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男同性戀者背了幾十年 「艾滋病傳播源頭」 的黑鍋

今年十月，《自然》雜誌刊載了一篇文章，終於為加拿大空乘人員蓋爾坦·杜加（Gaetan Dugas）洗去了 「將 HIV 傳播進美國國土」（也稱 「零號感染源」）的污名。

「我不想使用 『洗白』 這個詞，」 文章作者之一的邁克爾·沃羅貝（Michael Worobey）說，「因為我壓根就不認同這種把早期病例妖魔化的行為。」

但實際情況並不如他所願，杜加已經遺臭萬年 —— 特別是在蘭迪·希爾茨（Randy Shilts）的艾滋病題材紀實文學作品《世紀的哭泣》（And the Band Played On）出版之後。在書里，希爾茨將杜加描繪成一個兇殘的反社會分子，說他故意讓幾百人染上這種當時還被稱為是 「同性戀癌」 的世紀絕症。紐約郵報甚至稱杜加是 「艾滋病毒的大魔頭」。但最近的研究顯示，早在杜加來到美國之前的若干年，這片國土上就已經出現了艾滋病毒的蹤跡。

「零號感染源」 蓋爾坦·杜加。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沃羅貝及其團隊成員研究了一批血液樣本，從中挖掘 HIV 的痕迹。這批血樣來自1978至1979年的紐約和舊金山，原本是為研究乙肝病毒而採集的。團隊的目標是繪製出 HIV 的早期基因圖譜 —— 有多早？早在這種病毒被正式發現之前。病毒在人際傳播過程中會發生變異，因此，在1981年艾滋病大規模流行的時候，相比早期樣本，病毒一定會發生顯著的基因變異。

根據《自然》雜誌上文章的描述，沃羅貝稱，「從早期病毒樣本中提取出 RNA 極其困難，所以我們不得不研究出一套新技術，將基因碎片連接起來。於是，我們就以70年代的8個樣本為素材，繪製了完整的 HIV 基因圖譜。」 團隊還檢測了一些來自杜加的血樣，「……我們發現，沒有任何生物學或歷史上的證據，能證明他就是那個在美國境內傳播艾滋病病毒的 『關鍵人物』。」

那麼大眾為什麼會相信，區區一個杜加，就成了傳播病毒的罪魁禍首、千古罪人？

所謂 「零號感染源」 這個名詞，在杜加之前並不存在。這純粹是以訛傳訛的結果：當時美國疾控中心搞了一項研究，其中將杜加標記為 「O 號病人」，這個字母 O 代表的是 「Outside California」，即 「加州外病例」，結果後來就被混淆成了數字零。這項研究的目的是證明艾滋病可以通過性途徑傳播，研究人員統計了加州地區幾名男性的近期性生活歷史，其中有四個人都跟杜加（當時已經染病）發生過性關係。杜加還提供了其他一些和他發生關係的人的名單，他自願提供的這些信息幫助研究人員最終得出了 「艾滋病可以通過性途徑傳播」 的結果。

杜加似乎成為了這項研究的中心人物 —— 並不是因為他濫交成性感染了很多人，而是因為他提供了很多與自己發生關係的人的信息。沃羅貝說：「杜加蒙受了很多冤屈，因為他為這種疾病的早期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如果其他人也像他這樣坦白交代，他就顯不出有多特殊了 —— 也肯定就消失在歷史中，得不到今天這種 『特殊待遇』 了。」

1993年，在 Advocate 的採訪中，作家希爾茨談到了自己第一次得知 「零號感染源」 一詞時的經歷。「我一走進疾控中心，就聽見他們討論這個 『零號感染源』，我覺得 『哇這名字厲害啊』。」 這說明，當時醫院已經不再將杜加標記為是 「加州外病例」 了，希爾茨於是四處打探相關信息。

根據《醫學史通報》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男同性戀平權組織 Gay Men s Health Crisis 的主席保羅·博潘（Paul Popham）是第一個稱杜加為 「零號感染源」 的人。博潘的男友曾經跟杜加 「約過」，後來因感染艾滋病去世。「我看著保羅臉上因染病而留下的痕迹，想到他正因為從杜加那裡染上的病毒而走向死亡之路，就感覺好像在見證這那個人 —— 和他的病毒 —— 的歷史。」 1987年，希爾茨對《The Advocate》報紙的採訪時說。（譯註：這個 The Advocate 不是第一句那個 Advocate。兩個機構。）

希爾茨一開始為《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作艾滋病相關報道時，他對外界的漠然態度深感震驚：政府、國家大報、醫療產業巨頭都對此事漠不關心，也不願調撥資金。里根政府曾因對艾滋病疫情爆發的麻木態度而飽受外界批評，而且在1982年的一次記者發布會上，時任白宮新聞發言人拉里·斯皮克斯（Larry Speakes）還暗示說提問艾滋相關問題的記者都是同性戀。

在1983年的一次頒獎晚宴上，希爾茨聽到一位電視台記者比爾·柯蒂斯（Bill Curtis）（此人現在是 NPR 節目《Wait Wait... Don t Tell Me！》的主播）講笑話 —— 「得了艾滋病之後最艱難的事兒是什麼？讓你老婆接受你其實是從海地來的！」（註：人們認為海地是艾滋病的發源地。）這讓希爾茨決定寫一本書，記錄在抗擊艾滋過程中的英雄與 「反派人物」—— 其中一位正是杜加。希爾茨認為，杜加死性不改一意孤行，四處約炮傳播病毒。

希爾茨採訪過舊金山公共健康醫療人員塞爾瑪·德里茨（Selma Dritz）。德里茨曾試圖勸說已經染病的杜加不要再繼續發生性行為。而杜加的對此置若罔聞，他對德里茨的回應是 「不管她說什麼，我都要繼續進行無保護的性行為」。以今天的視角來看，這種態度確實極其不負責任。但是，別忘了在1982年，在德里茨與杜加為此爭論不休的時候，連 「艾滋病是不是會通過性途徑傳播」 這件事還沒有定論。當時社會上盛行的理論都認為，這種病毒只會通過醫學途徑感染，而且只在同性戀圈子裡傳播。

德里茨甚至承認，她在對杜加描述艾滋病時有過 「添油加醋」—— 「我跟他說現在我們已經有證據了。但我沒跟他說這個消息在科學上的準確度有多少。這個消息並不準確，科學上也沒有證實。我的原話是 『我們已有證據顯示你在傳染其他人，而且你也知道自己已經確診艾滋病了。我們現在了解到這種疾病是會傳染的，你就是傳染源』。」 這些話是90年代早期時他對醫學史專家莎莉·史密斯·休斯說的。德里茨究竟是勸杜加使用安全套進行安全性行為，還是勸他徹底放棄性生活，現在已經不可考。

根據《自然》雜誌文章作者之一理查德·麥基（Richard McKay）的說法，杜加本人將他的病情歸因於所謂 「免疫過載」 理論。當時這種理論非常盛行，很多人認為同性戀男子的免疫系統會在 「反覆暴露於病毒、感染、精液及娛樂類毒品」 的情況下受損。麥基在《醫學史通報》（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上發表了上述結論。要知道，1973年之前，同性戀還被算作是 「精神疾病」 的一種。當時很多男同性戀者都認為 「艾滋病可以通過性途徑傳播」 是醫學界為管制男同性戀群體而炮製的宣傳手法。

希爾茨使用上帝視角寫成了《世紀的哭泣》一書，他憑藉自己的想像完成了筆下人物的 「內心獨白」。受詹姆斯·米奇納（James Michener）的影響，希爾茨想讓這些人物以一種戲劇化的方式呈現出 —— 自然，也要分出好人和壞人。但由於成書兩年前杜加已經離世，他的真實想法希爾茨就無從得知了。希爾茨採訪了幾位杜加的朋友，他們認為杜加這個人 「是個熱心腸的人」，還幫助他人共同抗擊病魔。

但希爾茨仍然認為他 「反社會」，因此對這些正面評價置若罔聞。出版本書的聖馬丁出版社（St. Martin』s Press）也沒有對希爾茨提出異議 —— 「零號感染源」 正是他們宣傳此書的噱頭。《自然》雜誌文章作者之一麥基寫到，「出版社利用這個社會熱議的概念：一個外國人將這種可怕的病魔帶進了美國。紐約時報則說 『一個加拿大人成為了推動艾滋病毒蔓延的關鍵人物』。至於《全國評論》（National Review）則用 『艾滋病毒的哥倫布』 稱呼杜加。」

在媒體上，杜加經常被拿來跟瑞安·懷特（Ryan White）相提並論 —— 懷特通過輸血感染了艾滋病，當時他還不到二十歲。相提並論並不是因為他們倆有何相似之處，而是在於同樣身為艾滋病患，兩人的處境天差地別：懷特完全是意外染病，跟自己的主觀行為沒有任何關係；而杜加則完全相反，他得上艾滋完全是歸因於自己放蕩不堪的生活方式。他是同性戀，這已經算是離經叛道，再加上別人給他打上的 「淫蕩」 和 「外國人」 的標籤，更讓他顯得扎眼。藝術評論家道格拉斯·克林普（Douglas Crimp）認為，希爾茨這個人 —— 希爾茨本人也是同性戀，而且於1984年死於艾滋病 —— 之所以妖魔化杜加，可能是內心中反同情緒的體現。克林普寫道，希爾茨將杜加視為是 「為他的異性戀同事們頂罪的替罪羔羊」。

杜加 「病毒大魔頭」 的身份被洗白，也意味著早在他之前，美國就已經有艾滋病毒的蹤跡。這讓我們有了在今天對抗這種病魔的一條線索。「它透露給我們一些關於 HIV 的關鍵信息，」 沃羅貝說，「HIV 病毒雖然可怕，好像當槍不入，但它在不同宿主之間的傳播過程其實還蠻艱難的。」 HIV 是一種 「體型笨拙」 的病毒，很難與宿主細胞相結合。「體液中的 HIV 濃度其實更低。一部分原因是病毒只會隨機選擇受體，另一部分原因則是易感染的細胞也是在不多。」 想要抗擊艾滋病毒的傳播，關鍵是要及早採取措施 —— 進行早期檢測，對性伴侶開誠布公，及時對症治療，等等等等。沃羅貝說，「就算我們現在還沒有疫苗，只要採取這些措施，應該也可以將艾滋病的傳播控制在極低水平。」

Translated by: 鄭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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