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得起放得下 讓生命發光的人生哲學

在我國的哲學思想領域，孔子學說和莊子學說，是互為映照、又分歧井然的學說。在前人對其的眾多闡釋解析中，有不少是百姓聽不懂的。近日讀《史記·孔子世家》《秋水》和《後漢書·郭太傳》，我略獲心得——即得出一個最易懂、又最能說清楚的「孔庄」思想差異的說法。

我們就取人生中的「活著」和「死去」的哲學命題來說事兒。舉歷史上一個簡單的例子：《後漢書·郭太傳》記載有孟敏的故事：一天在路上，孟敏不小心把身後挑著的罐子掉在地下，摔得粉碎。可他頭也不回，看都不看一眼，繼續向前走了。信奉孔子思想的郭太(字林宗)見了感到奇怪，就問他為何摔碎了東西連看都不看?而信奉莊子哲學的孟敏則回答說：「罐子已經摔破了，看它又有何用呢。」在對待生命(一個物體也是代表著一個生命體)的存在價值上，孔子主張珍惜生命的「活著」，能補救的一定要補救，而不是一味地放棄。罐子既是被摔碎了，也應該回頭看看，還能不能補救復原;而莊子對生命個體的態度恰恰是相反的，他認為，一個生命體去了就去了，像罐子，被摔碎了也就碎了，這是天意，再看它還有何意義?這個故事明顯體現出了「孔庄」思想的根本區別：孔子拿得起，莊子放得下;一個積極，一個消極。

不過，從他們思想的社會歷史流傳再看他們的思想，則又是「拿得起的悲壯;放得下的悲涼」。

中國人從來就講究「圓滿」和「善性」。特別是「至善」幾乎成為數千年來，深入中華民族靈魂和 骨髓的哲學命題。孔子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之所以在幾千年的社會發展史上一直被人崇尚，其根本就在於，他的至善思想一直撬動著中華民族的心靈，並且他的處世思想符合我們民族的處世趨向——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

孔子周遊列國時「子畏於匡」的典故就很說明問題。《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外出遊說時被匡地的人們圍困。面對死亡威脅，孔子則說：「周文王死了以後，周代的禮樂文化不都體現在我的身上嗎?上天如果想要消滅這種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這種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滅這種文化，那麼匡人又能把我怎麼樣呢?」而他的弟子顏回面對死亡則說：自己怕死，如果自己就這樣死了，身上肩負的道義該怎麼傳承下去……

在這個故事裡，孔子和他的得意門生顏回都有上乘的表現。孔子不怕死，顏回不敢死，面對猝然而至的生死抉擇和考驗，他們想到的，不是一己之生死，而是道統之傳承。孔子不怕死，是因為自以為鐵肩擔道義，道義既然不會絕滅，承擔道義的自己亦自然不會無端而死，即所謂吉人天相。對自我安全的信心來自於對文明不絕的信心，自我的強大來自於道義的強大。而顏回不敢死，是因為道義尚未實現，自己當隨老師推而廣之、擴而大之、肩而行之，絕不敢一死了之。對自我生命的珍惜來自於對道義的珍惜、對責任的擔當和對老師的承諾。死，其實容易;活著，其實很難，仁以為己任，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顛沛造次而不能放手，不亦重乎!

孔子也好，顏回也罷，他們都能把一己的生命和一個「活著的責任」對接起來，從而獲得對死亡的超越。這實際上就是儒家對於生死問題的看待。回到現代，為了實現民族復興的夢想，我們中華民族經過了百餘年艱苦卓絕的鬥爭。那些先我們而去的革命先烈和先賢們，他們的生命價值觀，其實都可歸到「生為責任，兼濟天下」的價值觀上。而且，我們共產黨人的生命價值觀，是在孔子思想價值觀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推進的民族的「至善、為公、責任」的生命理念。

我們可以崇尚莊子「放得下」的人生態度，但是我們更要堅守「活得其所」的老孔理念，堅守「天下為公，我為天下」的人生價值思想，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中，讓自己的生命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