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邊區時期的一場「貨幣戰爭」

中共邊區時期的一場「貨幣戰爭」

管清友

作者講述了一場歐美銀行家數百年的貨幣戰爭，其中的很多觀點引人深思。而六十多年前，邊區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已經與國民党進行了一場真刀真槍的貨幣戰爭，這場戰爭有力的支持了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軍事鬥爭。所以，我們今天談論貨幣戰爭及其對中國的影響時，到歷史中尋找答案就尤為必要。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和綱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豐富的經驗，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尤其是皖南事變後，為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邊區政府進行貨幣制度改革，在對邊區的財政金融做出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整套的貨幣金融政策，這些貨幣政策不僅指導了邊區當時的金融業建設，而且對今天我國貨幣金融領域的眾多問題的解決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

1941年1月，國民黨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此後，國民黨政府停發了給邊區的軍餉，海內外援助也不準匯入，對邊區實行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企圖困死共產黨，邊區財政經濟遭受空前困難。為打破國民黨的全面封鎖，解決邊區的財政經濟困難，黨中央和邊區政府決定進行貨幣制度改革，推行新的金融政策，於1941年1月30日，頒布《關於停止法幣行使的布告》，規定從即日起邊區境內停止法幣行使，凡藏有法幣的須向邊區銀行總分行或光華商店總分店兌換邊區票幣行使，禁止私帶法幣出境。這一布告的發布是邊區建立獨立自主的金融體系的開始。2月18日，邊區政府頒布《關於發行邊幣的布告》，授權邊區銀行發行一元、五元、十元鈔票三種，即為陝甘寧邊幣。3月18日，邊幣正式投放市場。1944年5月23日，為打擊法幣，整理金融，活躍市面，西北財經辦事處第五次會議作出《關於發行商業流通券的決議》，由陝甘寧邊區銀行發行貿易公司商業流通券，之後，邊幣與流通券兩幣並行。邊幣是我黨與國民黨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金融政策上全面鬥爭的產物，邊幣的發行使邊區擺脫了國民黨對其經濟命脈的控制，標誌著邊區經濟進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階段，標誌著邊區銀行由財政支付機關轉變為政府銀行，是完善邊區金融工作的新開端。

當時，邊幣的發行相當快且不穩定。因此，邊幣發行後，雖然使邊區財政困難有了一定的緩解，但很快出現了邊區物價上漲，邊幣跌價的情況。據黃正林《陝甘寧邊區社會經濟史》記載，1941年3月至6月，邊幣每月發行數分別為3095410元，2760500元，2780000元，2373600元，月平均遞增率為31.9%；7月至12月，發行數分別為1076625元，1413900元，2438600元，2688015元，1051725元，3344975元，月平均遞增率不超過10%；1942年1月至6月，發行數分別為4962600元，3548285元，2555950元，460000元，510000元，100000元，月平均遞增率不過8.8%；7月至12月，發行數分別為100萬元，920萬元，250萬元，157萬元，195萬元，255萬元，月平均遞增率為18%。邊區內對邊幣的發行問題產生了分歧，有些人認為，要度過財政困難適應革命需要，應儘可能的發行邊幣，主張用政治力量推行邊幣，壓低物價和邊法幣的比率；而另一些人認為，邊幣發行超過了飽和點，不能繼續發行。

二

面對這種情況，1941年3月14日剛剛被邊區政府任命邊區銀行行長的朱理治同志通過大量調查研究，對物價上漲和邊幣跌價原因有了清晰的分析，並提出了許多建議，成為邊區時期執行各項貨幣政策的指導思想，為邊區金融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朱理治同志從全局出發提出，在發行邊幣時，一面要照顧到革命的需要，一面又要照顧到物價與匯價。總結朱理治同志對邊區貨幣發行問題的分析和建議，可以發現，當時邊區物價上漲邊幣跌價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從內部來看，邊幣發行數量超過經濟發展水平是物價上漲邊幣貶值的主要原因。

第一，邊幣數量和商品數量的矛盾。即邊區內商品數量少，邊區發行的邊幣數量相對多了。這也是邊幣跌價的根本原因。這主要源於邊區經濟生產力的落後和財政消費力的相對增大。邊區是一個地廣人稀、經濟落後的地方，加之經歷多年內戰對經濟的摧殘破壞，使生產力更加落後（朱理治：《朱理治金融論稿》，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3版，第68頁）。雖然黨中央執行了「力爭外援，休養民力」的經濟政策，使邊區的經濟有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但也只能達到半自給狀態，財力物力上大多依靠外界的「接濟」，同時，邊區的財政消費也很大。因此，皖南事變後，面隊國民黨的全面封鎖，邊區的經濟生產力與財政消費力的矛盾日益尖銳。邊區政府為彌補財政赤字，不得不大量發行邊幣，而邊區的生產力並沒有相應的提高，生產的商品量少，從而出現了過多的貨幣追求過少的商品。然而，市場上可以容納多少貨幣是由貨幣流通的客觀規律決定的，在紙幣流通的條件下，紙幣本身是沒有價值的，紙幣是否穩定，就要看它所代表的價值是否穩定。每單位紙幣所代表的價值量完全取決於紙幣的數量。當紙幣的發行量超過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時，由於紙幣本身沒有價值，它不能自發調節，不能自發退出流通領域，因而只能通過物價上漲來吸收。而邊區的實際情況是，一方面商品數量少，另一方面貨幣量不斷增加，其結果必然導致物價上漲，邊幣跌價。

第二，邊區出入口貿易不平衡。由於生產力落後，經濟上不能自給，邊區大部分日常用品如布匹、棉花、紙張、西藥、農具等都需要從邊區以外輸入，而邊區能向外輸出的，只有食鹽和少量的土特產。據延安貿易局統計，1941年延安出入口相差達9678666元。入超的存在使邊幣不能流通於邊區以外，同時邊區對法幣及外匯需求增多，使得邊法幣幣值相差日益顯著。

第三，邊幣的流通域小。即邊幣尚沒有獨佔內部流通市場。朱理治強調，邊幣推廣範圍的大小決定著邊幣價格之高下，邊幣流通範圍大，邊幣值錢，從而可多發；流通範圍縮小，邊幣就跌價，從而不能大量發行（朱理治：《朱理治金融論稿》，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3版，第109頁）。雖然邊區政府已發布公告禁止法幣流通，但是，由於對邊幣的宣傳力度不夠，加之許多地區並沒有嚴格執行法令，使得邊幣沒有在邊區得到全面流通和使用。另外，由於邊區經濟對外界有很大的聯繫與依賴，法幣的用途比邊幣更大，進出口商人和部分邊區人民對法幣有一定的需求，而政府無法滿足，他們就進行黑市交易，擾亂了邊幣幣值的穩定。

其次，從外部來看，法幣貶值和國民黨對邊區的封鎖惡化了邊區的金融和經濟環境。

第一，戰爭形勢的發展，敵人的掠奪與破壞造成法幣跌價，白區物價上漲，使邊區也受到影響。皖南事變前，邊區是以法幣作為本位幣的，事變後，邊區政府雖然禁止法幣流通，但邊區的物價仍是以法幣為標準。而且，邊區許多地方與友區相連，經濟上不能完全獨立，二者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物資交流，因此，邊幣與法幣必然發生聯繫，物價漲落情況受其影響也是自然的。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財政赤字愈加嚴重，不斷通過發行法幣來彌補赤字，以致發展為惡性通貨膨脹，加之日寇、漢奸的掠奪破壞和操縱，以及國民黨政府同室操戈的財政政策，都大大影響了法幣的信用，造成法幣貶值，白區物價上漲，邊區的物價也隨之上漲。

第二，頑固派分子對邊區的封鎖與破壞。皖南事變後，頑固派對邊區的破壞更加劇烈，一方面，他們利用邊幣發行初期，金融不穩定，向邊區傾銷法幣，搶購邊區物資，另一方面，加緊封鎖，不許邊區物資運入，企圖在經濟上困死共產黨。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對邊區物價的穩定產生衝擊。

對邊區物價上漲，邊幣跌價的原因分析清楚後，只要「對症下藥」，就能「藥到病除」。而內部原因是導致邊幣問題的主要原因，也是根本原因，只要解決這一問題，外部問題也就隨之解決。

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上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政經濟工作總方針。在總方針的指導下，邊區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從多方面緩解了邊區面臨的困境。

首先，發展生產，開源節流。毛澤東曾精闢地闡明：「財政有困難，只有從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上才能解決。」（《抗日戰爭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頁）增加邊區商品的流通量及減少邊幣的流通量，是穩定邊區物價及提高邊幣價值的根本方法，這就要發展邊區生產，減少財政上不必要的消費。在落實上，邊區銀行大量向工農業和運輸業放款，尤其注重農貸的發放，以刺激邊區生產的發展，增加邊區生產品，同時，積極吸收存款，發起儲蓄運動，健全金庫制度。政府實行精兵簡政，開展節約運動，以減少財政消費。

其次，加強「外匯」管理，促進出入口平衡。物價穩定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出入口平衡，因此，必須加強貿易管理，改變邊區的入超局面。邊區在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促進進口物品的生產，如棉花、布匹；另一方面限制非必需品的進口，如紙煙、洋布。同時，為打擊黑市，方便邊法幣兌換，邊區設立了貨幣交換所，實行掛牌政策，調節邊法幣的供求，從而促進了外匯價格的穩定及邊幣流通範圍的擴大。

最後，努力擴大邊幣的流通域。邊幣發行後，之所以沒能獨佔市場，既有經濟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因此，邊區政府提出應雙管齊下，經濟上，發展生產，促進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政治上，政府積極宣傳推廣邊幣，號召人民支持擁護邊幣，並積極健全和完善政府金融法令和政策，帶頭嚴格貫徹執行。

三

根據1941年上半年邊幣的發行情況，邊區在邊幣的發行和推行中採取了一些相應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邊幣。7月至12月延安的月物價上漲率下降為14%。隨著邊幣發行數量的增加，物價雖然在繼續上升，但上升的幅度趨於平穩，邊幣下跌的幅度也有所減小，這些都是邊區在穩定物價方面取得的成效。

1942年，邊區在貨幣發行和推行方面都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對貨幣政策的運用可以說進入了較為成熟的階段，所執行的各項政策都相繼取得成效。據黃正林《陝甘寧邊區社會經濟史》記載，7月至12月，延安的月物價上漲率僅為5.3%，上漲的幅度降低，而且9月和12月還出現了負增長。邊幣與法幣的比價也出現了穩步回升，由7月的325：100，上升到12月的209：100。這說明邊區銀行採取了適度的貨幣政策，實現了平抑物價和穩定金融的目標。

邊區金融和物價的暫時穩定，使人們在發行上出現了過於樂觀的態度，放鬆了警惕。同時，隨著朱理治同志受到「只想緊縮不想發行」式的批評並離開邊區銀行行長崗位，以及邊區財政、經濟對貨幣的需求，邊區黨政對銀行的行政干預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邊幣的發行迅速增加，1943年下半年月平均增長率高達30.7%，延安全年物價上漲了19.5倍。嚴重的通貨膨脹使邊區的物價、金融出現了混亂的局面，邊區政府被迫於1944年5月進行徹底的幣制改革。

今天看來，陝甘寧邊區之所以能夠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貨幣戰爭中取得最終的勝利，除了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正確領導和行動之外，關鍵是對貨幣金融理論和客觀經濟規律的把握。重新審視中共邊區時期的這場「貨幣戰爭」，對今天我國貨幣金融領域的諸多問題有很好的啟示：其一，貨幣發行要充分考慮市場供求和穩定物價問題；其二，貨幣流通要充分考慮外幣和匯率的影響；其三，經濟健康發展是金融穩定的重要保障。

朱理治同志作為我黨金融工作的先驅者，其主要思想後來集中體現在《朱理治金融論稿》（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之中。這本書在今天看來仍然閃耀著智慧的光芒。著名學者張宇燕先生這樣評價到：

重溫寫於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朱理治金融論稿》，我們不無驚奇地發現，儘管規模和複雜性有所不同，今天人們談論的美元霸權、歐元創立與歐元區擴展、金融自由化、貨幣戰爭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等問題，昔日邊區政府尤其是銀行行長都遇到過、討論過並漂亮地處理過了。如果說今天之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來自貨幣金融領域，那麼數十年前根據地共產黨人那一段勇於實踐、積累經驗、利用規律、科學總結的精彩歷史，或許能夠告訴我們許多東西。這其中特別包括那些諸如鑄幣稅理論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流通域」理論和通貨膨脹理論。——張宇燕：「實踐與真知——讀《朱理治金融論稿》」，載《文景》，2007年第10期。

本文寫於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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