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地中的鏖戰——體制外知識分子的理想與現實

文史 05-09

愛思想網原創首發，轉載需獲授權

（註：本文所說的體制外知識分子定義較嚴，要求具有獨立性、人文性、思辨性等知識分子精神，主要包括從事獨立思想學術研究、非商業性自由文學創作、藝術創作者，一般的商業寫作者不在討論範圍之內。）

英國學者富里迪的著作《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被介紹到中國之後，曾引起國內思想界一定範圍內的關注與討論，但與大多數關於人文精神的討論一樣，很快便不了了之。知識分子精神的萎退在消費主義的21世紀是普遍現象，富里迪著作的批判點主要也在於庸人文化對知識分子精神的侵蝕。其實，庸人文化固然是一方面，但最根本的還是思想與威權的永恆矛盾，在威權強盛的時代，思想普遍受到壓制，但反過來也可能催生極個別孤獨、勇毅、英雄氣質的思想者，進行「一個人對抗整個時代」的抗爭，他們的思想人格高度與業績，是消費主義時代的知識分子很難追擬的。在權力分散化的當代西方國家，思想的自由度比18、19、20世紀都要高，而頂級思想者的精神高度和戰績與黑夜中開拓的思想先驅有差距，這是難以避免的結果，至於思想向商業的讓步，固然可視為人文精神滑坡的一種表現，但消費主義畢竟不如剛性的威權主義來得可怕，到目前為止，還不足以證明西方的精神隱患已演變成崩潰性的精神危機，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一個世紀，那就很難說。

富里迪關注的焦點，多少有些「後現代」的氣味，而在中國思想界，則更多為前現代的問題所困擾。

絕地：體制外知識分子的艱難處境

在政治上，素來存在著「最高綱領派」和「最低綱領派」，在對待知識分子精神的問題上，同樣如此。薩義德是著名的「最高綱領派」，在他看來，知識分子應該永遠是與權勢對抗的「局外人」，這一綱領是簡明的，正因為簡明，所以難行，以此觀照，無數所謂的「當代名儒」、「學術大師」原形畢露。

絕地中的鏖戰——體制外知識分子的理想與現實

獨立思想是異端性的。就思想本身的活火性、流質性而言，無疑體制外知識分子更貼近思想者的理想人格，即使是在民主國家，只要仍然存在當權者和無權者，體制就必然對思想構成約束。理想的知識分子類似獨行俠，仗劍江湖，縱橫馳騁，為弱者請命，與強者對抗，在自由的原野上生、死、思想和流血。即使參加組織，也是那種道義性質的、結構非常鬆散。不足以造成對人格的異化的組織。嚴密的組織、嚇人的紀律與權力的大棒，素來是思想的惡夢。自從策士商鞅、獨夫嬴政以來，這揮之不去的夢魘就與中國思想史相伴隨。

知識分子常有「立言」的夢想，而在當代中國，體制外知識分子立足思想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我印象之中，大陸地區成名於2000年後、活動於體制外而能在思想界造成影響的，根本沒有幾個人，某些掛著「自由學者」、「自由作家」頭銜的人物，要麼是在體制內功成名就後脫出體制當文化個體戶的，要麼有很深厚的學院背景、師承淵源，在體制內有廣泛的人脈關係。如果前些年的韓寒能算知識分子的話，可能是一個特例，但那有特殊的文化原因，而且韓寒對思想界的影響主要是引起討論，其道德文章沒達到真正令主流思想界重視的程度。韓寒本身的功力尚欠火候，但即使換一個學力深厚的人（比如30歲不到就名滿那不勒斯的克羅齊）易地而處，也很難突破論資排輩、講究人脈的當代知識界的層層壁壘。

事實上，體制外學者即使學力和思想高度達到體制內人物十倍以上的程度，其成績也很難得到主流思想界、學術界承認，這是一個非常嚴峻但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即使排除故意屏蔽的因素，就一般的傳播學知識而言，體制外學者缺乏必要的名聲、地位、平台、人脈關係、可利用的傳播媒介，在與體制內學者的競爭中處於絕對劣勢地位。而且一般的體制內學者即使不能成名，仍有穩定收入以養家糊口，體制外學者除非本身家境殷實，否則除成名之外，別無途徑以保證長期開展獨立研究。因此，他們的競爭對象，不是一般的體制內學者，而是體制內的權威人物，其難度可想而知。當代學人尤其是從事文史哲政研究的，所需閱讀的文獻資料是海量的，有一種通俗的說法，在某一領域達到專家的學力，需要付出10000個小時的時間，更莫論通人，在一般情況下，學人必須保證在生活上無後顧之憂，方能開展深入研究。像葛蘭西那樣在牢獄中都能寫出巨著的人物，畢竟是極少數。而且就算真的寫出了登峰造極的著作，能否獲得肯定還是未知之數，從歷史經驗來看，中等偏上的著作比超一流的著作迅速獲得肯定的機率大得多，思想史上很多大師都是身後成名的。永遠埋沒也不是沒有可能，超一流著作在任何時代都是很少的，當代中國每年發行數十萬種新書，總數還在攀升中，根據概率常識，埋沒的可能性非常大。

思想界的競爭，從來不是純粹的學術問題，且不論思想對抗威權這種悲壯的反抗，就思想學術圈子本身而言，為了一張入場券、一張梁山泊的虎皮交椅，爭得焦頭爛額者比比皆是。甘陽被打事件引起熱議，無數青年講師藉機宣洩胸中酸苦，其實這些青年學者處境再差，還是體制內的「工人」，起碼衣食無憂，若能把工齡熬下去，等資歷較深之後，前路不至於很凄惶，體制外知識分子（未成名者）的處境比他們要艱辛十倍。在體制外從事非商業性質的自由創作、文史哲政獨立研究的知識分子，大多都是「最後的理想主義者」，其道德使命感是常人難以比擬的，能堅持下來的人，其自由性、獨立性、抗爭性、堅韌性、純凈性，都遠遠超過一般的體制內人物，即使專業性比思想界權威有所不如，人格精神也足以彌補。而當代學術圈子重知識、輕精神的技術主義傾向，無疑加深了對思想的異化和殘害。至於唯名是尊、論資排輩、拉幫結派、圈子文化等不正之風，更是惡劣可恨，對體制外知識分子而言，就像一堵堵無形的牆，讓他們四處碰壁，無路可走。就我所知，體制外知識分子群體中貧病終生者有之，憤恨成狂者有之，顛沛流離者有之，下落不明者有之，好下場的倒是沒有幾個。

兩條道路：體制內和體制外

粵劇《林沖夜奔》唱詞云：「落難英雄，唯有反、反、反！」體制外與體制內，歷來是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體制內知識分子與體制外知識分子相互蔑視、敵視，在當代思想界已是心照不宣的事實，前者視後者為「野路子」、「不專業」、「偏激分子」，後者視前者為「策士」、「幫閑」、「技術主義者」、「知識販子」。這不是一句簡單的「文人相輕」能解釋的。如果把思想界視為一個權力場的話，同樣有朝野之分，是戰慄於權杖之下，隨指揮棒起舞，還是立身懸崖之上成為獨異者，道路的選擇，並不只是學術興趣的分歧，實際上取決於人格精神和思想走向。

絕地中的鏖戰——體制外知識分子的理想與現實

《林沖夜奔》

傑斐遜有云：「自由的常青樹需要時時用愛國者和暴君的鮮血來灌澆。」爭自由是一個長期的、甚至經常循環反覆的過程。真正的思想者，由於自覺地處於奴隸、個人和弱勢者的的位置，不可避免地要化身為抗爭的猛士、復仇的俠者與良知的守夜人。他們不但不畏懼孤獨、黑暗、瘋狂和絕地，反而像愛戀自己作品的古希臘雕塑家一樣甘願與之長相廝守。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在其精神高處是相通的，但只有在這樣的思想者身上才能完美交匯，避免犬儒的自利或群體崇拜的迷惘。權力的誘惑何等巨大，庸眾既沉默又喧囂，自由思想者往往需要英雄式的勇氣、聖徒式的堅韌、狂人式的魄力，方能於暴風雷雨中前行、幽冥鬼獄中潛進。同樣是蔑視，強者蔑視弱者與弱者蔑視強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受體制保護、動輒對體制外知識分子施展「狗眼看人大法」的思想界「權威」，不過是自取其辱、自暴其丑、自唾其面而已。

然而，比起口舌之爭，更嚴峻的問題是，體制外知識分子應該如何生存？會餓肚子是人類永恆的弱點。成名是渺茫的，養家糊口是現實的，摧毀一個無權者太容易了。那麼，有沒有一種「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可能，即靠體制供給飯碗而精神處於體制之外？在純理論上，或許不排除這種可能性，但別忘了體制的同化力，還有各式各樣腐蝕人心的犬儒主義借口。「娜拉走後怎樣」，似乎永遠沒有兩全其美的解決方案。

決擇是思想的直觀反映。選擇體制外道路者，對自己的處境應該有充分認識。一般來說，中國知識分子中最優秀的那部分人，可以看淡金錢、蔑視權勢，但對名聲和歷史地位多少還有些眷念，這是一種傳統的「立德立功立言」情結，他們甘忍生前的落寞，以爭取「千秋萬世名」，雖然未能免俗，但也屬人之常情，是可理解、可接受的。可是，如果根本沒有千秋萬世名呢？自由思想者所要割捨的，比傳統士人還要多。在威權主義、消費主義、犬儒主義三重魔咒之下，體制外知識分子嘔心瀝血、殫精竭慮，一詞一句地斟酌，付出畢生精力，把自己的靈魂都剖開寫成的著作，最後可能收穫不到一篇書評，甚至根本連面世的機會也沒有！有誰知道在這些文字後面，那隻啼血的杜鵑煎熬了多少個日日夜夜，與多少古人和今人、理論和現實短兵相接地搏鬥？一個志在救世的人，到頭來無力自救，生前寂寞，死後更寂寞，連一個九流網路小說寫手都不如！這絕非危言聳聽，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凱爾泰斯，當初耗費13年光陰出版了圍繞奧斯維辛的自傳體小說《無形的命運》，因為無權無勢無名，印數僅達出版底線，其中大部分根本沒進入書店，堆積在發行部門的倉庫中，如果不是非常偶然的機會使作品被介紹到德國，誰知道凱爾泰斯是誰呢？誰又知道，高高在上的當權者、冷漠的學究、勢利的出版界、麻木的阿Q之國，使多少個凱爾泰斯不見天日！

所有這一切，都只能有思想者自己去承擔，沒有諸神也沒有天國，這是一場絕地中的鏖戰，突圍成功者是少數。對思想者而言，關鍵在於鏖戰，至於其他的一切，如名聲、歷史地位等，只能視為一種偶然的、可有可無的戰利品。這雖然看似一種不近人情的苛求，但真理從來就不是無代價的。只要世間還有人和鬼、主和奴，思想就往往要拖著血痕前進，不能忍受孤獨的創傷與煉獄的煎烤者，終究是小靈魂。

深淵萬丈，在攀爬的過程中，隨時會隕落，犬儒主義者有一萬個借口，而真正的思想者只有一個古老、簡明的理由。

那就是——自由！唯有自由，能使我們確信自己活在人間。

責任編輯：蔡翔

是廣告

也是福利

絕地中的鏖戰——體制外知識分子的理想與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