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無法趴在你胸前傾訴

文 | 龍應台

當家長不知道自由和尊重，孩子理所當然就在「愛等於暴力」的氛圍里成長，然後這孩子有一天又變成了家長。

一個四十歲的男人掄起棍子沒頭沒腦地打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孩子抱著頭邊哭邊躲；門鎖上了，孩子無處可逃。

這若是發生在大街上，可能路人都會衝上來救孩子，把施暴者揪住送派出所。可是，這發生在家裡，聽見號哭聲的鄰居，多半認為這是父母在盡責管教。

我們是一起從學校走路回家的，白衣黑裙的制服還沒脫掉，就隔牆聽見他的號哭。後來漸漸長大了，小男孩變成一個自尊心倔強的少年，挨打時只聽見大人的怒罵和東西撞擊的墜落。我知道他一定噙著眼淚，但是死命咬牙，不讓人聽見他的聲音。

他成績不好，常常溜出去到租書攤子上看漫畫——一整排孩子蹲在街頭牆角看漫畫。他的父親剛好路過發現，暴衝過去，掐住脖子把他拎回家，像拎一隻雞。回到家，也像處理雞一樣，他父親用繩子把他的腳綁在廚房的桌腳上，命令他讀書，讀學校要考試的正經的書。

單單是隔牆聽聲，都覺得恐怖，但是我知道他父親是愛他的。身為軍人的父親，對愛的唯一認知，就是管教，而管教的唯一方法，就是暴力。然而「愛等於暴力」的認知究竟來自哪裡呢？

▍光與影的救贖

著名的瑞典導演伯格曼（Ingmar Bergman) 有一天正在劇院工作時接到母親的電話。父親在醫院診斷出惡性腫瘤，母親希望兒子到醫院去探視。伯格曼一口回絕：我沒時間，就是有時間也不想去。我跟他沒話好談，也根本不在乎他，何況，他臨終時見到我，恐怕也覺得不舒服。

伯格曼的母親在電話里哭了起來。伯格曼說，不要跟我感情勒索，哭沒用的。不去就是不去。

說完就掛了電話。

當天晚上母親就在大雪紛飛中親自趕到了劇院，給了大導演一個巴掌。伯格曼對母親道歉，然後母子倆說了一整夜的話。四天之後，母親猝逝，伯格曼最後總算到醫院見了父親，但只是去傳達母親的死訊，說完就走。

在製作《野草莓》(1957)時的英格瑪·伯格曼，圖片源自維基百科

英格瑪·伯格曼的父親，艾瑞克·伯格曼，圖片源自維基百科

伯格曼描述自己的成長，懲罰幾乎是整個家庭教育的核心。身為牧師的父親以最嚴厲的規範管教子女，依循宗教的順序邏輯：犯罪、懺悔、懲罰、原諒。譬如說，如果幼兒伯格曼尿了床，他就會被大人換上一件紅色的小短裙，穿一整天來當眾昭示他的罪行。如果孩子們打了架，傍晚就被召集到父親書房裡，先進行偵查審訊，然後要懺悔認錯，最後雞毛撣子拿了出來，你自己先說自己應該被抽幾下。「刑度」確認了之後，女傭把一塊小褥子攤開在地，你自動脫下長褲和內褲，趴到褥子上，有人會按住你的頭頸，然後施刑。孩子會被打得皮開肉綻，撕裂的皮和血糊糊的肉黏在一起。 施刑後，不管怎麼痛怎麼哭，你得前去親吻父親的手，由他宣告你被原諒了，除罪了，你才得救。帶著糜爛流血的傷口回到卧房，晚餐，是不準吃的，那是懲罰的一部分，但是全部加起來都比不上這一整天的當眾羞辱來得沉重。

伯格曼最恐懼的懲罰，是被關進一個黑暗的櫥子里去；那個櫥子里，大人說，養著一個專門吃小孩腳趾頭的怪物。犯了錯的小伯格曼被關進去，死命抓著裡頭的吊杆，勾起腳，不敢放手，以免腳趾頭被怪物吃掉。伯格曼就在一種深不可測的恐懼吞噬中長大。

幼小的孩子面對暴力和恐懼，就本能地尋找求存的辦法。伯格曼的哥哥個性較強，試圖反抗，做父親的就用更強大的意志力「折斷」他，也幾乎折斷了他。伯格曼的妹妹變成一個徹底乖順、服從的人，而伯格曼自己，他說，他很小就決定做個大說謊家，以矇騙和偽裝避禍。

兒時的傷害，是一輩子的傷害。伯格曼顯然一生都無法逾越這個傷口，即使到了他父親的臨終。當他被關進那個恐怖的黑箱時，他偶然發現裡面有一個小電筒，電筒射出紅、藍兩色光。在黑暗中，光投射在牆上，出現了一個頑皮的、意想不到的世界。伯格曼拯救不了他和父親的關係，但是在光影虛實交錯的電影藝術里，找到了拯救自己的出路。

▍向寫作逃亡

電影之於伯格曼，猶如寫作之於卡夫卡，是個救命的逃生門。如果把卡夫卡《給父親的一封信》和小說《蛻變》並著閱讀，就會了解原來《蛻變》里完全失能的一條蟲就是卡夫卡面對父親「暴力統治」的真實精神狀態。

小男孩卡夫卡有一晚一直鬧著要喝水，不見得是真的口渴，而是希望引大人關注。父親呵斥幾次不停之後，衝進房裡，把孩子猛力從床上抓起來，拎到陽台，讓穿著睡衣的小男孩站在陽台上，鎖上了門。

從此以後卡夫卡就徹底順從了。一直到成年，那一晚所造成的恐懼從來沒有消失過，到他死都覺得「那巨大的、代表無上權威的父親隨時隨地會在夜裡出現，把我抓到陽台去，這意味的是——對他而言，我什麼都不是」。卡夫卡「一輩子活在『我一文不值』的自我蔑視中」。

長大後的卡夫卡是一個不說話的人。小時候，回到家，只要提到在外面任何一件讓他有點開心的事，父親就會用極盡嘲諷的音調說：「哼，這也值得提？」他不敢流露喜悅，因為會被戲弄；他不敢提及委屈，因為會被斥責。只要一開口，就會被父親當眾駁斥，他首先失去開口的勇氣，最後失去說話的能力，心中充滿的是恐懼、不安，以及對自己能力的徹底不信任。

5歲時的卡夫卡

我的世界分成三塊：一塊是奴隸我，活在一堆我永遠無法達成的命令之下。一塊是不斷對我下命令而永遠在批評的父親。第三塊就是全世界那自由快樂的人……我永遠生活在恥辱之中。遵從你的命令是恥辱，因為你的命令是針對我一個人設置的。反抗你的命令更是恥辱，因為我怎麼可以違背你？如果我遵從命令而做不到，那就是因為我不及你的體力、你的胃口、你的技術，而這就是恥辱中的恥辱了。

卡夫卡想像自己攤開一張世界大地圖，但是父親的身體就橫跨在地圖上，只有他的身體覆蓋不到的地方，才是他可以呼吸的地方，但是父親佔據了幾乎整張地圖。

他不得不向寫作逃亡；卡夫卡的父親痛恨兒子的寫作，因為那是一個他自己陌生的領域，在掌控之外，但卡夫卡心裡卻暗喜，因為正是父親的不悅證實了他自己獨立的存在——透過寫作，「我安全了。可以呼吸了」。

卡夫卡自由了嗎？不願意去見父親臨終的伯格曼——自由了嗎？恐怕沒有。卡夫卡黯然對自己承認：

我哪裡自由了呢？事實上，不管怎麼寫，我寫來寫去都在寫你。

我用寫作來傾吐，只不過因為我無法趴在你胸前傾吐。

寫作，是我跟你拖得很長的一個告別……

▍打你不要還手

張愛玲被自己的父親暴打時，已經是一個快要二十歲的大人了。用今天的眼光看，根本就是一種刑事傷害罪，但那既不是張愛玲的第一次，也不是稀有的家庭現象。

我父親蹬著拖鞋，啪達啪達衝下樓來，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還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覺得我的頭偏到這一邊，又偏到那一邊，無數次，耳朵也震聾了。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下了，他還揪住我的頭髮一陣踢。終於被人拉開。我心裡一直很清楚，記起我母親的話：「萬一他打你，不要還手，不然，說出去總是你的錯。」所以也沒有想抵抗……我回到家裡來，我父親又炸了，把一隻大花瓶向我頭上擲來，稍微歪了一歪，飛了一房的碎瓷……我父親揚言說要用手槍打死我。我暫時被監禁在空房裡……

所謂暫時其實長達半年，而且還包括張愛玲在監禁期間患了瘧疾，需要治療，做父親的只是私自打針，不放她自由。

▍暴力統治，從家到國

伯格曼對自己幼時所經歷的家長暴力統治，除了宗教的解釋之外還看出了家庭結構所透露出的權力壓迫本質：為什麼二戰期間瑞典人那麼輕易地就接受了納粹？伯格曼說，「因為我們從來就沒聽說過『自由』，更不知道『自由』的滋味是什麼。在一個階級體系里，所有的門，都是關閉的。」

當家長不知道自由和尊重，孩子理所當然就在「愛等於暴力」的氛圍里成長，然後這孩子有一天又變成了家長。

【注】本文創意配圖源自華蓋創意

【作者簡介】

龍應台|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精華推薦】

·END·

大家∣思想流經之地

微信ID：ipress

洞見 · 價值 · 美感

※本微信號內容均為騰訊《大家》獨家稿件，未經授權轉載將追究法律責任，版權合作請聯繫ipress@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