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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歷史上的「愛國賊」文化和「愛國賊」


日本歷史上的「愛國賊」文化和「愛國賊」


櫻田門外之變想像圖。


1860年,當日本人首次乘坐咸臨號抵達美國後,大開眼界,新鮮事物目不暇接。艦長專門買了一把黑色洋傘作為紀念,船員們好奇地圍觀,因為在日本使用的都是木傘,從來沒有這樣的東西。艦長說:「我把這把傘帶回國內,撐著傘在街頭風光一番,你們說好不好?」立即有人提醒道:「我看還是在官邸里自己玩賞吧。您如果在街上招搖,一定會被浪人襲擊!」


這種擔心並不是多餘的。就在就在咸臨號回國前半個月,一個雪花飛舞的早晨,主張和外國通商的幕府宰相井伊直弼在江戶城櫻田門外被浪人暗殺。「櫻田門事變」宣告日本「愛國賊」們抵抗對外開放的行動達到高潮。



日本歷史上的「愛國賊」文化和「愛國賊」


櫻田門


數千年來,東方國家自成一體。但是到了19世紀中葉,西方人闖入進來,各種衝突在所難免。雖然日本政府並沒有像滿清政府那樣拒絕開放國門,而是和平地放棄鎖國政策。但是門戶初開之時,一些日本人認為外國人充滿晦氣污穢,不願意讓他們踏上本國的土地。在自認為社會精英的武士階層中,這種思想並不少見,尤其是那些腰插雙刀的年輕下層武士,許多都是「愛國憤青」,視外國人如寇讎。特別是在通商口岸,很快就掀起了「憤青們」大肆刺殺外國人的風潮。


1858年8月,俄國見習官和水兵在橫濱登陸購買糧食,遭到武士的襲擊,2死1傷。這是日本國門開放之後發生的第一起刺殺外國人的事件。3個月後,在法國領事館工作的中國人因穿西服而被誤為西洋人遭到殺害。1860年1月,在英國總領事館當翻譯的日本人遭到刺殺。2月,荷蘭兩名船長也被殺害。幕府雖然盡全力搜捕犯人,但奇怪的是,殺人兇手一個也沒有抓獲。這進一步助長了暗殺之風。


「櫻田門事變」之後,排外風氣更加高漲。在外國人看來,這個東方國家充滿了暴力和恐怖。1861年初,一位美國翻譯被殺;6月,英國公使館遭武士襲擊。1862年6月,英國水兵被殺傷;9月又發生了「生麥事件」,一位騎馬的英國人無意間衝撞了一個藩主的隊伍,被藩主的武士當場砍死。「生麥事件」釀成極大的危機,一度將日本推向戰爭的邊緣。最後幕府不得不賠償巨款,才消彌了一場災難。


日本「愛國賊」的暗殺行為不都是自發的,也受到了來自高層的煽動和縱容。當時的孝明天皇非常反對與外國通商,他聽說幕府賠償「生麥事件」後十分震怒,下詔說:「縱使皇國一端化為焦土,亦絕不願開港交易。」這種典型的「憤青」言論,更加激勵了日本「愛國賊」的排外行為。


日本歷史上的「愛國賊」文化和「愛國賊」


殺進井伊轎旁的有村次左衛門



隨著仇恨外國人的風氣的蔓延,與外國人打交道的日本人也成為仇恨對象。腰插武士刀的浪人們充斥街頭,四處尋找「賣國賊」。在他們看來,凡是與外國沾邊的人都有賣國嫌疑。與外國人做貿易的商人關起了門,講西方學問的洋學者的處境越來越危險,隨時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為在自詡為愛國者的浪人們的眼中,那些讀外國書、喜歡談論歐美文化制度的人,當然都是欺瞞世人、崇洋媚外的賣國賊,人人得而誅之。


在排外之時,仇視手無寸鐵的學者,似乎並非日本所獨有的現象。這一方面固然說明了那些高舉愛國旗幟者們的愚蠢和非理性,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他們的卑怯。他們不敢向那些掌權者叫板,正如魯迅所說,「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以此表明自己的愛國勇氣。

一位受聘於幕府的翻譯官,無意中提到外國事物,被青年武士提到追殺,跳進冰冷的護城河中才幸免於難。另一位翻譯官的家被浪人破門而出,他從後門匆忙逃出,才撿回一條老命。


在江戶開私塾傳授西學的福澤諭吉備感恐懼。因為他知道,面對這些兇殘乖戾的「愛國賊」,無論如何退避都無法讓他們滿足,只有丟掉洋書,向他們低頭道歉,與他們一起高唱攘夷論高調,甚至比他們更激進地提刀追殺洋學者才能讓他們滿意。


福澤諭吉無法終止自己的思想,只能謹言慎行。在身份立場不明的人面前,他絕不談論時事。他家中的棉被櫥內的地板特意設計成可掀式,以防遭人暗殺時可以從地板下逃走。在長達十二三年的時間裡,福澤晚上從不外出,而是安心從事翻譯工作過。不得不外出旅行,就編一個假名,行李上也不敢寫福澤兩字,以避人耳目。他後來回憶自嘲道,「那樣子就好像逃亡者避人耳目,或宛如小偷四處逃竄一般。」



日本歷史上的「愛國賊」文化和「愛國賊」

櫻田門十八浪士



日本「愛國賊」的要求是,廢除日本已經簽署的通商條約,將外國人永遠驅逐出日本。這顯然既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民族運動,也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救亡運動,只是盲目排外的社會破壞活動而已。這些過激行為雖然阻礙了日本的開國改革,加劇了日本社會的動蕩,卻改變不了歷史潮流。「愛國憤青」們濫殺無辜的行為,逐漸遭到了世人的唾棄。國民越來越認識到,只有以開放的心態接受現代文明,融入現代文明,才是日本的出路。在這種社會共識的推動下,日本開始明治維新,「愛國賊」們也消失了。


誠如18世紀的英國作家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所說,「愛國主義是流氓無賴們最後的藏身之地」。日本歷史上的「愛國賊」們生動地詮釋了這句話。不過,「愛國賊」並不是日本所獨有的現象,在19世紀東亞許多國家都有類似的現象。可悲的是,在21世紀的今天,一些國家仍然不時閃現「愛國賊」的魅影,讓人們徒生今夕何夕的感慨!(文/馬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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