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園春·雪》中的歷史謎團

創作時間不是1936年2月

1945年10月7日，毛澤東在致柳亞子的信中說：「初到陝北看見大雪時，填過一首詞，似於先生詩格略近，錄呈審正。」在這裡，毛澤東沒有明說創作這首詞的具體時間，但《毛澤東年譜》指出：1936年「2月上旬遇大雪，作《沁園春·雪》詞。」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的《詩詞為媒，毛澤東與柳亞子》一書更進一步界定了具體日期：1936年2月6日大雪紛飛，「皚皚白雪把整個西北高原蓋得嚴嚴實實」。毛澤東為紅軍東征觀察黃河渡口，2月5日到達離黃河僅有20餘里的清澗縣袁家溝，雄渾壯觀的北國雪景，觸發了毛澤東的壯志豪情，7日晚上，「毛澤東奮筆疾書寫下了千古絕唱的《沁園春·雪》」。但歷史事實並不支持2月說。

先看西安事變時任周恩來機要秘書的童小鵬所著的《軍中日記》：1936年2月7日，「天氣又一天一天轉熱起來，平日行軍時總凍得手紅腳疼的，今天一點也不冷，走路時已穿不住大衣了。」日記用「熱」而不是「暖」來形容氣候，可見當時升溫升得厲害。8日的日記又說：「午飯後即追隨隊伍，路漫得要死，走五十里，真走得痛苦至極。」當時紅一軍團的幹部童小鵬參加東征，正在陝北延長附近行軍，由於道路化凍而行走艱難。可見當時不僅沒有下雪，更因天氣的持續轉熱，連道路的結冰也融化了。

再看當年關於紅軍東征的電報。據《毛澤東年譜》1936年2月3日記載：「同張聞天、彭德懷致電周恩來、秦邦憲、鄧發：『河冰全解，我軍決從上游過河，主要作戰方向仍應在東邊。』」

無論是當年的日記還是電報，都足以證明1936年2月7日前後所謂的「大雪」並不存在。

再看2月中下旬的黃河。童小鵬2月14日的日記記載：「天氣已一天熱似一天，似乎有點像春天的光景。」2月21日上午，童小鵬渡過黃河，並在這天日記里記載了他眼中的黃河：「約莫兩百米寬的黃水蕩漾地流著。兩岸因是層層的岩石，故四面並不寬闊，水的兩邊還殘留著一些尚未坍完的冰，且有一些冰塊正在搖搖擺擺地隨著水流下去，又夾著不急不慢的流水聲，好像是表示它洋洋得意似的。」

《毛澤東年譜》2月21日記載，毛澤東這天「從河口東渡黃河」。2月24日，毛澤東急電周恩來：「請速動員綏、清、延、延四縣赤先隊迅速過渡，拆毀堡壘，發動群眾保護渡口。」電報又是「過渡」又是「保護渡口」，身在黃河邊上的毛澤東顯然知道黃河依然在奔騰，「大河上下，頓失滔滔」的情景自然也無從談起。

完全可以斷言，經過1935年暖冬的陝北，在1936年的早春二月，即使偶爾春寒料峭，也已經完全缺乏創作《沁園春·雪》所必需的寒冬臘月氣候背景。

創作地點不是高家窪塬或石樓

毛澤東當時究竟身處何地對北國風光作實景描寫？

2月上旬說認為是在清澗縣的袁家溝或高家窪塬。確實，袁家溝顧名思義不是高地，完全缺乏居高臨下的視野。高家窪塬位於清澗縣城東，海拔千餘米，在平均海拔1000—1500米的黃土高原上屬於矮個頭。當時毛澤東如果真站在這樣的「塬」上，雖然根本「望」不到長城，卻可以清楚地看到附近的黃河，因為他就是專為視察渡口而來。即便可以盡情遐想「長城內外，惟余莽莽」，但面對奔騰的黃河水，又豈能視而不見，竟然落筆「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因此，認為袁家溝或「高家窪塬」就是《沁園春·雪》誕生地的觀點顯然難以立腳。

還有文認為是在山西石樓。據《毛澤東年譜》2月23日的記載：「到達距石樓四十里的張家塔。九時，致電徐海東、程子華：『石樓為東征戰略要地，須盡一切方法奪取之。』二十時，致電彭德懷並告林彪、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不論中陽、石樓等城能否攻克……。』二十一時，又致電徐海東、程子華，要他們二十四日來張家塔一敘，把所有報紙雜誌和敵情材料帶來。」當年的電報證明22日毛澤東根本不可能在石樓。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在24日致電周恩來：「敵有四路總攻計劃，大戰在即，我們準備一切。」可見東征的進攻剛剛開始，戰略要地尚未得手，敵軍的反撲迫在眉睫，作為前線總指揮的毛澤東忙於運籌帷幄調兵遣將，在勝負未知之前，怎麼可能具有登上高山賞雪作詞的悠然自得與閑情雅興。更何況長征剛到陝北的紅軍人困馬乏缺衣少食，立足未穩、前程未卜，毛澤東又豈能傲視群雄，以「風流人物」的今朝勝利者自居。因此，認為石樓就是《沁園春·雪》誕生地的觀點同樣難以立腳。

可以斷言，無論是陝西清澗縣高家窪塬還是山西石樓，都不可能是《沁園春·雪》的創作地點。

構思的真實地點是在空中

《沁園春·雪》有兩個關鍵特點，是正確解讀詩詞誕生於空中的鑰匙。

第一特點是鳥瞰。眾所周知，對風景寫實的詩人所處的地理位置將決定其視角，從而左右其文字的運用。如「飛流直下三千尺」，表明作者是在仰視；「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表明作者是在遠眺；「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表明作者是在俯瞰。但是，由於受時代客觀條件的限制，舊時描述大自然的詩作根本不可能產生鳥瞰的全方位視角，而《沁園春·雪》卻匪夷所思地做到了這一點：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這開篇三句顯然不是毛澤東腦海中的想像，而是在鳥瞰時把北國寒冬大自然的整體風光盡收眼底後發出的由衷感慨。

「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這些攝影似的描述更是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尤其是一個「望」字，絕非腦海中的意念，而是視野中的遠眺，非常精確地表明了當時作者因身臨其境而觸景生情。因此所用辭彙，無一不是翱翔時鳥瞰山河的真切感受，使得人們猶如在觀賞一部由文字組成的航空彩色攝影。由於當年人們還根本不知航空攝影為何物，遑論彩色，因此對視覺衝擊之強與心靈震撼之烈可想而知。

這裡需要指出，對「山舞銀蛇」的傳統解釋值得商榷。周振甫在《毛澤東詩詞欣賞》中認為：「群山的一個個山峰綿延起伏，像銀蛇在舞動。」其實，「舞動」的不是「群山」——否則過於猙獰與恐怖——而是山上的雪粒，優雅而洒脫。如果從空中瀏覽過雪山，即便觀賞過類似的影視作品，都會看到飄動的雪粒被強勁的山風挾裹著形成大小條狀，像無數白蛇順著風勢在山坡和峽谷旋舞，與沿著山脊與谷底走勢形成的冰雪線一起，呈現出動靜結合相映成趣的自然奇觀。 　　1935年秋冬間，毛澤東在翻越岷山時作詞《念奴嬌·崑崙》：「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龍在天，蛇在地。雪粒隨著山風騰空盤旋，毛澤東仰視時謂之龍，鳥瞰時謂之蛇，實在是生動而貼切。因此，「山舞銀蛇」是雪山山風、雪粒與山勢的自然景象，並不是雪山本身變成巨大的蟒蛇而舞動起來。

「原馳蠟象」的傳統解釋也值得商榷。臧克家主編的《毛澤東詩詞鑒賞》認為：「在陝西和山西一帶的高原上，蓋著雪，在高處望去，像白蠟樣的象群在奔跑著。」日本學者竹內實所著之《毛澤東的詩與人生》，被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理論組認為是國外研究毛澤東詩詞有代表性的一部專著，並被收入《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叢書。竹內實認為：「秦晉高原上的雪，如同白象群在走動。」其實，「賓士」的不是巍巍「高原」，更不是「雪」，而是黃土高原上大大小小的「塬」。所謂「塬」，是黃土高原上的奇特地貌，因其四周被溝壑縱橫分割，且常年遭雨水沖刷走向又都非常相似、整齊，所以鳥瞰時的群「塬」，就活像在廣袤的原野上迅跑但又排列有序的群象。

「欲與天公試比高」這句常遭迴避，很少得到解讀，概因想不到毛澤東是在鳥瞰。原有的解釋比較勉強：「登高望遠，一直望到山和高原跟天相接，這就感到山和高原跟天比高了。」其實直觀的解釋很簡單，由於是首次在空中翱翔，所以作者非常自然地產生了這種新奇而真實的感覺。

第二特點是巡視。舊時詩人在描繪宏觀實景時，受客觀條件限制，幾乎都採用以靜觀靜或以靜觀動的視角。受此影響，有人以為「作者要通過雪來寫出『北國風光』，所以先寫登上長城看雪景，看到長城內和長城外，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再看黃河的上游和下游，已經結冰，頓時失掉滔滔滾滾的水勢」。這樣的解釋顯然已經遠離實際。其實《沁園春·雪》完全不同，所用視角不僅是以動觀靜，而且全部都是跨地域式的巡視。這種特有的快速移動視野如果不是虛構想像，就只能是在空中盤旋巡航，才容詩人的視野如此寬闊，使地貌變換如此迅速，對北國寒冬的全景能夠同時進行整體性的精確體會。也才有作者發自肺腑的驚嘆與感慨：「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以上兩個關鍵特點說明了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詩詞的真實誕生地是在空中。也就是說，毛澤東創作《沁園春·雪》的構思源自飛機上對北國風光的震撼性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竹內實認為：「似乎也有毛澤東自己講是飛機上之作的說法。因為毛澤東曾對羅伯特·佩恩談過這首詞。」因為竹內實在其著作中提到了日本東和社1953年出版的、由田邊和一翻譯的美國著名詩人羅伯特·佩恩1946年訪問延安後所著的《毛澤東》一書，並較為詳細地引用了其中毛澤東與羅伯特·佩恩有關《沁園春·雪》的一段對話，現錄之容進一步考證：

「啊，那是一首好詩。在飛機里寫的，那是我第一次坐飛機時候的事。我為從空中俯瞰我的國家的壯美而讚歎。……而且還有其他事。」「其他事是指什麼？」「有很多呀！你想想看這首詩是何時寫的。那時社會很有希望，我們信任大元帥。」停頓了一會兒，他又說：「我的詩很粗糙，你可別上當喲！」

這裡還應該指出，原詞中的「臘象」現在被改成了「蠟象」。據《詩刊》1977年第1期載文說，在《詩刊》創刊號上發表毛澤東的詩詞前，《詩刊》主編臧克家等人受到毛澤東的接見。臧克家以詩人的天生敏感對「臘」字產生了濃厚興趣，當面向毛澤東求教該作何解，並試著提出以「蠟」字取代似乎更為妥當。毛澤東沒有回答他的疑問，卻當場同意了他的建議。其實，如果就詩詞本身而言，這一改動純屬多餘。理由有三：

其一，由於「塬」的四周溝壑縱橫，鳥瞰時就像皮膚收縮和乾癟形成的皺褶，活像陝北常見的臘肉，因此被毛澤東藉以形容寒冬因飢餓而瘦骨嶙嶙的「臘象」。這一比喻不僅別出心裁精妙絕倫，而且還完全忠實於鳥瞰時所見的地貌。

其二，「銀蛇」是高原冬日飛舞的寒蛇，「臘象」是平原臘月疾馳的餓象。因此，兩者之間除了時間，在空間、動態、形象和文字上，都有著嚴謹而巧妙的對仗。

其三，毛澤東自註：「雪：反封建主義。」「銀蛇」與「臘象」在極其嚴酷的環境中「舞」與「馳」，毛澤東顯然是在隱喻紅軍於饑寒交迫的惡劣環境中依然精神抖擻鬥志昂揚。

短短兩句八字，可謂精雕細琢千錘百鍊，足見作者觀察之仔細，形容之逼真，思考之精妙與手筆之老到。如果把「臘」改成「蠟」字，且不說豐腴圓潤的感覺與毛澤東所見不符，靈動、神韻與隱喻更是相形見絀。

順水推舟可能是毛澤東同意修改的重要原因，讓人相信「臘」可能是「蠟」的筆誤。或者如周振甫所言「是為了更易懂」。至於竹內實的解釋更是離譜：「所謂蠟象是真蠟的象，真蠟是柬埔寨的舊名。可以認為這裡說的不是普通的象，而是在印度作為聖象為人崇拜的白象。」也就是說，毛澤東同意改「臘」為「蠟」，其實是寧願自認瑕疵——這對詩人絕對不公——也不願人們對「臘」字繼續探究。那麼，這個「臘」字中究竟隱藏著什麼當時不能明言的秘密？

《雪》中隱藏的歷史秘密

理解了《沁園春·雪》是毛澤東在飛機上鳥瞰北國的傑作，也就能理解詩詞中當時還不能暴露的3個秘密。

首先，慶賀西安事變。眾所周知，重大的歷史性勝利，總能迅猛激發毛澤東的創作慾望，這是毛澤東享受和宣洩內心強烈感受擅長和慣用的方式。長征勝利，毛澤東賦詩；佔領南京，毛澤東賦詩。處於其間關鍵轉折點的西安事變，毛澤東又豈能無動於衷。事實上，毛澤東不僅寫了，而且還寫得迴腸盪氣、精妙絕倫，那就是原名《詠雪》，後改為《沁園春·雪》的這首詞。換句話說，《沁園春·雪》的完整標題應該是《沁園春·雪——賀西安事變》。其真正的創作時間當在1936年農曆天寒地凍的臘月。這或許就是毛澤東迴避對「臘」字的解釋，並立刻同意修改以免人們繼續探究的真正原因。

至於詩詞創作的具體日期，筆者考證應是1937年的2月12日。查西安事變時任紅六軍團軍團長陳伯鈞的《陳伯鈞日記》，陝北1936年的冬天出奇地晴冷，從12月25日直至1937年2月9日基本無雪。但在2月10日農曆除夕，也就是臘月的最後一天，突降大雪。陳伯鈞在1937年2月11日，也就是大年初一的日記中寫道：「夜來大雪，遍山皆白。」這是那年冬天唯一的一場大雪。2月12日毛澤東創作了《沁園春·雪》以慶賀西安事變兩周月。這天《陳伯鈞日記》記載：「陰，微雪。」與詩詞的描述也完全吻合。毫無疑問，如果漫天皆白的大雪，別說飛機無法起飛，就是起飛後也是天地茫茫。唯有微雪，既不影響飛機起飛也不影響作者視線，反而陡增詩情畫意。所以，「萬里雪飄」又能極目千里，恐怕是唯有「微雪」的妙境。就氣候而言，實乃天賜良機。

據《毛澤東年譜》記載，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中央三中全會，提出了著名的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2月11日大年初一，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秦邦憲關於西安事變的經過與結束的報告。」當時秦邦憲（博古）剛從西安回延安，據《葉劍英年譜》記載：「2月9日，國共兩黨代表在西安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談。國民黨代表為顧祝同、張沖、賀衷寒，共產黨代表為周恩來、葉劍英、秦邦憲。」因此，博古是在2月10日，也就是農曆大年三十乘飛機從西安趕回延安過新年，彙報西安事變的最終結果與首次談判的情況。更確切地說，大年初一舉行的所謂政治局會議其實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暨首次與國民黨政府平等舉行正式談判的慶功會。這才是《沁園春·雪》創作激情的源泉和動力，才有毛澤東在2月12日對西安事變兩周月意氣風發的慶賀與對明天豪情萬丈的抱負：「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如用前述毛澤東自己對羅伯特·佩恩的含蓄之言就是「那時社會很有希望」。

毛澤東鳥瞰北國風光的飛機就是張學良私人擁有的波音247型客機。自1936年4月上旬張學良與周恩來在膚施會談後，張學良這架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客機就由紅軍駐東北軍的黨代表劉鼎掌控，逐漸為紅軍領導層所用，經常來往於西安與延安之間。中共中央於1937年初就從保安遷往延安，也與延安有機場關係甚大。

西安事變使得紅軍及其領導人首次取得了合法地位。新年伊始萬象更新，政治形勢又最為更新，一個迥然不同的大好局面正在毛澤東面前展現。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成功的喜悅、首次登飛機遨遊天空的興奮、居高臨下的新奇鳥瞰與大展鴻圖的政治抱負，四者交融共振使得浮想聯翩的毛澤東心潮澎湃激情噴涌，從而催生了傲視群雄氣吞山河的不朽名篇。

其次，蔑視蔣介石。1935年10月，紅軍成功翻越六盤山。隨後，毛澤東作詞《清平樂·六盤山》，末尾兩句是仰問蒼天：「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毛澤東1958年自註：「蒼龍：蔣介石，不是日本人。因為當前全副精神要對付的是蔣不是日。」不料一年剛過就心想事成。回想起西安事變蔣介石自取其辱的狼狽，毛澤東內心充滿了蔑視。在重慶參加文藝界的一次聚會中，毛澤東更是公開把蔣介石稱為將字頭上一棵草的「草頭將軍」。因此，該詞的下闋雖然曆數秦皇漢武這些封建主義的正面象徵，但為了不引起誤會，毛澤東特地自註：「難道可以謾罵這一些人們嗎？」說明毛澤東其實是在借古喻今，不露聲色地表達對蔣介石的不屑，用毛澤東自注中的含蓄之辭就是：「雪，反封建主義，批判二千年封建主義的一個反動側面。」在毛澤東眼裡，事變中束手就擒威風掃地的「草頭將軍」蔣介石還不配是封建主義的「正面」，顯然更屬於已經過氣或正在過氣的「往」者，這才有詩詞最後斬釘截鐵氣沖霄漢的點題：「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第三，保護張學良。要讓慶賀西安事變的《沁園春·雪》公開面世，前提除了不影響當時的重慶談判，就是絕不能危及張學良的安全。

當時最費周折的想必是如何宣布詩詞創作的時間。如果明確是1936年的臘月，人們立刻就會聯想起西安事變，蔣介石也立刻會感到毛澤東的不屑和嘲諷，其嚴重後果可想而知。在必須發表、不能明說又無法迴避的情況下，含糊其辭就成了唯一的選擇。毛澤東所言之「初到陝北看見大雪時」，顯然是經過精心考慮的模糊導讀之詞，讓人們以為是南方人剛到陝北初見大雪之際的自然反應，決不會留意毛澤東說的是「初到陝北」，而非「初見大雪」，也不會懂得剛進延安之時其實也屬於「初到陝北」範疇，更不會知道長征路上的毛澤東早已飽賞雪景而屢賦詩詞。因此，《沁園春·雪》的發表儘管引起軒然大波，卻無一人想到竟然與西安事變休戚相關一脈相通，蔣介石更是百思不解惘然無知，毛澤東對詩詞創作的「時間差」策略圓滿成功。日後毛澤東同意對「臘」字的改動，更隱去了真實創作時間的明顯痕迹，也化解了人們對「臘」字的再三疑問。畢竟，當時蔣介石與張學良依然都在人間。

至此，回顧前述羅伯特·佩恩在《毛澤東》中所言，確實容易令人回味良久。

如今時過境遷，歷史相關利害者均已作古。為《沁園春·雪》正名並復原「臘」字與詩詞手書原稿完全保持一致，不僅天經地義順理成章，而且更能真實地體現出毛澤東創作詩詞時的高瞻遠矚雄心壯志，以及發表和解釋詩詞時思前想後的良苦用心。（孫果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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