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運動100年：文言與白話，哪個打電報最省錢？

1910年，19歲的胡適留學美國，轉學哥倫比亞大學後，師從杜威。受其實用主義影響，胡適逐漸形成「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的文學進化觀，「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20世紀之活字」。後來任教北大時，為了論證白話文簡明達意，胡適就如何回絕行政院秘書職位一事出題，請學生擬電報稿。學生擬出「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12字的電報稿，而胡適僅用了5個字回絕——「幹不了，謝謝」。

為支持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後，是年2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文學革命論》，稱「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急先鋒」錢玄同及時跟進，發出打倒「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口號，直接把文言文視為「獨夫民賊」「文妖」。

《新青年》第2卷第1號封面

1918年1月《新青年》開始刊發白話文，但此時的文學作品往往還是「文言序言」加「白話文本」的體例，比如魯迅的白話「日記體」小說《狂人日記》，序言部分寫道：「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學時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漸闕。」至正文自述部分畫風一轉：「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次年，五四運動爆發，白話文運動進入高潮。一年之內，全國上下白話報至少出了400種。《星期評論》 《曙光》 《少年中國》《湘江評論》等都在這一年推出。

葉聖陶主編、豐子愷繪圖的白話語文教材《開明國語課本》

在《文學改良芻議》發表的同年，蔡元培成立「國語研究會」，圍繞國語標準音問題引發大範圍探討，國語運動和白話文運動漸呈相輔相成之勢。至1920年，教育部訓令「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為語文體，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白話文至此確立了在教育制度上的地位。數年後，葉聖陶主編、豐子愷繪圖的白話語文教材《開明國語課本》問世，一時洛陽紙貴，供不應求。至今日又突然火起來，一版再版，影響深遠。

1961年，創作中的豐子愷

然而，面對風起雲湧的白話文運動，有人很不爽。國學大師黃侃針鋒相對，也出了一例，「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呀！』長達11個字。而用文言文則僅需『妻喪速歸』4個字即可」。

黃侃（1886-1935 年），中國近代著名語言文字學家、訓詁學家和音韻學家

這樣的反對之聲並非個例。當胡適、陳獨秀、魯迅在《新青年》上為白話文搖旗吶喊時，以東南大學師生為主體的「學衡派」也走上了另一條為文言文正名的道路。他們秉持文言文的天然簡約精雅，視其為母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表達能力非是白話文所能企及。胡先驌曾撰文《中國文學改良論》，聲討胡適「用白話推翻文言、把中國古代的文學成就全盤否定的態度過於偏激」，並拋出疑問，「向使以白話為文，隨時變遷，宋元之文已不可讀，況秦漢魏晉乎？」而從橫向上看來，方言白話小說確實難以達到文言文超越語言障礙通達四方的傳播效果。「許多人第一先看不懂吳語對白??雖然不能全怪吳語對白，我還是把它譯成國語。」張愛玲以國語譯完《海上花列傳》時曾作如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