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桐碩

現代民族國家賦予了民眾相同的身份認同感，日本的島國特徵以及單一的民族成分，使之在亞洲率先起步形成了現代民族國家。近代以來，日本濃烈的「愛國主義」作為一種重要的內在動力牽引著它的發展軌跡。

油畫作品《長崎事件》

長崎事件

1886年夏，日本長崎港，鐵甲艦上龍旗飄揚，12寸主炮昂首朝天。北洋水師停泊在長崎的三菱造船所進行檢修，這也是中國艦隊首次造訪日本。

幾名北洋水兵到妓院尋樂時引起糾紛，被長崎市視為踐踏了國家尊嚴——外國水兵來醉酒滋事，是可忍孰不可忍。

本著「親善訪問」的目的，兩天後李鴻章授意全艦隊放假。 450名水兵上街自由觀光，觀光很快演變為了械鬥。數百名日本警察將水兵分割包圍，揮刀砍殺。前來助陣的市民封堵了街頭，並從街邊的樓上扔石塊展開攻擊。北洋水兵5人死亡、5人失蹤、44人受傷，釀成「長崎水兵事件」。

北洋水師迅速進入臨戰狀態，褪去炮衣，將炮口對準了長崎市區。

北洋水師的軍事顧問英國人琅威理認為按照西洋慣例，日本的這種挑釁行等同於宣戰信號，他主張立即與日本斷交並開戰，一舉擊潰日本艦隊，免生後患。

當時日本海軍才剛剛起步，絕非中國海軍的對手。

以為教訓了一通中國水兵就能揚眉吐氣的長崎市民並不知道，他們的「愛國義舉」使剛剛走上維新之路的日本處在危險之中。

最終北洋水師沒有開火，日本簽訂了理賠協議，逃過一劫。

李鴻章

李鴻章未把對日先發制人的呼聲提上議程，出於維護兩國關係和睦的考慮，李鴻章對諸如長崎水兵事件的小摩擦遷就過去了。相反，琅威理顧問所代表的西方人思維卻是對潛在對手有除之而後快的強烈戒心。

大久保利通遇刺

「愛國主義」在日本富國強兵的道路上發揮著不可或缺的正面作用，但一部分愛國者們高唱著大和魂，暴烈地衝擊著他們認定的國家發展的一切路障，不僅對外招致武力報復，險些葬送了未來稱雄東洋的帝國海軍，對內也使初建的明治政府飽受驚擾，屢屢發生流血事件。

1878年，號稱東洋俾斯麥的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兇手是六名自由民權派壯士，他們決定「義舉」理由是大久保利通苟且偷安反對征韓。早在1873年，政府內部開展過激烈的征韓論之爭，激進的「征韓派」主張立即入侵朝鮮，遭到大久保利通為首的「內治派」的抵制。大久保利通絕非和平主義人士，面對百廢待興的日本，只是暫緩對外興兵。正當他為優先整治內政、穩步推進改革而躊躇滿志時，卻引來了殺身之禍。

文部大臣森有禮遇刺

伊藤博文接過大久保利通的接力棒主持政局，他和大久保利通一樣堅決反對民權運動，前輩的離世給他留下的心理陰影可想而知。面對自由民權運動中提出的開設民選議會、實行君主立憲、減輕地稅、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迫切要求，明治政府一時難以實現，而失去耐心的運動分子私擬憲法，並轉向領導農民、市民發起了一系列武裝抗爭，遭到政府鎮壓。之後圍繞修改不平等條約問題自由民權運動又形成新的高潮，遷怒於為修約而推行歐化政策的文部大臣森有禮，1889年刺殺了伊藤博文的這員得力愛將。

站在洶洶民意的風頭浪尖，伊藤博文認為自由民權運動的這些訴求是時代進步的趨勢，必須循序漸進，按照政府的制定的意圖實現自由民權運動的改革提案，使日本能夠和平有序的進行政治演變。歷史也證明當初自由民權運動提出的三大要求——議會、立憲、修約，最後都被一一實現。

行刺李鴻章

自由民權運動冷卻了下來，日本「愛國」天團的行刺槍聲仍不絕於耳。

1895年李鴻章在日本馬關議和期間遇刺，行刺者是一個26歲的當地青年。他堅決反對中日談判，認為李鴻章來談判就是想拖延日本擴大戰果，這是主戰情緒高漲的日本民眾的普遍看法。

然而遇刺事件引發了嚴重外交危機。在「文明」的日本國發生如此極端的事，國際輿論開始關注中日間的談判。日本當局感到非常緊張，一是怕李鴻章藉此回國中斷談判，二是怕西方列強乘機插手干涉。因為甲午戰爭的巨大開銷已經讓日本拼到了極限，此時已禁不起任何拖延。那個馬關青年造的爛攤子總得有人來收拾，伊藤博文連夜趕來慰問李鴻章，天皇欽點御醫為李鴻章醫治。日本談判團為了儘快達成停戰協定，只好做了讓步，在賠款問題上打了個7折，由最初開價的3億兩減到2億兩。

嵌入李鴻章頰骨那顆子彈，抵了一億兩白銀。那個馬關青年輕輕扣動扳機，以「愛國」的名義打出了世界上最昂貴的子彈。

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現場圖片

伊藤博文倒下

1909年10月，哈爾濱火車站，時任日本駐朝鮮統監的伊藤博文應聲倒在血泊中，好似前輩大久保利通的重演——皆因征韓惹來殺身之禍，只不過這次行刺者的不再是日本的激進青年，換成了朝鮮的愛國志士安重根。被捕後還高喊著「朝鮮獨立萬歲」的安重根行刺的對象偏偏是日朝合并最堅決的反對者。安重根事與願違，伊藤博文死後第二年日本就將朝鮮納入帝國版圖。

隨著伊藤博文的倒下，他一直力圖捂住的魔盒的蓋子打開了……

伊藤博文的得意弟子、明治九大元老中最後一位辭世的西園寺公望沒能看到這個國家的年青人如他勸誡的那樣擁抱胸襟和遠見，而是沉浸在狹隘的愛國主義中一條路走到黑。他在「大東亞聖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一年的1940年辭世，留給日本人的最後一句話是：「這個國家究竟要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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