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中國大刀pk日本刺刀勝算有多少？

抗戰時中國大刀pk日本刺刀勝算有多少？

大刀向鬼子地頭上砍去。喜峰口一戰成名 國民黨第29軍的前身是馮玉祥的西北軍，起兵於貧瘠的西北地區，裝備相對較差，因此強調肉搏訓練，加之民風剽悍，士兵尤其善使大刀，在軍閥混戰時期西北軍的大刀隊就頗有名氣。

抗戰期間中國軍隊使用的長柄大刀，刀柄長度略長於刀身

中原大戰後，西北軍被南京政府收編，縮編為第29軍，但在待遇補給方面受到歧視，因此大刀作為補充武器也一直保留下來。 1933年3月9日，日軍服部、鈴木兩旅團聯合先遣隊進犯喜峰口，長城抗戰爆發。駐遵化的29軍宋哲元部急往救援，與友軍各部聯合抗擊敵寇。當時29 軍武器裝備低劣，可謂「有兵無槍，有槍缺彈」，每人只有「大刀一把，手榴彈六枚」。3月10日至11日，29軍在喜峰口等地與優勢日軍展開拉鋸戰，多次肉搏，傷亡慘重。於是29軍採用迂迴夜襲戰術，109旅旅長趙登禹挑選出500餘人組成大刀隊，親自率領，乘夜從兩側插入敵後，直撲日軍宿營地。雖然事後報道「夜殺敵千餘」有所高估，但日軍獨立混成第14旅團第27、28聯隊各一部及騎兵第4旅團第2聯隊猝不及防，的確在夜襲中遭受重創，很多敵人在夢中便做了刀下之鬼。隨後日軍援軍到來，雙方短兵相接，殺聲震地，大刀隊邊戰邊撤，戰至12日下午2時方才撤回，我軍只有30餘人生還。此役即為著名的 「喜峰口大捷」。

29軍將士為前來慰問的女學生表演刀術

大刀 VS 刺刀

大刀在抗戰中的主要對手是日軍的刺刀。在觀看了各種國產抗戰題材影視作品後，國人往往會認為大刀是克制日軍刺刀的法寶，實際並不盡然，因為影視劇中很難再現比較真實的大刀與刺刀對拼的場面。

例如電影《七七事變》中，有一段趙登禹師長與部下對練，最後用大刀將部下的步槍一劈兩半的情節，細心的觀眾很快就會發現，那支步槍根本沒有刺刀，持槍者也沒有任何拼刺的動作，只是將步槍當作棍棒來抵擋大刀的進攻，迅速落敗自然在所難免。

真正的白刃戰中，槍刺以迅速有力的直刺為主，目標在對方胸腹，而大刀限於其型制，以對敵上半身的劈砍為主，兩者各有利弊。大刀防禦敵方的直刺，只有將對方的槍身或刺刀格開，如果沒有足夠的力量和技巧是不容易辦到的。大刀的優勢在於刀重勢猛，砍上非死即傷，但其作用距離有限，必須盡量貼近敵人身體，因此最適合在工事、房屋、樹林等空間有限的環境中使用。而在開闊地形或衝鋒時，除非敵人在氣勢上被己方完全壓倒，否則持大刀者難以佔到便宜。同時，大刀要求使用者有比較好的武術功底和身體素質，並經過長期練習，才能運用自如，

守衛在盧溝橋橋頭的29軍戰士，肩背大刀

而刺刀拼刺的訓練則相對比較簡單。此外，大刀對使用者的腳法要求也很高，因為大刀相對帶刺刀的步槍來說比較短，短兵破長器，要點在於腳下疾速靈活，因此武術家常有「短見長，腳下忙」的說法。吳殳說：「大刀擊實之法則在斫其槍桿，槍桿被斫，不斷折必粘住。桿被粘住，則不能閃轉顛提，刀更進步，必傷人矣。」但是如果敵方步伐也非常快捷（抗戰初期日軍的體力和訓練水平普遍在中國軍隊之上），「擊實」之法將可能淪入最危險的「拙力」境地，持刀者必敗。而且在除肉搏外的其他形式戰鬥中，大刀基本上沒有用武之地，作為輔助兵器也非常勉強。

由於大刀對抗刺刀時固有的弊端，當時國內有識之士曾對此進行過研究，並試圖從改進刀法上來加以克服。這裡有幾個人不能不提。清代末年，河北鹽山縣武術家黃林彪從天津紀氏處習得雙手刀法，後傳於弟子馬鳳圖等。1925年前後，馬鳳圖在張家口察哈爾都統府任參議時，將部分雙手刀法改編成為簡便易學的「破鋒八刀」，曾在西北軍中進行推廣。民國初年，天津人韓慕俠（1877～1954年）創辦武館，1927年任天津市武術團教官。張學良對韓慕俠「尚武救國」的建議很感興趣，專門調撥1000名士兵組成武術團，任命韓為總教官。韓慕俠將「八卦形意」變通應用在大刀上，扇、砍、劈、剁、托、錯，動作簡單實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天津淪陷後，韓慕俠自斷左腕，拒為漢奸所用，其民族氣節令人欽佩。李堯臣（1876～1973年），河北冀縣人，清末鏢師。1931年，29軍副軍長佟麟閣聘請他為武術總教官，在山西陽泉練兵。李針對原有刀法比較複雜、未經良好訓練則 ，很難發揮作用的弊端，結合傳統的「六合刀」法，改進創編了一套「無極刀」法，連劈帶刺，動作簡單有效。以大刀對付敵刺刀時，常用的一招是：出刀時，刀斜向右下方，刀口朝自己，當對方刺刀直刺時，大刀斜向左上方掄動，以刀背磕開敵槍，同時刀鋒立即向前劈下，劈、砍連為一體，對手來不及回防，已經身首分離。李堯臣在29軍中抽調骨幹，由其直接教授，再由他們傳給全軍。29軍大刀隊在長城抗戰中所使用的正是這一套刀法。

但是，實戰畢竟不是武術對練，特別在對付以現代化裝備的敵寇時，這些刀法對於提高大刀這種原始兵器戰鬥力的有效性顯然很微弱。

可惜的是，大刀作為抗戰精神的象徵，在一定程度上曾被過分濫用，後方媒體動輒出現「大刀報國」或「斬首××余」的字眼，魯迅先生在他的雜文《以夷制夷》中曾以「我斬敵二百、敵斬我二百」諷刺過這種現象。這種宣傳的後果是，普通民眾和士兵對大刀在現代化戰爭中的作用往往產生不切實際的誤解。抗戰之初，曾多次出現過中國軍隊手執大刀在日軍機槍和炮火掃射之下集體衝鋒的例子，結果自然是白白地無謂犧牲。甚至有後方民眾將募集來的款項全部用來購置大刀，歷經艱辛送至前線，而部隊卻置之無用。　　大刀的精神價值大於實戰價值最直接的證據就是，待抗戰全面爆發後，除了極少數例外（如由軍法處或督戰隊使用），國民黨正規軍中已不再裝備這種武器。正面戰場上最後一次大規模使用大刀是在1939年的第一次長沙會戰期間，劉汝明的68軍大刀隊以肉搏殲滅日軍300人，但隨後遭到日軍毒氣襲擊，中毒達400餘人。儘管整個抗戰期間中國軍隊都嚴重缺乏步槍，但1939年以後正面戰場上的肉搏戰中，國民黨軍隊幾乎全部改為使用刺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