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張學良親信，促成了西安事變，毛主席稱「我兄」

他與陳誠、何應欽等國民黨高級將領是同學，卻屢次推諉蔣介石的「剿共」命令，熱衷於國共合作抗日，是張學良聯合紅軍的橋樑。

王以哲，字鼎芳，1896年11月29日出生於黑龍江省賓縣。他生長在受列強欺凌的舊中國，自幼就有著愛國主義的思想。1916年，王以哲中學畢業後投筆從戎。1920年考入保定軍官學校步兵科，與陳誠、何應欽等國民黨高級將領同學。由於他聰穎好學，刻苦努力，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他懷著報效國家、保衛家鄉的赤子之心投奔張學良將軍，歷任排長、連長、營長、團長、師長、軍長等職。

1933年6月下旬，蔣介石電召王以哲去廬山，對他說：「你要很好掌握東北軍部隊，直接聽我的調遣，參加『剿共』，我可以把東北軍組成一路軍，由你當總指揮。」但遭到王以哲婉言拒絕，蔣介石對其頓生忌恨。同時，王以哲又將這次蔣介石給的禮儀5萬元全數撥給部下，自己分文不取，他的這種高風亮節在東北軍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1934年1月，王以哲任軍長的六十七軍被蔣介石從河北抗日前線調到大別山參加「剿共」。王以哲對內戰感到厭倦，一心想保存實力，對紅軍採取消極作戰的態度。在蔣介石的拚命督促下，王所部在與紅軍的作戰中，先後損失了兩個師又兩個團。在戰鬥中，紅軍大打政治攻勢，「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槍口對外，團結抗日」，「東北軍打回老家去」等口號不絕於耳，不但打動了東北軍廣大戰士的心，也勾起了王以哲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新仇舊恨，內心深處更不願意打內戰，自殘骨肉。

1936年1月19日，彭德懷發給王以哲一份電報，開始通訊聯絡。20日，李克農到洛川，把中共中央決議交給王以哲，充分表現了中國共產黨的誠意。此後，李克農作為紅軍代表常駐王以哲軍部。王以哲就成為張學良聯合紅軍的橋樑和信得過的助手。

1936年4月9日，張學良偕同王以哲、劉鼎及隨行人員飛抵延安。當天晚上，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與張學良作了徹夜長談，最後商定：由張學良在裡面勸，共產黨在外面逼，內外夾攻，逼蔣抗日。王以哲對逼蔣抗日的思想是完全贊同的，並忠實地為實現這一政策而努力。他全力支持紅軍，曾經一次給紅軍2000支步槍和10萬元鈔票。

1936年8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境內，準備與中央紅軍會師，蔣介石立即調集胡宗南、毛文炳等部10餘萬人組成左路軍，又令王以哲指揮東北軍7個師組成右路軍，圍追堵截紅軍。10月，王以哲每日與彭德懷交換電文，配合紅軍突圍，並動員西安軍需被服廠趕製棉衣、棉鞋和皮帽，以供給六十七軍為名，運送給紅二、四方面軍。王以哲部隊除配合紅二、四方面與中央紅軍會師外，還積極實施中共中央與張學良另一大的戰略計劃：為了團結楊虎城，準備把陝西讓給楊虎城，東北軍和紅軍則在甘、寧、青建立抗日根據地，西聯新疆，建立與蘇聯的通道，東進綏蒙抗擊日軍。張學良認為王以哲最能領會這個戰略意圖，遂將其派往西線。

毛澤東曾於1936年8月致函王以哲，讚揚他說：「張副司令及我兄聯俄聯共抗日之主張，並非少數人的主張，實全國愛國同胞的主張」，「目前蔣氏及其一派亦正在開始進行聯俄聯共政策，我兄與張副司令實此政策之首先提倡與首先實行者。」毛澤東在電文中將王以哲尊稱為「我兄」，表現出他對王以哲愛國行為之肯定。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凌晨6時，王以哲即向中共中央發了兩封電報，一封是以張學良名義拍發的，一封是以他自己名義拍發的，電報通報了捉蔣消息，並說：「全國抗日民族解放大有機會搏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派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代表赴西安，共商救國大計。周恩來到西安後，說明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張學良和王以哲都極表贊成。當時少數少壯派軍人氣勢洶洶，聲言有敢釋放蔣介石者，予以格殺。王以哲不顧個人安危，表示堅決支持中共和平解決的方針，他說：「蔣介石發動大規模內戰達十年之久，殘殺共產黨人和愛國志士何止萬千。但共產黨不報私仇，為國家、為民族，決心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表現了共產黨人的大公無私，感人至深。」周恩來後來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說：「首先給我誠懇支持的就是王以哲將軍，他的發言很鮮明，很有感情。」

1937年2月2日，王以哲在一次變亂中不幸殉國，終年41歲。周恩來聞訊後，率中共代表團成員去王以哲家弔唁，指出殺王是錯誤的。2月4日，毛澤東、朱德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發來唁電：

「鼎芳先生遇難，不勝驚悼。鼎芳先生努力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但國家民族之干城，亦愛國人民之領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統一，乃見惡於少數不顧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蘇區軍民同聲悼惜。

現王以哲的遺體安葬在北京萬安公墓，上有鄧穎超題詞「愛國將領——王以哲烈士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