略，必須經常發動攻勢，始能團結內部、振奮人心。這樣才能克服內在危機，渡過政治難關。若僅採取消極的守勢，則在心理上無異於承認失敗，其後果當然不堪設想。而從另一角度來看，「以攻為守」的軍事戰略又與「聯吳制魏」的外交戰略彼此間有微妙的互動。蜀之聯吳是想以此制魏，反而言之，吳之願意聯蜀，當然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諸葛亮之一再發動攻勢，也無異向吳表示蜀有制魏的能力。這樣又可產生兩種心理反應：

（一）使吳尊重蜀的實力，加強其與蜀合作的意願；

（二）剌激吳國起而效尤，於是又更能產生制魏的實質效果。如果蜀只採取坐守的態勢，則吳也許就會要考慮改變其聯蜀政策。事實上，在諸葛亮當國十年間，吳國曾累次對魏國作戰，的確盡到其作為同盟國的義務。

基於以上的分析，作為大戰略家的諸葛亮在戰略思想史中的地位自應予以肯定。自從曹操與諸葛亮相繼逝世之後，戰略天空也就只剩下一片黑暗。於是中國戰略思想遂開始由成熟而趨向衰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