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是如何消滅「體制外知識分子」的？

筆者按：發一篇古代史，不知道感興趣的人多不多。（文章關於年份的表述有點亂，時而年號，時而公元紀年，因無時間整理，請諸君諒解。）

文 | 諶旭彬

立國五十年，游士之風仍盛

漢三年，楚漢爭霸正在要緊的關頭，謀士酈食其給劉邦出了個餿主意：「秦朝殘忍無道，伐滅六國，使六國後人無立錐之地。陛下如能夠復興六國，扶立其後人，這些人必感戴陛下的德義，願身為臣妾，誓死效命。」

一眼看穿這是個餿主意的人是張良。他提醒劉邦：「天下游士拋妻棄子離鄉背井跟從陛下，無不日夜盼望勝利後能獲得尺寸之地的分封。陛下今天扶立六國後裔，游士明天就會一鬨而散，各歸舊主。陛下還依靠誰去奪取天下？」

張良這番話，既點明了漢代立國的游士（遊俠）基礎，也道出了以游士方式立國的嚴重弊端：游士原是依附於諸侯的流動資源，其強烈流動性和自主性，天然是君主集權體制的對立物。

當西漢進入景帝時代，游士之風仍無處不在，頑固地盤踞在帝國的方方面面和角角落落。這些游士的心中沒有君臣之道，長安對他們而言沒有任何的神聖性。齊地游士鄒陽，就是典型的例子。

景帝年間，鄒陽客游於中原梁國，遭讒言下獄。其在獄中寫給梁孝王的書信，堪稱反映當日游士心態的典型範本：「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大意謂：若梁孝王能採納戰國齊、秦王霸之道，遠離宋、魯文儒之訓，則「五伯」之流何足道哉，上古「三王」的煌煌偉業也不難達成。顯然，鄒陽不承認景帝與長安的中央權威。其遊說梁孝王信士、養士、用士，以成為「五伯」、「三王」，無疑正是以長安中央為對立面。

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漢帝國的精英知識分子們卻似乎仍固執地生活在過去。《史記》里說，「自是之後（筆者註：郭解被誅殺之後），為俠者極眾，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司馬遷的言辭里，雖然對遊俠（士）的行為多持不屑態度（無足數者），卻也不得不承認「為俠者極眾」，即便是郭解被誅後，仍是當時的一種事實。郭解被誅之前的盛況，自不難想像。

無出路的體制外知識分子

漢代立國五十年，而仍遍地體制外知識分子（游士），是有原因的。游士們懷念體制外的自由，是一方面。比如枚乘因勸說吳王不要舉兵而獲得景帝賞識，受召出任弘農都尉。但多年游士生涯卻讓他難以在「天子守臣」的位置上長期待下去——「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漢書-枚乘傳》）。恣意放肆、任意來去的自由，對他有著很大的吸引力。

但更重要的因素在於：漢初，劉邦以游士開國，諸侯王勢力及軍功集團極興盛，巨大的市場需求刺激了游士數量的激增。及至文、景兩代，以政治謀略和軍事手段，打擊了地方諸侯王勢力和朝廷軍功集團勢力，游士市場萎縮，而體制卻又沒有能夠給「失業」的體制外知識分子（游士）提供就業機會。

公元30年，儒生朱浮給東漢光武帝上了一道奏疏，特別提及西漢初年的一個重要社會現象。朱浮說：「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後漢書·朱浮傳》）意思是說：西漢初年，官吏長期久任不換，在某個職位上做到老死的人不在少數；很多職位父子相繼，官職名稱成了他們家族的姓氏。

朱浮所言的這種現象，西漢人王嘉也注意到了。王嘉是漢哀帝時期的京兆尹。他對哀帝回顧了文帝時代的官員任用問題：「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漢書·王嘉傳》）大意是說：文帝時代的官吏，都是終身制和世襲制，以至於最後管倉庫的官吏乾脆讓自家姓倉、姓庫，這種情況，在兩千石以上的地方大員里也相當普遍。

朱浮和王嘉所言，觸及到了西漢開國時的一道「國策」——「非功者不侯」。根據這一國策，自劉邦時代開始，在長安，軍功老臣長期把持著朝廷；在地方，軍功吏卒長期把持著基層政權。換言之，西漢開國前五十年，官僚系統被軍功階層控制，體制外知識分子沒有任何正規的上升渠道（枚乘因景帝賞識而破例任弘農都尉，最後棄職而去，未必沒有因出身問題而在體制內遭排擠的緣故）。

所以，鄒陽、枚乘這樣的游士，在景帝暮年，發出了「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這樣的感慨。所謂「鷙鳥」，即地方諸侯王；所謂「一鶚」，即長安未央官里的皇帝。時代變了，游士們已明顯感覺到遊說寄主們「有所為」是一件越來越困難的事情，更多的時候，他們在勸說寄主們「有所不為」——當吳王劉濞準備起兵反抗長安中央時，枚乘不無悲觀地勸說道：「拿吳國軍隊對抗長安，無異驅趕蚊蚋吞噬群羊。」只是，長安的大門，對游士們仍然緊閉。

《求賢詔》里對體制外知識分子的隱性馴化

公元前141年正月，48歲的景帝因放縱酒色去世。二月，太子劉徹登基，史稱漢武帝。

朝廷終於決心向體制外知識分子敞開大門。登基第一年，武帝發布了一道《求賢詔》，大意是：讓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等，俱來舉薦賢良方正直言敢諫之士。

漢高祖十一年，劉邦也曾下過一道《求賢詔》。詔書中說：「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的《求賢詔》顯然是對劉邦《求賢詔》傳統的繼承。但兩份詔書的內容存在很大的差異——劉邦在詔書里希望「賢士大夫」能夠「從吾游」，帶有強烈的遊俠色彩。劉邦實是將自己定位為信陵君一類人物。一個「游」字，足見其並與「賢士大夫」之間的關係，並非皇帝與臣僚，而仍帶有強烈的寄主與門客色彩。武帝的《求賢詔》里沒有這種遊俠色彩。相反，其徵召「賢良方正」，正是為了消解游士之氣。武帝對徵召推薦來的人才親自策問，帶有很明顯的「選拔」色彩。

顯然，武帝很清楚游士之風盛行的真正原因。體制外知識分子，或屬儒，或屬法，或屬陰陽，但無一例外都極難有進入「體制內」的機會。國家沒有正規的選拔機制，上層被軍功集團和軍功二代們把持；下層甚至連官名都成了某些家族的私姓。這是很危險的現象：體制外知識分子為自身價值的實現尋找突破口，必紛紛投入各地方諸侯王（譬如梁孝王）和朝廷勛貴（譬如竇嬰）的懷抱——儘管諸侯王勢力已大不如前，但仍不容忽視。

武帝登基第一年所頒布的這道《求賢詔》，其真實用意，乃是打破官僚系統的久任制和世襲制，向體制外知識分子提供正常的上升渠道，進而消弭颳了五十年之久的游士之風。在長安中央與地方諸侯、朝廷勛貴之間，游士們都是「理性經濟人」，不可能看不到選擇跟從誰更有前途。但前提是，長安需要給游士們提供靠攏的機會。

《求賢詔》頒布下去後，反響強烈。丞相衛綰上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意即：那些搞蘇秦、張儀一類縱橫之學的知識分子，只會把國家政務搞亂，請求皇帝下達指示，不許再舉薦這類人。武帝同意了衛綰的請求，同時規定：除儒學外，貶黜諸家，不用其為從政之術。此即通常所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給游士們開通進入長安體制內的上升渠道，卻又有選擇性地排斥"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游士，這是不是一種矛盾？其實不然，這恰是武帝知識分子政策的一體兩面——游士作為社會不安定因素，需要最大限度地被肅清，因此武帝向他們提供了進入官僚系統的機會；但官僚系統的容量是有限的，不可能收納所有游士，所以朝廷更需要引導遊士們在思想、學術上進行自我轉型。而最能起到這種引導作用的手段，莫過於體制對知識分子的選拔標準。這種選拔標準，能夠起到極好的「批量生產相同規格的知識分子」的作用。——事實上，武帝在用人、為政方面，從未「獨尊儒術」，武帝個人對儒學也無甚研究。在人才選拔制度上刻意提升儒學的地位，乃是一種對體制外知識分子的過濾，是在引導體制外知識分子進行「思想轉型」。

遇挫的插曲：「明堂」風波

建元元年五月，武帝對長安高層人事，又作了一次極為大膽的刷新：任命竇嬰為丞相，田蚧為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桑弘羊為侍中（主司財計）。除桑弘羊之外，這套班子實是專門為推行儒家政治而量身打造。竇、田、趙、王諸人都有儒學背景。兩個月後的「明堂之爭」上，這套班子派上了用場。

這年七八月間，武帝提議設立明堂。按《逸周書》的解釋，明堂乃周公建造，用以彰明諸侯尊卑。略言之，明堂乃周天子接受諸侯朝見之場所。武帝設立明堂之動機，至少有二。

其一，武帝年少登基，各諸侯王多為其兄長、叔伯乃至叔祖輩，朝見時往往蔑其年少而不尊。明堂有重申上下尊卑之禮的政治含義。此一時期，與修築明堂相配套的打壓諸侯王勢力的手段頗多，如勒令列侯回歸封地，不許逗留長安搞串聯；勒令列侯拆除封地關卡，各諸侯國封地須實現交通上的自由出入……等。

其次，明堂還關係到內廷的權力分配。明堂乃儒家之周禮——《孟子·梁惠王》中有云：「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己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即可知明堂對先秦儒家的意義。漢代開國前50年，一直以道家黃老的「無為而治」為意識形態——未必是真信奉黃老，只是在漢初皇室、劉姓諸侯王與軍功集團的「三權鼎立」權力格局下，皇室掌控內廷、軍功集團被默許長期把控外朝（自劉邦至景帝，歷任丞相均出身軍功集團）。皇室和軍功集團都需要「無為」才能維持彼此的權力平衡。武帝銳意圖治，以非軍功出身的竇嬰為丞相，自是打破了內廷與外朝之間的勢力均衡，黃老之學已成累贅。且就朝廷禮制而言，黃老師法殷禮，儒學師法周禮。明堂若成，即意味著儒學與周禮獲得了事實上的勝利。而殷禮之下母權、舅權為重；周禮之中父權為重，是一個相當明顯的分野。

簡言之，儒學周禮獲勝，還是道家殷禮獲勝，關係到究竟是武帝說了算，還是竇太后說了算的問題。故此，史書記載，武帝之母王太后曾指責武帝：「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竇太后顯然很清楚明堂的修築，背後有著怎樣的政治含義。

羽翼未豐的武帝，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政策打擊面過於寬廣。一併開罪諸侯王（修築明堂）、軍功列侯（回歸封地、拆除關卡）及竇太后（明堂）的結局是：趙綰、王臧被下獄，然後自殺。這是一次史書語焉不詳的政變，自武帝登基，到政變爆發，前後不過一年時間。《史記·孝武本紀》以一種意味深長的方式記錄下了這場隱蔽政變對武帝所造成的巨大創傷：「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政變後，武帝在史書消失了六年之久，這六年間，幾無一字記載。

游士和寄主們的非正常死亡

武帝在竇太后去世後強勢復出，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消弭游士之風，再次被列為施政的重中之重。一大批知名游士或寄主，如竇嬰、灌夫、劉安、郭解等，在這場改革中非正常死亡。

竇嬰是儒學愛好者，是武帝建元元年推行儒學改革的親密戰友。反儒學人士淮南王劉安，則是曾覬覦過武帝皇位之人。二人的死因，卻是一樣的。

竇嬰之死，表面上看，乃是捲入了與田蚡、灌夫之間的衝突。灌夫乃平定七國之亂時的功勛武將，素與丞相田蚡不和。竇太后死後，竇嬰已是過氣外戚，田蚡則正炙手可熱。田蚡對竇嬰的欺辱（強佔田地），本是新舊外戚之間的矛盾。灌夫素與竇嬰交好，也捲入糾紛之中，官司最終打到了武帝跟前。武帝決獄，須權衡政治得失，而非止評判是非。故官司至此就變了味。田蚡指責灌夫在民間橫行不法，竇嬰則指責田蚡當年與淮南王謀逆。決定勝負者，乃是田蚡的這段話：

「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

這番話確實擊中了要害。關於竇嬰養士，史書如此記載：「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至於灌夫，本就身具強烈的遊俠色彩，「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不喜文學，好任俠。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資數千萬，每日供養食客數十百人。

多年後，衛青總結了自己的保身之道，曾提及竇嬰之死的真相：「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己。何與招士！」

竇嬰、灌夫之死，是一種信號。武帝致力於消除游士的生存空間；而游士最大的生存空間，莫過於朝廷勛貴和地方諸侯。

淮南王劉安的死也是一種信號。劉安是諸侯王層面的游士寄主的代表。元狩元年（前122年），漢武帝以劉安「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叛逆事」等罪名，派兵進入淮南，從劉安家中搜出了準備用於謀反的攻戰器械和用來行詐而偽造的玉璽金印，自知不免的劉安選擇了自殺。劉安是否準備謀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死，為漢代諸侯王招納門客的風氣畫上一個句號。長期以來，諸侯王乃是漢代游士們最樂於依附的寄主，幾乎所有的王國里都能找到游士的蹤跡。如梁孝王治下的梁國，所招攬的人才甚至可以和長安中央政府相抗衡。以修撰《淮南子》為由，劉安府上收納的門客太多，以至於查抄之日，「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誄」。

元朔二年，武帝下詔遷徙一批郡國豪傑及家產超三百萬的富戶充實茂陵。遊俠郭解也在遷徙名單之中。郭解不願遷徙，武帝之母王太后親自出面為其求情亦遭冷拒。同年，郭解被捕，全家族誅。郭解的死也是一種信號。作為底層游士的代表，郭解之死，意味著長安朝廷已將觸角深入到了民間——《史記》中說：自郭解死後，「為俠者極眾，而無足數者」，已沒有能成氣候的的體制外「游士（俠）」了。

「無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一個對民眾實行嚴格控制、追求高效率、高動員能力的新國家正逐漸成形。游士退出，儒士上位，武帝終於消滅了在漢帝國活躍了五十年的體制外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