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電影可以用來作惡，這就是惡的極限了

文 | 後來瘋了最後死了

人們把納粹電影時期分為前六年，後六年。第一個六年，從希特勒上台到二戰爆發，這段時期德國政府一舉將20年代稱雄歐洲的電影產業國家化，並以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綱，全面肅清電影產業。

因為彼時戰爭尚未爆發，各國交流如常，如喬治·薩杜爾很早就對這七年的電影有了研究。但自1939年始，情況不一樣了，希特勒的戰爭機器滾滾開動，他和納粹宣傳部門頭子戈培爾一直相信電影是最強有力的思想武器，於是德國電影部門成了一架全力運作的為心理戰服務的機器。

1963年 薩杜爾(持煙斗者)與維斯康蒂夫婦一起談論《豹》。

在1938年底，巴伐利亞製片廠作為全德國最後一個被國有化的單位，終告收編。戈培爾可以驕傲地向他的元首彙報，1949年德國電影觀眾人次比納粹上台前的1932年高出70%，所以德國電影這台機器在戰時物資緊張的條件下運轉良好。據統計，二戰期間德國共出品了572部劇情長片。

但說也奇怪，1951年，駐柏林盟軍文化官員審看了共700餘部納粹時期的影片，只挑出140多部政治上不正確的，予以查禁。另一個統計，12年納粹統治期間，被列為國家委制的影片只佔全部電影產量1000餘部中的十分之一弱。

這些後來被盟軍列為禁片的100餘部里，最大的一類是直接宣傳、歌頌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納粹黨及其青年團組織的，其次是各種煽動民族仇恨和鼓吹日耳曼優越的反猶、反美、反英、反蘇、反南、反波、反捷的影片，以及借古喻今、窮兵黷武的歷史軍事題材。

二戰期間，德國國家電影工業內最主要的導演，有37位，他們中的大多數戰後繼續在西德電影界工作，有幾個不久就死了，還有的退休或失蹤了。並不是說這37位全部都拍政治電影。

但和納粹電影走得最近的，首推維特·哈蘭（Veit Harlan），哈蘭出道之時是著名舞台劇導演麥克斯·萊因哈特（Max Reinhardt）的學生，也為提奧·馮·哈布（弗里茨·朗格之妻）寫過不少劇本。

一開始拍了些二流的喜劇，漸漸在普通觀眾和掌權高官處都博得了聲譽，政府相信他應該能「更有作為」，於是讓他拍了一部很重要的政治電影《統治者》（Der Herrscher），主演者非旁人也，乃埃米爾·詹寧斯（Emil Jannings），影片還在墨索里尼的威尼斯電影節上拿了一個影帝獎，那是1937年。

從此，哈蘭奠定了「官方導演」的地位，漸漸成為戈培爾手下的得力愛將。第二年，他拍了反法國的Verwehte Spuren。

但令哈蘭真正聲名遠揚的是1940年的《猶太商人》（Jud Sü?），這部影片刻畫了一個惡貫滿盈的猶太商人，目的當然是為了煽起人們對猶太人的仇恨。

雖然德國早已經在很多電影中傳遞了反猶的信息，但如此直截了當、耗費巨資、大事鋪張的古裝反猶片，這卻是第一部，彷彿在暗示觀眾，猶太人自古以來就不是什麼好人。

這部影片集中了當時德國電影的精英，納粹宣傳部門的核心人物之一弗里茨·希普勒（Fritz Hippler）——最臭名昭著的紀錄片《永遠的猶太人》（Der ewige Junge）的導演——給予了導演哈蘭直接指導。

著名的演員維納·克勞斯（Werner Krauss）——扮演過神秘的「卡里加利博士」——不僅主演，還參與了劇本的修改。當然還有當時最好的攝影師之一布魯諾·蒙蒂（Bruno Mondi）——為弗里茨·朗格的成名作《三生記》（Der Müde Tod）掌鏡，以及最好的配樂家沃爾夫岡·菜勒（Wolfgang Zeller）——德萊葉的《吸血鬼》弦猶在耳。

影片於1940年底在柏林首映，慶祝對法作戰連連告捷，後來在所有佔領區大肆放映。巴黎人往電影院里投擲炸彈表示反抗。

實際上，在德國以外的地方，這部影片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哪怕它又一次在威尼斯電影節上獲獎了。50年代哈蘭親自燒毀了留存底片，不料有人又在埃及和黎巴嫩發現了阿拉伯語的版本

戰爭一待結束，哈蘭立即被逮捕，5年後，他在漢堡受到了反人類罪的指控，這部影片便是最大的一條罪狀。但他畢竟只是整個納粹宣傳機器下的一枚螺絲釘，將全部罪責推到導演頭上，未免有尋找替罪羊之嫌。

他最終被判無罪，剛剛恢復自由身，他就重新回到了電影界。

如果說維特·哈蘭是第三帝國導演中最有名的一位，那赫伯特·塞爾平（Herbert Selpin）恐怕就是最有才華的一位了。缺少哈蘭上可通天的關係網路，他的劇本總不能一次通關，但他在電影上的靈氣是同輩導演中少有的。

在個人政治觀點上，塞爾平和納粹官方意識形態一直也保持著距離，甚至經常抗拒來自上面的手，又加上時而諷刺黨內高官的作風，經常惹來一些麻煩。

塞爾平是個英國通，他曾改編過奧斯卡·王爾德的名作《理想丈夫》，後陸續導演多部浪漫喜劇，二戰爆發後，他的重心轉到軍事人物的傳記片上，如著名的殖民者卡爾·彼得斯的傳記《卡爾·彼得斯》，彼得斯赤裸裸的暴力行為被美化，他彷彿成了點化蠻荒野人的文明使者。

如果從純粹電影的角度來判斷，這部電影真不失為一部傑作。雖然攝製組沒有真的去東非，但他們在葡萄牙選擇的外景，栩栩如生。

之後是關於德國早期潛艇發明人威廉·鮑爾的傳記《機密文件WB1》。塞爾平仔細研究了19試劑潛水艇的詳細構造，把影片拍得像是一部教科書。他的攝影機運動依然精彩，如果說影片有什麼失敗之處，那就是喜劇元素的不當加入。

《機密文件WB1》的拍攝為塞爾平帶來了寶貴的水上經驗，令他在第二年的遺作《泰坦尼克號》就如魚得水了。這部電影是戈培爾個人特別想拍的，但他為什麼把執導權交給了一個他討厭的導演，也許是塞爾平的才華打動了他？沒有人知道。

《泰坦尼克號》

從戈培爾的想法出發，這應是最好的反英題材——想想看，這艘象徵著大英帝國無與倫比海上霸權的巨輪，沉了，該是多麼絕妙的諷刺。所以戈培爾將這個項目劃入政府委制的名單，還給了塞爾平當時最走紅的女星西碧爾·史密茨（Sybelle Schmitz）。

依照影片的設想，白星航運公司的主管布魯斯·伊斯梅（Bruce Ismay）因為垂涎打破航速記錄的虛名，將泰坦尼克號一步步推向了死路。而船上惟一清醒地意識到了潛在危險的是大副彼得森，一名德國人（！）。

在船沉後，伊斯梅得救了，最後被送上了審判席，但他將所有過錯都推到死亡的船長頭上，於是這又成了對「典型的英國式正義」的批判。

《泰坦尼克號》

不幸的是，塞爾平拍出了一部好的災難片，但卻算不上是一部好的宣傳片，本片的試映結果很糟，戈培爾深感震怒，他令塞爾平重拍部分場景，但遭斷然拒絕，於是他命蓋世太保拘捕了塞爾平，後決定命40歲的他到前線去參軍，第二天，塞爾平就在監獄裡自縊身亡。

塞爾平自己也無法知道《泰坦尼克號》所經歷的曲折遭遇了。他死後的第二年，戈培爾令略微改過後的片子在巴黎首映，但並沒允許在德國本土發行，直到1950年才與德國觀眾見面，受到熱烈讚揚。

20年代德國電影的巨匠們，後來要麼英年早逝（如茂瑙），要麼遠走美國（如劉別謙、朗格），要麼拒不與納粹合作陷入絕境（如阿諾德·范克，當然他沒能堅持太久），一直在納粹體制里堅持創作的，要算G.W.帕布斯特（G.W. Pabst）了。

但他30年代後期之後，太過默默無聞，經歷了一連串的失敗，最後退休回了奧地利，1941年，政府派人說服他重新出山，拍了傳記片《喜劇演員》（Kom?dianten），之後又是一部傳記片《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說的是那位著名的德國醫生、鍊金術師，曾發明了不少新葯，對藥物化學的發展頗有貢獻。

《帕》取得了較大的成功，雖然不能說帕布斯特回到了默片時代的水準，但這確實算是他最出色的幾部有聲片之一了。

帕布斯特在戰時另一件主要的事，是協助各種各樣的導演完成製作，以他的資歷和地位，去做這樣的事，不得不讓人懷疑背後有什麼難言之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