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蘇聯妥協：1945年羅斯福因何讓出東北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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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福（中）與斯大林（左一）

來源：網易歷史

本文節選自：《中國1945》，作者：[美]理查德·伯恩斯坦，譯者：季大方，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針對蘇聯參與對日戰爭是否必要或是值得的，美國政府內部的觀點並不一致。美國國務院總的來說是反對與蘇聯就此達成協議的。最近離開重慶去莫斯科就任新職的約翰·戴維斯在德黑蘭會議期間（他並不知道斯大林在那裡向羅斯福做出了秘密承諾）就明智地預言，俄國人在亞洲開闢戰線「其目的只是為了能夠參與對日本發號施令並建立新的戰略邊界」。在戴維斯和國務院其他官員看來，去打敗一個敵人，無論是德國還是日本，卻只是邀請一個兇險的未來戰略對手去佔領剛剛趕走戰敗之敵的那塊領土，這是前門驅狼後門揖虎，毫無意義。此外，也有一些高級軍官，如在美國海軍中位列第二的海軍上將歐內斯特·金以及美國陸軍航空隊司令、五星上將、綽號「哈普」的H.H.阿諾德，他們都認為亞洲的戰爭只要通過封鎖日本就能取得勝利。

馬歇爾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堅持認為要打敗日本就必須對日本列島本身實施大規模進攻，因為他們堅信，在抵抗中大規模的集體死亡比投降更可取。美國軍方規劃人員估計，對日本本土預期的進攻給美國軍隊造成的傷亡人數可能在10萬至35萬之間。他們進一步指出，通過加入亞洲戰爭，蘇聯能夠在中國東北牽制住上百萬日本軍隊，否則這些軍隊將被部署到日本本土以對抗美軍登陸。後來指揮了進攻日本行動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促請羅斯福要求俄國人派遣六十個師，或者50萬人以上的部隊去進攻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軍。

羅斯福還想在雅爾塔會議上提出另一個目標，其也是美國對華政策的最高目標，即中國政治上的統一。在戰爭早期，美國軍事規劃人員的一個基本假設就是，中國是對日本作戰的一個至關重要的行動基地，部分原因是對日本的最後進攻只能從中國領土上發起。在1945年年初，中國的貧困和武裝力量的糟糕狀況導致了對這一觀念的捨棄。「到雅爾塔會議召開的時候，」歷史學家鄒讜寫道，「美國官員清楚地認識到中國不會在戰爭結束時成為一個強國。」儘管如此，羅斯福仍然希望中國能夠統一，從而能為抗日戰爭做出更多貢獻。他也清楚蘇聯有能力幫助實現這一目標，抑或阻礙這一目標的實現。羅斯福曾經聽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多次保證，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而且，在任何情況下，蘇聯都不會幹涉中國的內部事務。他想要確信這些保證是真實的。如果能讓蘇聯與中國國民政府達成一項正式協議，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就可能受阻，從而使得在對日最後戰役期間破壞政治聯合或一旦抗戰獲勝之後就挑起內戰的可能性減少了。

羅斯福正是心中揣著所有這些想法於1945年2月8日到斯大林在雅爾塔的書房去商談蘇聯加入對日戰爭事宜的。除了兩國元首之外，房間里還另有四人——莫洛托夫、哈里曼和兩個翻譯。在很大程度上，這次會議是雙方就一年多前在德黑蘭達成的非正式協議的定型，但這種定型是非常重要的。

羅斯福首先問斯大林是否能夠允許美國在西伯利亞建立空軍基地用於對日本的轟炸，斯大林同意在靠近中國附近的阿穆爾河地區建立兩個這類基地。羅斯福然後給了斯大林一份備忘錄，要求聯合計劃在遠東的作戰，斯大林說他會下令配合。此舉是一個突破，因為這是斯大林從抽象地承諾在太平洋戰區給予幫助轉到具體的計劃。但斯大林說在他願意談論軍事細節之前，他還有一些政治條件。

首先，他要恢復1905年俄國喪失於日本的那些土地的「主權」，即薩哈林島（庫頁島）南部和日本北部的千島群島島鏈上的幾個小島，這些島擋住了蘇聯進入太平洋的通道。至於中國，斯大林希望在中國東北佔有一些重大的優勢，這也是俄國人於1905年輸給日本人的。蘇聯要求控制那裡的鐵路，獲得對遼東半島南端旅順港這一不凍港的永久租賃權，以及附近港口城市大連的控制權；它還要求對外蒙古的現狀予以承認，外蒙古雖然在理論上是獨立的而實際上是被莫斯科控制的衛星國，但因為它曾經是清王朝的一部分，後來的政府也聲稱其是屬於中國的。

換句話說，作為加入對日作戰的交換條件，斯大林要復活其被日本據為己有的在中國東北的殖民特權，還有自鴉片戰爭以來歐洲列強享有的通商口岸，儘管他們在雅爾塔會議召開前一年左右就已經放棄了這些特權。這就意味著，除了英國控制下的香港的和葡萄牙控制下的澳門，只有蘇聯將保留其在中國的半帝國主義地位。不過，沒有人會在雅爾塔會議上冒失禮的風險去指出這一點。

斯大林的要求陷羅斯福於困境，令他左右為難，在軍事上他渴望俄國人出兵中國東北，然而公開同意蘇聯在東亞的勢力範圍則會令他尷尬。為使該外交活動不至於擱淺，羅斯福告訴斯大林，他將接受這項交易，但前提是必須保守秘密。告知中國將等同於告知全世界，因為重慶政府不能保守秘密。羅斯福想在適當的時候得到蔣介石對這項交易的同意。

哈里曼不贊同這種做法。對於羅斯福和斯大林就中國問題會談半小時後所擬的最後文本，除了其他方面，他反對其中一句令人吃驚的表述，該句話大意是在滿洲地區的「蘇聯的特殊利益要得到保證」。「特殊利益」這個措辭在語氣上既模糊又專橫，同時這項秘密交易——由兩大強國來處置一個不那麼強大的國家的利益，甚至都不把它們的安排讓那個不那麼強大的國家知道一二——恰好呼應了短暫且充滿暴力的六年之前所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羅斯福曾經要求並且也得到了時間去徵求蔣介石對這項安排的同意，但其只不過是一個純粹的形式而已。

誠然，羅斯福是在努力挽救成千上萬的他認為可能會在戰爭中失去生命的美國士兵，這不是一個可以輕易排除的頭等大事。但奇怪的是，羅斯福竟然會信任斯大林，這個在二十世紀被證明是最不值得信任的主要人物。他想要信任後者。他認為，他對戰後世界的願景依賴於作為合作夥伴的斯大林的可靠性。或者，正如戴維斯後來解釋的那樣，總統為戰後世界所想像的整座大廈都依賴於斯大林的合作和善意。「對此的處方是，」後來，戴維斯把眼光擴大到亞洲時說道，「慷慨地、寬宏大量地援助蘇聯，不去為各自的好處而討價還價，支持某種領土上的要求和斯大林告訴羅斯福他要實現的其他目的。」我們已經知道哈里曼試圖打消羅斯福的這種信任並提醒他斯大林的目標與美國的利益是不相容的，哈里曼並不是唯一一個持這種觀點的人。喬治·凱南警告說，斯大林的目標——他談論的是歐洲——完全不同於「歐洲大陸上其他國家人民所追求的國家間幸福、繁榮或穩定的生活」。

凱南很清楚斯大林在尋求戰後全面掌控東歐，任何與此相悖的觀點都是一廂情願的。此外，雖然許多專家都把羅斯福在這個問題上的盲區歸因於他生命最後幾周中的脆弱，但實際上他在整個戰爭期間都一直沉浸在這種一廂情願之中。他自己的駐莫斯科大使，海軍上將威廉·H.斯坦德利——曾在蘇聯就職直到哈里曼於1943年接任——就常常抱怨所有羅斯福派往莫斯科的特使，他們「越過我的職權，按照羅斯福的政策行事——不與俄國人對抗，給他們想要的一切，因為，畢竟他們在打德國人」。

在這一點上存在著三個巨大的諷刺。第一，蘇聯急於攫取在東亞地區的利益，無論如何都肯定會出兵中國東北，以便在將戰後條款強加給戰敗的日本時能夠在談判桌上佔據一個有利位置。其實，根本就沒有必要去向斯大林乞求恩惠，或同意他的條件來交換一些他原本就渴望去做的事。

第二，美國相信給予斯大林想在滿洲地區得到的東西事實上是在創造條件來加強中國的國民政府並削弱共產黨，但後來的事實證明，情況恰好相反。誠然，蘇聯承諾過會離開滿洲地區並把它交給中國政府，許多人也相信他們會的，而這將為莫斯科和重慶之間簽訂將共產黨人排斥出權力中心的條約鋪平道路。「俄國人承諾不干預中國事務，」亨利·盧斯在雅爾塔會議之後《生活》雜誌的一篇社論中寫道，「從而拆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台並轉移了他們最近在膨脹的與蔣介石政府平起平坐的要求。」但是，去相信斯大林會信守對於中國的承諾那就是太天真了。最終，斯大林在一年半後確實放棄了滿洲地區，不過不是交給國民政府，而是暗中給了共產黨，這樣毛澤東就得到了一塊根據地的控制權，從此他再也沒有被驅離過。

第三，正如後來所證實的那樣，當然，原子彈導致了日本的突然投降，而被認為需要俄國人出手相助的美國地面攻勢根本就沒發生，即使是換取俄國人幫助的高價已經被支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自始至終都涉及一個巨大的道德妥協，與獨裁者斯大林合作，以便打敗另一個獨裁者希特勒。我們太「軟弱了」，凱南說道，「以至於沒有俄國人的合作就難以贏得（這場戰爭）」，並且這種合作一直是「老練的和有效的」。認識到這一點並接受把拒絕給予希特勒的東歐控制權作為獎勵而贈予斯大林，這就是現實政治的本質。

在雅爾塔會議上，這種道德妥協被擴展到亞洲，然而俄國人的幫助並沒有被擴展到亞洲，同時這種幫助也是不必要的，它只會給美國及其價值觀造成嚴重的傷害。幾個月前，即1944年的8月，周恩來曾預測俄國人加入戰爭的後果。當迪克西使團剛剛抵達延安時，共產黨人表達了他們與美國建立深層合作和友誼的願望，周恩來寫了一篇長長的黨內報告，就國際形勢做出了他的分析。當時他並不知道俄國人是否會加入戰爭，但他們的加入將是非常可取的，他寫道，儘管最好不要公開表達這種願望，以免令美國人對未來的蘇中共產黨聯盟產生警覺。蘇聯的參戰，周恩來寫道，將意味著不亞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重大意義——意味著蔣介石的失敗和共產主義擴展到從華沙到廣州的整個歐亞大陸——「這是蔣介石和英美保守派人士不想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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