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佩孚這樣的人，不能算「民族英雄」

吳佩孚這樣的人，不能算「民族英雄」

短史記

2016-12-07閱讀原文

圖註：吳佩孚（1874—1939）

文 | 楊津濤

近年來，網路上對北洋軍閥的評價日趨正面，其中直系領袖吳佩孚尤其為人推崇。在常見網文中，吳佩孚不僅被塑造為「不納妾、不積金錢、不出洋、不走租界」的道德楷模，還是堅守氣節、拒任偽職，以致被日本殺害的民族英雄。

其實呢，吳佩孚雖沒有落水，但其屢次同日方交涉，意欲借侵略者力量東山再起，此種謀劃實屬晚節有虧。至於說日本人趁吳佩孚醫治牙病將其暗害，也只是不足信的傳言。

吳佩孚當年，確確實實拿過日偽的錢

1927年，在北伐軍的追擊下，吳佩孚被迫避居四川，依附楊森。吳表面過著隱居生活，實際在靜待時機，謀劃復出。1931年8月，蘭州發生「雷馬事變」，原國民軍將領雷中田發動政變，扣押甘肅省代理主席馬鴻賓，吳佩孚遂以調停名義進入甘肅，並委任天水等地官員為所謂「興國軍」的顧問、參議。在說服雷中田釋放馬鴻賓後，吳佩孚「認為解決了他人不能解決的問題，為自己培植了力量」，遂公開組織川、甘等省代表，通電擁護自己為「五省聯軍總司令」。蔣介石命楊虎城入甘平叛，使吳佩孚此次復出計劃破產。

被驅離蘭州後，吳佩孚投靠張學良，寓居北平。「關起門做大帥」的吳依舊在尋找復出的契機，維持著屬下幕僚組織「八大處」。吳極講究排場，每日花銷很大。故早年未下台時，吳自己雖不受賄，卻從不禁止夫人張佩蘭收禮。但早年積下的這一大筆財產在吳入川時大都遺失了。此時吳在北平的花銷主要由張學良供給。

張下野後，吳佩孚的經濟來源斷絕，陷入困頓。時值日本特務勾結吳的「秘書長」陳廷傑等人，希望吳出面聯繫舊部、奉軍、土匪，一切費用由日方負責。此事被北平當局獲知，參與者大多被捕，最後不了了之。已經花出去的十幾萬經費（日方提供）中，有八萬被張佩蘭「補貼家用」。及至日本在華北扶植偽政權，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對吳關懷備至，「一年三節和吳的生日，都饋送5000元」；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也請吳佩孚做「特高顧問」，每月車馬費4000元。簡言之，吳當年確確實實拿過日偽的錢。

圖註：吳佩孚號稱「儒將」，能舞文弄墨，這是他畫的墨竹

對日軍之拉攏，吳佩孚沒有斷然拒絕，而是一再商談「出山」條件

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日本為建立一個「新的中國中央政府」，謀劃「起用中國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國現中央政府和中國民眾的抗戰意識」。這個所謂「第一流人物」，鎖定為吳佩孚、唐紹儀、靳雲鵬，其中，唐紹儀因被認為已露出通敵嫌疑，遭軍統處決；靳雲鵬一心向佛，堅決不出；吳佩孚遂成為日方經營的重點人物——不同於早已南下的段祺瑞，吳佩孚一直公開視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為仇敵，故「七七事變」後堅持滯留北平，仍稱呼日本為「友邦」，「日以啟導和平為事」。這也是日方對吳抱有很大期望的一個重要原因。

1939年1月，王克敏、梁鴻志等偽政權首腦推吳為「綏靖委員長」，吳的表現是「既未表示拒絕，也沒宣布接受，只是對來人客氣了一番」。在隨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吳佩孚拋開日方擬好的發言稿，說「我吳某人一生反對國民黨，但此乃我中國人自己家中事，不容外人干涉，今請日人退出中國，將東北交還中國，我吳某人自會率軍反蔣，與國民黨作戰也。」這番話虛虛實實，既可理解為吳佩孚故意刁難日方；也可理解為吳為自己的出山預留緩衝。中國輿論多傾向於前一種理解，日方則多有傾向於後一種理解者。如岡野增次郎認為：吳雖然「平生信奉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但他素來以「天下第一位自居，不甘拜他人下風」，利用此種「富貴心及功利心」，是有希望拉他下水的。

據國民政府當年所獲取的情報，吳佩孚和日方遲遲無法談攏，主要在於雙方所求差異太大。吳同意「出山」，但要實權，他向土肥原提出五項條件：「（一）割冀魯豫晉察綏蘇皖鄂等九省為勢力範圍；（二）由吳練兵五十萬；（三）槍械經費由日方供給；（四）簽定中日防共協定；（五）日軍退出上述九省」。吳佩孚確實有借日方力量東山再起的想法，但日方想要的只是一個傀儡「元首」，不可能滿足吳的要求。

此外，吳希望「中央政府」建立後，原有偽「臨時」「維新」兩政府宣告取消，而日本僅想讓吳以開封、武漢為中心，統治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使之成為另一個地區性的傀儡政權。吳佩孚希望收容雜軍、土匪，作為自己掌握的軍事力量，日方則要求這些武裝成為「新中央政府的直屬部隊」。因存在上述分歧，日方對「吳佩孚工作」一度日趨冷淡。

日方對吳佩孚漸失耐心之際，汪精衛自重慶出走。日方遂改推「汪吳合作」計劃。吳佩孚和汪精衛書信往來多次，甚至有「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之語，但由於利益分配問題，兩人沒能談妥。在未來「新政權」中，吳佩孚「既欲掌管軍事，又欲擔任華北行政」，而汪精衛只想讓吳負責軍事；汪精衛要「還都」南京，建立偽「國民政府」，而吳佩孚則想留在北平另起爐灶。合作不成，吳對汪的批評日多，最終沒有參與汪偽政權。

綜上，對於日軍之拉攏，吳佩孚不是斷然拒絕，而是一再商談「出山」條件。這固然可以解釋為吳是在與日本人虛與委蛇，但也等於給了日偽宣傳利用的機會。日偽報刊當年曾大做吳佩孚「出山宣言」的報道，如《朝日新聞》等刊登消息，稱「吳近日將赴開封，組織軍隊，討伐蔣」等。這種輿論，對國人抗戰信心的維繫無疑是不利的。

圖註：1924年，作為中國當時的風雲人物，吳佩孚登上《時代周刊》封面

國民政府勸吳脫離日軍範圍前往重慶，被吳拒絕；吳甚至向蔣介石建議「唱雙簧」

因吳與日軍及汪精衛不斷接觸，外界對吳的去向疑竇重重，很多人寄去警告信或登門勸說，提醒他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在勸阻吳投敵過程中，「中統局」起到了很大作用。

日方啟動「吳佩孚工作」的同時，中統北平站、天津站的地下人員也通過吳身邊親信，遊說吳在必要時前往大後方重慶，以脫離日人包圍。吳佩孚則要求重慶給予其某區「軍司令長官」或華北數省軍政長官一類職務。重慶回電，同意任命吳為「冀察熱遼吉黑六省戰區司令長官」或「冀魯豫察戰區司令長官」，指揮轄區內國軍及游擊隊，但要求吳離開北平，到河北或洛陽任職。吳佩孚則要求留居北平，指揮淪陷區國軍，向蔣介石表示「願以軍民擁護方式，出而與鈞座剛柔相濟，藉收和衷共濟之效」。言下之意，吳竟是主張蔣在重慶主持戰事，自己在北平主持和談與日方周旋。蔣斷然回信拒絕了吳的要求：「鬼域之中，豈容爾我合唱雙簧乎？」

如果說吳佩孚沒有斷然拒絕日軍之拉攏，而是一再與其商談「出山」條件，尚可被解釋成是在與日本人虛與委蛇（吳的開價過高而難被日方接受），那麼，吳拒絕接受中統的勸告和幫助，拒絕離開北平脫離日軍勢力範圍前往重慶；拒絕國民政府的任命前往河北、洛陽任職；乃至於向蔣介石提出「合唱雙簧」的建議，則無不在在表示，其用心，實有諸多不可測之處。

當吳佩孚流露出無意歸附重慶，且對「綏靖委員長」一職半推半就時，中統局長朱家驊一度下令：「如鄭白（吳佩孚的化名）無可挽回，希即予嚴厲制裁」。所幸吳在記者發布會等公開場合，從未公開表示投敵，不然很可能成為第二個唐紹儀（因被認為投日傾向已露而遭軍統處決）。此後，中統繼續對吳進行遊說，如日本謀劃「汪、吳合作」期間，朱家驊親自給吳去信，稱「先生明鑒古今，熟稔成敗，對此等自誤誤國之徒，自必不屑瞻顧，尚願力辟莠言，堅維古道，正人心於一旦，標大義於千秋」，提醒他切勿隨汪下水。

目前所見史料，尚不足以確證吳乃是被日本人殺害

1939年12月，吳佩孚在北平去世。關於其死因，當時即有多種說法。重慶《中央日報》率先發布「遇害說」，稱「吳佩孚將軍之死，據各方調查，得悉吳並非因病致死，確系敵威脅利誘，迫其發表擁護新政權宣言，被吳拒絕，乘吳牙疾就醫致死……臨危並囑其左右……至死勿為敵用，如得機會，可向政府及民眾聲述本人至死不降之經過……」隨後《大公報》《申報》《新華日報》等紛紛轉載，使這一說法在民間廣為流傳。此外，還有人說是重慶方面的特工人員為防吳佩孚投敵，而將其秘密處決。

揆諸史料，重慶方面所持吳佩孚被日本殺害的說法，尚難確證。如一直在吳佩孚身邊工作的汪崇屏，即認為吳佩孚之死，乃是醫治無效，而非遭人謀殺。1939年11月，吳牙齒上鑲的金葉子出了毛病，遂找日本鑲牙師伊藤過來處理，結果沒有消毒。不久，吳又得了重感冒，吳夫人請以前曹錕的醫生來開了幾付中藥，吳吃了後病情更加嚴重。這時吳佩孚家人已經開始準備後事，只在齊燮元的建議下，找日本醫生石田一試，結果「一刀下去，吳就斷氣了」汪崇屏當時很反對請日本醫生，其理由是：「恐怕這樣不是辦法，他已經不行了，為什麼還要日本醫生擔此惡名呢?讓他安靜地死去，不更好嗎？」。簡言之，目前所見史料，尚不足以確證吳乃是被日本人殺害。

至於說重慶方面處決吳佩孚，亦屬謠傳。經查，在中統呈報的工作報告中，只說吳佩孚因牙疾而死。如果吳為中統或軍統處決，其事肯定會上報侍從室，並為行動人員申請獎勵。既然未上報相關內容，則可以排除吳被重慶方面所殺的可能。

吳的「民族英雄」稱號，乃國民政府出於抗戰宣傳需要所賦予

當時《中央日報》之所以報道吳佩孚死於日本人之手，主要是出於抗日宣傳需要，想要樹立一個同汪精衛對立的民族英雄形象。國民政府對吳佩孚這個曾經的「革命對象」，摒棄前嫌不吝讚美，也是出於同樣的考慮——蔣介石親發唁電，說「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許國……雖暴敵肆其誘脅，群奸竭其簧鼓，迄復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國民政府追贈吳為陸軍一級上將，明令褒揚。在重慶為吳佩孚舉辦的追悼大會上，蔣介石、何應欽、孔祥熙、陳立夫、于右任等黨國政要，都親往致祭，遺照兩側懸掛著國民黨黨旗和中華民國國旗。

同樣出於宣傳目的，日偽方面則塑造了一個心向「和平運動」的吳佩孚。偽「臨時政府」首腦王克敏發表談話，「緬懷故人，表示甚深之愴悼」，贈賻儀2萬元。偽滿總理張景惠及日本政要松岡洋右、土肥原賢二等都致電哀悼。日偽為吳佩孚在北平舉行的葬禮規模宏大，僅抬棺的苦力即有80餘名。日本的《大阪每日新聞》採訪山東旅日華僑，稱「正因為新政權成立日近，（吳將軍）同汪先生一同活躍之日亦迫近，更加對其驟然離世感到遺憾不已，三千名在大阪的華僑亦感覺被疏離了」。以上種種，均旨在為「和平運動」造勢。

吳佩孚死後能同時得到敵對雙方的極高禮遇，以及完全不同的評價，完全緣於他生前模稜兩可的不可測立場。一方面，吳一直唱高調，要求日本退兵及恢復主權，但又拒不南下，以同國民政府共進退；另一方面，又同日方及汪精衛往來密切，而非堅守立場斷然回絕所謂「和平」計劃。如此，吳就成了中日雙方皆可宣傳利用的對象。中國在二戰中成為戰勝國，國民政府方面的肯定評價成為主流敘述，吳佩孚的歷史形象遂被定格為「民族英雄」。

圖註：吳佩孚在北平的靈堂

注釋

韓定山等：《吳佩孚過甘見聞》，《文史資料選輯 第35輯》，中國文史出版社，第186頁；陶葊：《吳佩孚與日偽的勾結》，《文史資料選輯 總第35-36輯》，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53頁；吳根樑：《日本土肥原機關的「吳佩孚工作」及其破產》，《史學情報》1982年第4期；《任致遠北平電朱家驊》，國史館檔案，轉引自徐吉村《地下戰場——戰時重慶國民政府與汪政權的暗鬥》，（台）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吳佩孚工作」檔案資料》，中華書局1987年；馬振犢《吳佩孚蓋棺不能論定》，《史學月刊》1997年第3期；徐吉村：《地下戰場——戰時重慶國民政府與汪政權的暗鬥》；蘇全有：《吳佩孚之死》，《歷史檔案》2010年第2期；《汪崇屏先生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01頁；林輝鋒、黃寶撰：《吳佩孚逝世後的社會輿論反應》，《學術研究》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