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故意讓日軍偷襲珍珠港？事發75年仍疑點重重

「歷經七十五年的時光和十次官方調查，人們的懷疑和指控卻依舊沒有結束。」

往事回首

珍珠港遭受襲擊後，沿著「戰列艦大街」散發出的硝煙還沒有褪盡，人們的疑問就已經開始了。為什麼美國海軍和陸軍在1941年12月7日被打了個措手不及而且幾乎是完全沒有防備?誰該為此而受到譴責?襲擊過後的第二天，海軍部長弗蘭克?諾克斯(Frank Knox)便專程從華盛頓飛到珍珠港以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諾克斯部長在提交給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的報告中指責了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赫斯本德?E.金梅爾海軍上將(Adm. Husband E. Kimmel)和駐夏威夷陸軍部隊司令沃爾特?C.肖特中將(Lt. Gen. Walter C. Short)，指控的原因是他們在面對攻擊時缺乏準備。當年12月16日，金梅爾和肖特被解除了司令的職務，他們二人的軍銜也被永久性地降為二星少將。

同樣是在1941年的12月份，在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歐文?羅伯茨(Supreme Court Justice Owen Roberts)的帶領下展開了第二次調查，調查結果指控金梅爾和肖特「失職」。 他們兩人都被降級退役並被趕出了軍界──肖特是在1942年的2月28日，金梅爾是在1942年的3月1日。

「記住珍珠港!」瞬間成了這個國家團結一致的呼聲。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持續時間最久的一句口號，在美國的公眾文化中也作為一個符號而流傳了許多年。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會以同樣的方式記住珍珠港的。

基本的事實是眾所周知的：一支下轄六艘航空母艦的日本機動艦隊在人們毫無覺察的情況下抵達了瓦胡島以北220英里(約350千米)處，當空襲從1941年12月7日這個星期天的清晨7點55分發起時，夏威夷群島上的美國海軍和陸軍正在輕鬆地度周末。

1941年12月7日正在遭受攻擊的「戰列艦大街」。位於照片中央的正在燃燒的是美國海軍的「亞利桑那」號戰列艦，該艦之前發生了一次大爆炸，導致1100多名海軍官兵遇難。「亞利桑那」號左邊的是「田納西」號戰列艦，再左邊的是「西弗吉尼亞」號戰列艦。「田納西」號戰列艦在空襲中倖存了下來，「西弗吉尼亞」號則被擊沉，但不久即被打撈出水並修復

日本飛機在前後兩個攻擊波中襲擊了珍珠港，以及希凱姆(Hickam)和惠勒(Wheeler)兩處機場。8艘戰列艦和10艘其他艦船被擊沉、傾覆或重創，76架美國飛機被擊毀。共有2403人死亡、失蹤或傷重不治身亡，另有1178人受傷。

14名美國飛行員履行了他們的使命，他們駕駛著自己的P-40和P-36戰鬥機升空並擊落了10架參與空襲的日軍飛機。

幸虧美軍的航空母艦在海上，否則損失會更慘重。9個小時之後，駐紮在菲律賓的美軍部隊再次遭到突襲，在菲律賓的美軍空中力量都停放在地面上，而且毫無防備。約100架飛機被摧毀或破壞了，美軍遭受的傷亡為225人(駐菲美軍負責的指揮官幾乎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去應對這一切)。

1942年1月，羅斯福在報紙上發布了羅伯茨的調查報告，許多報紙對此進行了全文刊登。後來人們普遍認為：「失職」的結論太苛刻了，但是因為戰時保密，金梅爾和肖特在1945年之前沒有任何反駁的機會。

「珍珠港事件」發生時任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和美國艦隊總司令的赫斯本德?E.金梅爾海軍上將

在此期間，美國海軍和陸軍又進行了六次調查和訊問，並指出了在相當大範圍內發生的錯誤和過失，不過美國的兩大軍種(陸、海軍)總是認為對方才應該承擔更多的關於失職的責難。

指控首先發生在1944年的總統競選活動期間，當時，可能是出於政治目的，一些秘密信息似乎要證明珍珠港事件的罪責將「擴展到華盛頓的高層」。散布這些消息的主要是一些零散的政治活動家，而當時身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托馬斯?E.杜威(Thomas E. Dewey)與此則沒有任何關聯。

「珍珠港事件」發生時任駐夏威夷陸軍部隊司令的沃爾特?C.肖特中將。肖特中將和金梅爾上將兩人都因為缺乏準備而飽受指責，並被迫退役

然而，進一步調查的呼聲導致美國專門成立了一個「國會聯合委員會」對珍珠港事件展開了大規模的調查，聽證會從1945年的11月一直持續到1946年的5月。這個委員會所積累的如山的數據和證詞仍然是我們今天關於「珍珠港事件」所知道的和所談論的一切的基本信息來源。

在日軍空襲珍珠港時降落在希凱姆機場上的一架B-17轟炸機，從背景中可以看到升起的滾滾濃煙。這架飛機很可能是卡爾?巴特爾默斯中尉(1st Lt. Karl Barthelmess)駕駛的，巴特爾默斯中尉後來在地中海戰區服役期間因為作戰勇敢而榮膺銀星勳章

該聯合委員會稱：「夏威夷群島上的司令官們所犯的錯誤是判斷上的錯誤，而不是瀆職。」該委員會還承認，華盛頓的陸軍和海軍高層可以而且應該提供更多的信息。

不過，這並沒有讓金梅爾和肖特擺脫被譴責的境地。調查發現，他們沒有「根據從華盛頓收到的警告、他們所擁有的其他情報來源和相互合作的指揮原則」來履行他們的職責。

委員會在報告中指責了夏威夷群島上的美軍指揮層，稱他們疏於整合各自的努力並一起工作，沒有「在其能力範圍內進行有效的偵察」，沒有保持一種「戰備狀態」，還指責他們沒有「利用他們的資源擊退日本突襲者或減少日軍成功的攻擊所造成的影響」。

金梅爾和肖特則繼續努力以挽救他們的聲譽。肖特在1949年去世，金梅爾在1968年去世，但他們的家人──特別是金梅爾的家人──始終在進行挽回其名譽的活動。美國政府曾時不時地考慮是否應該在退役名單上把金梅爾和肖特晉陞到他們最高的戰時軍銜，但在1957至2015年間美國政府又九次決定不這樣做。

福特島海軍航空站的水兵們目睹了在遠處的美軍「肖」號驅逐艦(USS Shaw)發生的爆炸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一段時期內，出現了一場「修正主義」運動，參與這場運動的人士認為羅斯福事先知道日軍的攻擊計劃，但卻故意讓它發生，這就是為了實現他個人的目標──裹挾著美國投入戰爭。更極端的是，一些陰謀論者指責是羅斯福故意挑起了攻擊。

歷史學家戈登?W.普蘭奇(Gordon W. Prange，譯者註：普蘭奇博士也是《中途島奇蹟》一書的作者之一)研究珍珠港事件研究了將近四十年。他工作的成果在1982年以《我們沉睡在清晨》(At Dawn We Slept)一書的形式出版，該書的觀點基本上與1946年國會聯合委員會的調查結果一致。普蘭奇的研究被廣泛認為是決定性的。

有關珍珠港事件的爭論主要沿著兩個大的方向進行：華盛頓和夏威夷的情報官員們在攻擊發生前究竟知道些什麼?以及，作為他們所了解的一切的結果，他們究竟採取了何種舉動?

預兆和警告

從某種意義上說，日軍在1941年12月7日發動的攻擊是一場偷襲，但從另外一種意義上來說它又不是。對珍珠港的空襲是自1928年以來在美國一年一度的艦隊演習中的一個標準「劇本」，而日本人對太平洋沿岸的侵略和對美國的敵意更是廣為人知。

「對瓦胡島遭受空襲這一危險的普遍短視」，這是1941年8月14日出版的《檀香山廣告商》(Honolulu Advertiser，譯者註：這是夏威夷當地發行的一份日報)的標題。該報紙後續的標題採用了更急迫的語氣──11月30日出版的《檀香山廣告商》的標題是「日本人將在周末發動攻擊」，12月5日出版的《檀香山廣告商》的標題是「太平洋戰爭倒計時的零點接近了」。

正在珍珠港中燃燒的美國海軍「加利福尼亞」號戰列艦。「加利福尼亞」號屬於「田納西」級，在日軍的空襲中被擊沉，但後來被打撈和修復

1940年，美國人已經破譯了日本人的外交密碼，美國人將其稱為「紫色密碼」。被截獲並破譯的「紫色密碼」情報被稱為「魔術」。

外交信息透露了很多關於日本戰略意圖的情報，但它們並未包含太多真正的軍事情報。然而，位於華盛頓的陸軍和海軍情報部門正滿懷嫉妒地守衛著屬於他們自己的小秘密。從「魔術」中截獲的日軍情報並沒有被發送給金梅爾和肖特。

惠勒機場上一堆幾乎無法辨認的飛機殘骸。這堆殘骸中包括至少一架P-40戰鬥機和一架雙引擎的水陸兩棲飛機

所有的預判情報都是不明確的。任何一位美國官員都無法明確地知曉即將來臨的攻擊。金梅爾和肖特──特別是作為太平洋地區高級將領的金梅爾──從截獲的日本通信中直接了解到的情報幾乎與華盛頓方面一樣多。

金梅爾和肖特兩人都知道日本大使館和領事館被指示銷毀他們的大部分密碼和暗號，並燒掉他們的秘密文件。而且他們兩人都知道，日本主要的艦隊兵力已於11月離開日本本土水域。

此外，金梅爾還被告知，在數個星期之內都沒有來自日軍航空母艦的無線電通信情報，而且日本海軍部隊在一個月內兩次改變了呼號。金梅爾同樣沒有把這些情報與肖特一同分享。

11月27日，金梅爾和肖特得到了具體的「戰爭警告」的消息。「與日本人的談判似乎終止了」，陸軍參謀長喬治?C.馬歇爾將軍向肖特傳達了一條這樣的消息。「敵對行動可能在任何時刻發生。」

「這種調度被認為是一個戰爭警告」，海軍作戰部長哈羅德?R.斯塔克海軍上將這樣向金梅爾建議道。「預計日本將在未來幾天內採取進攻行動。」

金梅爾後來說，「戰爭警告」一詞在海軍官方的用語中沒有固定的含義，他不知道究竟該怎麼做。

在攻擊期間，一架從加利福尼亞飛來的B-17轟炸機在著陸之後被一場突然來臨的猛烈轟炸和掃射所摧毀

金梅爾和肖特都不知道截獲的從東京發往華盛頓的「紫色密碼」情報──這裡說的是在1941年12月6日至7日分成十四部分發送的，且最後一部分是在星期天的早上發送的那份電報。日本大使館被要求銷毀密碼機，並在美國東部時間下午1時(夏威夷當地時間上午7時30分，預定攻擊時間開始前半小時)向美國人傳達信息。

這份電報沒有透露任何有關計劃攻擊珍珠港的事，也沒有宣布開戰或斷絕外交關係。該電報所要求的是停止談判，因為「已不可能達成協議」。

儘管如此，令人震驚的是，馬歇爾將軍又向太平洋地區的陸軍司令部發出了一次戰爭警告──包括夏威夷地區。肖特直到攻擊發生後才得到這份警告的副本，但馬歇爾在這份警告中除了告訴肖特他已經知曉日本人的計劃外，幾乎沒有談別的內容。

沒有給金梅爾和肖特的最重要的情報是在10月初破譯的所謂「秘密轟炸網格坐標圖」(Bomb Plot，譯者註：日本間諜吉川猛夫在潛伏珍珠港期間建立了港區的網格坐標地圖以便於日軍轟炸。吉川猛夫根據收集到的信息確定了五十三個美國海軍的碼頭、泊位和錨地的情報，並用代碼指定了每個地區，即所謂的「秘密轟炸網格坐標圖」──Bomb Plot，然後將該情報用「J密碼」發送給了駐華盛頓的野村大使，此情報在發送過程中被美方截獲並破譯)情報。日本駐檀香山領事館接到指示，要求其報告在珍珠港內某些特定區域的艦船的確切泊位。日本人基本上對停泊在錨地里的各艘艦船都確定了其在地圖上的坐標方位。

貝洛斯(Bellows)機場上一架嚴重受損的P-40戰鬥機。在空襲期間，14名美軍飛行員駕駛著他們的P-40和P-36戰鬥機升空作戰，並擊落了10架日軍飛機

後來，金梅爾抱怨稱這條情報是在強烈地暗示日軍正在計劃發動空襲──他這麼說是有道理的。金梅爾之所以沒有被告知，因為身在華盛頓的美國海軍作戰部長頑固地堅持把這份情報報告限制在他自己的小圈子內。

被截獲的神秘信號

當約翰?托蘭(John Toland)在1982年出版了其著作《美國的恥辱：珍珠港事件內幕》(Infamy: Pearl Harbor and Its Aftermath)並加入了那群「修正主義者」的行列之後，這群「修正主義者」們頓時獲得了可信度。托蘭曾因為之前的工作而獲得過普利策獎，他在其著作中提出了這樣一個論點：羅斯福提前好幾天就知道了一支日本艦隊正在駛往夏威夷。

「托蘭回應了批評，承認他在今年4月發行的書中有多達百分之五十的新信息可能會被證明是錯誤的。」美國合眾國際社(UPI)在1982年12月份的一次有線新聞報道中這樣說道。「但是，華盛頓方面知道日軍艦隊即將到來的證據太多了，多到不能忽視──托蘭是這樣說的。」

沉沒在珍珠港中的美軍「亞利桑那」號戰列艦。現在在沉沒船體的殘骸之上矗立著的是一座「珍珠港事件」紀念碑

托蘭的觀點嚴重依賴一位前美國海軍一等兵的證詞，他在書中只是用一個孤零零的字母「Z」來指代這位海軍一等兵──「Z」被金梅爾的兒子說服後與托蘭進行了交談。在1941年12月時，20歲的水兵「Z」是美國海軍位於舊金山的第十二軍區(Twelfth Naval District)的一位電子技術員。12月2日，美國商業有線電視公司報告稱他們檢測到了一個無法識別的無線電信號。水兵「Z」標出了那些接收到上述無線電信號的地點，並推算出了可能的最初的信號發射源。

根據托蘭的說辭，水兵「Z」向他的上級推測，信號可能來自於失去了蹤影的日本航母部隊。這是「常識」，托蘭說，而且「Z」的上級是羅斯福的「私人朋友」，可以直接進入白宮。由此得到的假設是，羅斯福已經「及時被告知」了那些無線電信號。

《紐約時報》和其他媒體很快就找到了水兵「Z」，他的名字叫羅伯特?D.奧格(Robert D. Ogg)。奧格說，將這些無線電信號與日本的航空母艦聯繫起來是純粹的猜測，他並不知道如何跟蹤或識別這些信號

奧格和他的同袍們都知道，「這些信號可能來自一艘賴比瑞亞貨輪、一支商業捕魚船隊，或者是一輛偏離了預定路線的黎巴嫩計程車」──這是美國國家安全局在一項分析中說的。奧格的上司在此時已經去世了，但沒有發現任何記錄可以表明他向羅斯福彙報過這件事。

12月7日，一架B5N2從日軍航母起飛，飛向珍珠港

「水兵Z」的故事是幾個據說能夠證明已經探測到日本航母機動部隊的證據之一。事實上，從11月26日起，日本艦隊從抵達位於千島群島的集結地開始就始終保持著絕對的無線電靜默狀態。

參加偷襲行動的日軍艦艇在白天通過信號旗進行通信，在夜間則通過指示燈進行通信。無線電發報機被禁止使用，而且任何人都不被允許接近這些設備。根據制訂了偷襲計劃的日軍軍官源田實的說法，飛行員們同意不使用他們的收音機，即便是他們的生活依賴於收音機也不行。

「風暗號」

托蘭還重新翻出了「風暗號」這一話題，這一問題也是由國會聯合委員會在1946年披露的。1941年11月，美國情報部門在截獲的無線電通信中發現，日本人創建了一套「風」暗號體系，用以在正常的外交通信中斷的情況下傳遞消息。用暗號編碼的警告和指示將通過常規的短波無線電廣播來傳送。

例如，短語「東風雨」(East wind rain)就意味著很快將會與美國交惡。「北風雲」意味著蘇聯，「西風晴」可能是指代英國。為了避免弄錯，「風暗號」消息將使用規定的形式和重複的方式使其具有獨特的格式。

接下來要說的是關於一條臆測的、並會讓人抓狂的有關「風暗號」的消息，它原本可以讓美軍做好準備。在20世紀40年代，一位海軍情報軍官勞倫斯?F.薩福德上尉(Capt. Laurance F. Safford)宣稱，一條包含有上述三個單詞的「風暗號」短語消息早在1941年12月4日就被破譯了出來，破譯後的情報向人們展現了這樣一條線索：戰爭即將開始。

在國會聽證會上接受過質詢後，薩福德上尉便無法再證實他所說的一切了。一份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摘要中寫道，薩福德「不斷改變他的故事，他的『證據』只不過是一些臆造、猜測、記不清了、搜集的謠言和充斥著純粹的錯誤的觀點而已」。

這個故事在20世紀70年代又發生了「反轉」。當時，一位前美國海軍負責截獲摩爾斯電碼的操作員拉爾夫?布里格斯(Ralph Briggs)說，他的確在1941年的12月4日接收到了一條「東風雨」的消息。他的證詞有多處經不起推敲的地方，而且他也無法提供任何證據。儘管如此，托蘭還是把他的話當成一個可信的來源而引用了。

羅斯福總統在1941年12月8日的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了他那篇著名的《一個恥辱的日子》的講話，在他後面的是副總統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和眾議院議長薩姆?雷伯恩(Sam Rayburn)。位於羅斯福左側的是他的長子詹姆斯?羅斯福，戰爭期間，作為一名海軍陸戰隊員，小羅斯福由於作戰英勇而榮膺了一枚海軍十字勳章

事實上，的確有過一條關於「風暗號」的消息。這條消息是在12月7日華盛頓時間下午7點02分廣播的，這已經是珍珠港遭受襲擊後六個多小時了，短語代碼是「西風晴」，意思是日本與英國的關係處於危險之中。這條消息不是關於珍珠港或美國的。

然而，即便如此，所謂「風暗號」對戰爭的暗示──就像截獲的無線電信號和羅斯福的秘密計劃一樣──始終生活在那些「修正主義者」的信仰里。

飛向希凱姆機場的B-17轟炸機發現空中出現了兩架奇怪的飛機——日軍的D3A俯衝轟炸機

我們沉睡在清晨

守衛夏威夷群島主要是肖特的工作，但肯定也是金梅爾的任務，因為海軍需要分擔偵察和巡邏的責任。金梅爾和肖特都說，如果他們知道更多的情報，或者他們有更多的資源的話，他們肯定會採取更強有力的措施。

另一方面，他們都接到了充分的一般性警告，而且，處在他們這種層次上的指揮官即便在沒有來自華盛頓的詳細指示的情況下也應當保持適當的警惕和防禦。此外，他們也沒有充分利用他們手頭上所擁有的資源。

金梅爾和肖特一直在大聲地抗議，稱他們沒有足夠的飛機在夏威夷周圍進行360度的偵察。金梅爾的PBY「卡特琳娜」水上飛機只能覆蓋該地區大約三分之一的面積。金梅爾對偵察的興趣主要集中在南部，因為在那裡有他的航空母艦。艦隊適合在海上尋找和擊敗敵人，而不是保衛珍珠港。

肖特指出，他只有為數不多的幾架遠程B-17轟炸機，而且他還聲稱他麾下的B-18飛機的作戰半徑是300英里(約480千米)。事實上，如果不攜帶炸彈負載的話，B-18飛機可以獲得超過500英里(約800千米)的作戰半徑。

道格拉斯飛機公司的B-18「大刀」式轟炸機(Douglas B-18 Bolo)是一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服役於美國陸軍航空隊及加拿大皇家空軍的轟炸機。B-18是由道格拉斯飛機公司以DC-2飛機為藍本設計而成的，是一款可用於戰鬥巡邏的轟炸機

由於無法配備完整的巡邏兵力，金梅爾和肖特便選擇了幾乎什麼都不做，特別是在西北方向上──這恰恰是敵人最有可能前來發起攻擊的方向。日本情報機構在11月22日報告稱：「美國的空中巡邏在瓦胡島南部和西南部地區開展得非常好，但在島的北部則普遍開展得不足。」

肖特一再被告知，保護太平洋艦隊是他的主要和最重要的使命，但他反對這種理念。「在他的心目中，肖特認為太平洋艦隊的存在是保護他的駐夏威夷陸軍部隊的，反之亦然。」普蘭奇這樣說道。

更有甚者，肖特認為主要的危險是破壞活動，而不是敵人的攻擊。他讓駐夏威夷航空隊的技術人員們離開他們的日常職責，把他們當成步兵進行跨兵種訓練，然後讓他們在機場和其他地點進行警戒工作。

肖特還把飛機從那些受保護的機庫中移了出來，並把它們緊緊地集中排放在機場的中央，目的是為了便於守衛。飛機上的彈藥都被裝箱並存放在了倉庫中。12月7日，美軍停放的飛機幾乎是翼尖挨著翼尖，這對日本人而言是再方便不過的攻擊目標了。日軍通過直接攻擊那些存放有彈藥的機庫也取得了極大的戰果。

在第二波攻擊中被高炮擊落的一架D3A

在此前一年的不列顛之戰中，雷達是英國皇家空軍擊敗納粹德國空軍的一大關鍵因素，但這顯然沒有給夏威夷群島上的這些美軍指揮官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美國陸軍在瓦胡島北岸的奧帕納角(Opana Point)部署有六台機動式雷達，但在肖特的命令下，這些雷達只准在早上4點至7點之間開機。

1941年12月7日，有位雷達操作員想要進行一些額外的練習，這導致他在早上7點02分捕捉到了位於瓦胡島以北136英里(約220千米)處日軍第一攻擊波的轟炸機群。但由於位於沙夫特堡(Fort Shafter)的情報中心在人手配置方面處於最低限度，因此忽略了雷達操作員的報告，並認為這位操作員的判斷是一個錯誤。

這其實不會導致太大的區別，因為惠勒機場上的那些驅逐機聯隊都在度周末了。在經過一周的艱苦訓練之後，海軍的人員也在岸上自由地活動，在港艦艇上的高射炮並未進入有效的警備狀態。

對珍珠港展開肆意攻擊的日軍飛機

第十次調查

有相當多的高級軍官認為金梅爾和肖特在這種情況下做了他們所能做的一切，並被不公平地挑選出來承受眾人的譴責。在他們的支持者中，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海軍上將威廉?F.哈爾西海軍上將(Adm. William F. Halsey)、前海軍作戰部長詹姆斯?L.霍洛威海軍上將(Adm. James L. Holloway)，以及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托馬斯?H.莫雷爾海軍上將(Adm. Thomas H. Moorer)。

表1.「珍珠港事件」發生前有關方面對情報的了解情況

註：標有「Y」者表示知曉，空白項為不知曉。上述「日本消息的日期」以情報被破譯並被美方官員接觸到的時間為準。

1995年，參議院武裝力量委員會主席、南卡羅來納州共和党參議員斯特羅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根據當時正居住在他所在的州的金梅爾家人的請求而要求國防部重新審理這樁案件。從1941年算起，這已經是金梅爾的家人第十次提出這樣的請求了。這次調查由負責人事和戰備的國防部副部長愛德華?L.多恩(Edward L. Dorn)領導。

多恩在1995年12月公布的報告結果並不是瑟蒙德想要的。雖然該報告承認這場災難的責任不應該完全落在金梅爾和肖特的身上，但該報告也稱他們二人不能免除責任。

「海軍上將金梅爾和陸軍中將肖特所擁有的情報足以讓他們採取更高級別的警戒措施，而不是他們在實際中所選擇的維持現狀那樣」，報告中這樣寫道。「採取不同的選擇也許不能發現敵人的航母艦隊，也許無法防止攻擊，但不同的選擇──對手頭上的資源進行不同的分配──是可以減輕這場災難的嚴重程度的。」

多恩的報告得出結論說，金梅爾和肖特並不是不公平的官方行為的受害者，報告也不建議在退役名單上恢復他們原有的軍銜。對金梅爾和肖特的結論沒有任何改變。

1999年，參議員小威廉?V.勞斯(William V. Roth Jr.，特拉華州共和黨人)和約瑟夫?拜登(Joseph Biden，特拉華州民主黨人)回應了在他們選區的金梅爾支持者，他們贊助了一項無約束力的決議以赦免金梅爾和肖特。這項「無約束力的決議」在參議院以52票對47票獲得通過，但國防部拒絕採取行動。2015年，美國海軍又一次拒絕了赦免金梅爾和肖特的呼籲。

紀念活動在發展

隨著時間的推移，對「珍珠港事件」留有切身記憶的人和人們對它的反應逐漸減少。「珍珠港事件」給人們的感覺越來越遙遠、越來越不強烈了。

關於「珍珠港事件」的書籍和文章還在相繼出現。傳統的解釋依舊大行其道，但是陰謀論者們已經在互聯網上找到了一個適合他們胃口的新論壇。

2014年，在新罕布希爾大學的大學生中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這些「千禧年一代」對「珍珠港事件」只有有限的興趣和了解。對他們來說，「9?11恐怖襲擊事件」具有更大的意義。

1994年，美國國會宣布12月7日為「國家珍珠港事件紀念日」(National Pearl Harbor Remembrance Day)，這一天的習慣是降半旗，但它並非一個官方的法定假日。在這一天，政府辦公室、學校和企業都不會關門。

「亞利桑那」號紀念館

位於珍珠港的國家公園參觀者服務中心(National Park Service visitor center)每年都會吸引150萬遊客前來參觀。每年12月在歷史遺址上舉行的周年紀念活動仍然以日軍的攻擊和喪生的美國人為中心，但紀念活動的基調已經改變了。

在珍珠港即將舉行的75周年紀念活動(譯者註：本文發表於2016年)的主題將與去年相同──「和解之路：從交戰到和平」(Pathway to Reconciliation: From Engagement to Peace)。國家公園參觀者服務中心對此的解釋是：「重點關注美日之間友誼的重建和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