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倒了羅斯福對華政策的赫爾利

作者：張家康

帕特里克·傑伊·赫爾利(Patirick Jay Hurley，1883——1963)，美國俄克拉荷馬州人，律師出身，共和黨人，曾任陸軍部長，駐紐西蘭公使。1944年9月，他以美國總統私人代表的身份來中國，後又任駐華大使。他在執行美國對華政策的過程中，出爾反爾，輕諾寡信，和蔣介石一唱一和，公開地扶蔣反共，正如毛澤東所批評的，赫爾利已使美國政府，「陷在中國反動派的又臭又深的糞坑裡拔不出腳來，把他自己放在已經覺醒和正在繼續覺醒的幾萬萬中國人民的敵對方面」。

助蔣驅走史迪威

1942年1月3日，根據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建議，成立中國戰區盟軍司令部，蔣介石出任最高統帥。蔣介石要求羅斯福委派一位美軍將領，前來擔當中國戰區盟軍司令部參謀長。美軍參謀長馬歇爾推薦其部屬、好友、陸軍中將史迪威擔任此職。3月，史迪威來到陪都重慶，在向蔣介石報到時，他強調說明，他是美國總統的代表、駐華美軍司令官、對華租借物資監理官、滇緬路監理官和中國戰區參謀長。他的職責和任務是，保持滇緬公路的暢通，指揮歸他節制的中國軍隊，協助提高中國軍隊的戰鬥力，發揮租借物資(即援華軍用物資)的作用。史迪威素以「尖酸刻薄」著稱，陳述時的那種「傲慢的神氣」，令蔣介石極為不快，據侍從室的官員說：「史迪威走後，蔣一人獨坐會客室內，面部陰沉，久久沉默不語。」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介石更是採取消極抗日的方針，認為「美日開戰，日本必敗，中國得救。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中國戰略地位的提高，美國決不會拋棄中國，而會不斷援助」。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藉此貯存大量的物資，利用美式裝備武裝國民黨軍隊，然後，再等待時機，去消滅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力量。史迪威最早看出蔣介石的險惡用心，他在日記中寫道：「蔣介石總想讓自己的部下耳目閉塞，因為他不依賴他們，如果他們全都什麼也不知道，就絕對不會湊到一起謀反。委員長從來不肯把好大炮分配給非嫡系部隊使用。同樣，由於他存在著這種由來已久的不信任心理，他不願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他總是盤算如何把軍備省下來，留待將來他的地位一旦受到威脅時使用。」

蔣介石異想天開，也要求史迪威對其惟命是從，凡事不得有絲毫的違拗。可是，中國戰場節節敗退的現狀使史迪威十分沮喪惱火，他多次向蔣介石建議，軍事要改革，軍隊要改組，那種以效忠個人的封建關係指揮軍隊，勢必會使中國戰場一敗塗地。他將自己的想法報告給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並且強調：「華盛頓必須了解中國的政治現實，以免上當。」

蔣介石當然不會採納史迪威的建議，而更令蔣難以容忍的是，史迪威竟然要求撤出包圍共產黨的幾十萬大軍去打日本，還要撥出一些美援物資，給抗日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蔣介石豈容史迪威的藐視，只是投鼠忌器，因為史迪威的背後是馬歇爾、羅斯福。蔣在日記中寫道：「若始終強硬，則對羅斯福總統輔助中國為四強之一政策有所背棄，是於吾為最不利。」蔣介石憂慮「史迪威有權指揮中共部隊，也有權接濟中共部隊械彈藥品」，擔心中共的武裝力量因此而更加壯大(唐縱再向羅斯福提出要求，希望將史迪威召回美國。

1944年4月，日軍發動河南戰役，國民黨湯恩伯、胡宗南等部望風而逃，鄭州、洛陽等38座城市相繼淪陷。接著，長沙、衡陽失守。中國戰場的大潰敗，使羅斯福不僅不召回史迪威，反而晉陞史迪威為上將軍銜，並去信蔣介石，請蔣給史迪威以實際的軍事指揮權，「有權協調和指揮作戰行動，阻止日軍的進攻浪潮」。9月18日，羅斯福又給蔣介石發來電報，敦促蔣儘快給史迪威以軍事指揮權，並且強調：「如果再行拖延，我們和我們力求挽救中國的一切努力定將付諸東流。」

這時，赫爾利已在重慶。赫氏來中國主要負有5項使命：一、防止國民政府崩潰；二、支持蔣介石任民國總統和軍隊統帥；三、協調蔣介石與美軍指揮官的關係；四、促進中國戰爭物資的生產和防止經濟崩潰；五、為打敗日本統一所有中國軍隊。

蔣介石清楚赫爾利的地位和作用，更了解此公乃是一個「喋喋不休的饒舌者」，於是，蔣便「惡人先告狀」，曆數史迪威的不是，對赫爾利說：「我已下決心，請羅斯福總統調回史迪威，另派一能合作的高級軍官來接替參謀長職務。希望羅斯福總統不要因為堅決要求調回史迪威而使中美之間產生隔閡。」蔣介石甚至以事關主權和人格相要挾，表示絕不接受任何強制命令，「否則，任何犧牲均所不惜」!

赫爾利被感動了，欣然為之做說客，並且誇大其詞地說，蔣介石是防止中國崩潰的惟一領袖。10月10日，赫爾利再給羅斯福去信說：「我的意見是，如果你在這場爭論中維護史迪威，你將失去蔣介石，並且你還會連同失去中國……如果我們讓中國崩潰，如果我們不能讓中國軍隊繼續參戰，那麼，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將發誓說我們支持史迪威是對的，這也改變不了歷史的結論。美國勢必在中國遭到失敗，……我謹建議你解除史迪威將軍的職務，任命另一位美國將軍在委員長領導下指揮在中國的一切陸空部隊。」

羅斯福看到蔣介石和史迪威已是水火不容，為維護美中戰略夥伴關係，不得不作出讓步，下令史迪威立即回國。10月18日，史迪威離開中國，接替他的是艾伯特，魏德邁將軍。

史迪威被召回的消息傳出後，美國的輿論界立即掀起軒然大波，《紐約時報》在報道這則消息時說：「史迪威被召回，是中國垂死的反民主政權的政治勝利」，「這實際上是我們默認一個不開化的殘忍的獨裁政權……」

與毛澤東會談簽協議

1944年10月間，赫爾利在重慶與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多次交談，明確表示，他受羅斯福委派，是前來中國幫助實現團結的，而決無黨派偏見，所以，分配援華物資決不會偏重某一方。他還說，中共應取得合法地位，應當有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軍事領導機關中應有共產黨員參加。他讚揚中共的寬容忍讓，以國家利益為重的高尚品質。他還表示這樣的意願：在必要時訪問延安。

毛澤東得知這一信息時，正在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毛澤東說：赫爾利來，我們要開個歡迎會，由周恩來出面介紹，再搞點音樂晚會。毛澤東還分析說：蔣介石要赫爾利來調停，可得救命之益。蔣想給些小東西而對我們加以限制，至於能拿出什麼東西來，多少可以拿一點。會議經過討論後決定，對與赫爾利會談應取積極態度，基本問題是要改組政府，對國民黨仍要批評。

11月7日上午，赫爾利乘坐的專機在延安機場降落，當身穿軍裝、胸前佩戴著各色勳章的赫爾利出現在舷梯上時，周恩來立刻把毛澤東請了過來。他們在機場為赫爾利舉行熱情而簡樸的歡迎儀式。

次日上午，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同赫爾利舉行第一次會談。赫爾利首先表明，他是受羅斯福總統的委派，來談判關於中國的事情，這次來延安，還得到蔣介石的同意和批准。他拿出《為著協定的基礎》，說明這份文件是他與蔣介石共同草擬的，共有5條條款，主要內容是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遵守並執行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命令，要共產黨軍隊的一切軍官和士兵接受政府的改組，然後，國民政府才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

下午，赫爾利與毛澤東等舉行了二次會談，毛澤東說：中國需要在民主的基礎上團結全國抗日力量。首先希望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和組織，迅速來一個改變，這是解決問題的起碼點。如果沒有這一改變，也可能有某些協定，但是這些協定是沒有基礎的，因此必須改組現在的國民黨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黨派和無黨無派人士的聯合國民政府，改變現在政府的不適合於團結全中國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關於改組軍隊，我以為應當改組是喪失戰鬥力、不聽命令、腐敗不堪、一打就散的軍隊，如湯恩伯、胡宗南的軍隊，而不是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不破壞解放區抗戰力量及不妨礙民主的基礎上，我們願意和蔣介石取得妥協。即使問題解決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們並不要求一下子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要破壞解放區抗戰力量和妨礙民主，那就不行了。毛澤東還就《為著協定的基礎》，提出具體的修改意見。赫爾利認為毛澤東的意見是合情合理的，他說：「從今天的談話中，我感覺到毛主席的熱忱和智慧。」

9日下午，毛澤東與赫爾利進行第三次會談，中共提出的協定修改草案，為赫爾利所接受。毛澤東希望赫爾利回重慶後，說服蔣介石同意中共所修改的要點。赫爾利說：我將儘力使蔣介石接受，我想這個方案是對的。赫爾利還說：如果蔣先生表示要見毛主席，我願意陪毛主席去見蔣，討論增進中國人民福利、改組政府和軍隊的大計，我們將以美國國格擔保毛主席及其隨員的安全。毛澤東說：我很久以前就想見蔣先生，過去情況不便，未能如願。現在有美國出面，赫爾利將軍調停，這一好機會，我不會讓它錯過，我還不了解蔣先生是否會同意我們的五要求。他如同意，我即可與他見面。我總覺得在我和蔣先生見面時，要沒有多大爭論才好。毛澤東提出，這個文件經雙方同意後，雙方應共同簽字，公開發表。

第二天上午10時，毛澤東與赫爾利進行第四次會談。毛澤東就簽定修改後的文件作了說明：(一)關於我們所同意的文件，請赫爾利將軍轉達羅斯福總統。(二)關於我們與赫爾利將軍商談的這個協定，昨天晚上我們中央委員會開了會，一致通過這一文件，並授權我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這個文件上簽字。(三)我今天還不能和赫爾利將軍同去重慶。我們決定派周恩來和你同去。總之，我們以全力支持赫爾利將軍所贊助的這個協定，希望蔣先生也在這個協定上簽字。隨後，毛澤東在這個一式兩份的文件上籤了字，赫爾利作為美國總統的私人代表和見證人也簽了字。文件還留有空白處，專給蔣介石簽字。

這份文件命名為《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議》，即《五條協定草案》，主要內容為：一、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應共同工作，統一中國一切軍事力量，以便迅速擊敗日本與重建中國。二、現在的國民政府應改組為包含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無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同時，軍事委員會應改組為由所有抗日軍隊代表所組成的聯合軍事委員會。三、聯合國民政府應實行用以促進進步與民主的政策，並確立正義、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向政府請求平反冤抑的權利、人身自由與居住自由。四、所有抗日軍隊應遵守與執行聯合國民政府及其聯合軍事委員會的命令，由聯合國得來物資應被公平分配。五、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

會談就要結束，赫爾利將要飛回重慶。毛澤東對赫爾利說：「我們決定派周恩來和你同去。因為估計對於許多細節，蔣先生會有意見。周同志在那裡，可以和赫爾利將軍一道幫助談判。」赫爾利也說：「毛主席，你當然理解，雖然我認為這些條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證委員長會接受它。」赫爾利建議毛澤東給羅斯福寫一封信。

當天，毛澤東便將寫給羅斯福的信交由赫爾利轉交。信中說：「我很榮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爾利將軍。在三天之內，我們融洽地商討一切有關團結全中國人民和一切軍事力量擊敗日本與重建中國的大計。為此，我提出了一個協定。……這一協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八年來在抗日統一戰線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現托赫爾利將軍以我黨我軍及中國人民的名義將此協定轉達於你。」

背棄協定扶助蔣介石

蔣介石果然不接受《五條協定草案》，赫爾利只能幹著急。這時，赫爾利已是駐華大使。據當年美軍觀察組成員包瑞德回憶：「在我看來，從這天開始，他同共產黨人談判時就日益傾向於袒護國民政府。」赫爾利確實不了解中國，不清楚國共之間的恩怨是非，但是，他卻始終把握一個原則，那就是扶持、保證蔣介石政府在中國的統治。

蔣介石告訴赫爾利，將擬定一個新的草案，請赫說服共產黨接受。第二天，宋子文便送來新的草案，即3條反建議，其要點是：(一)國民政府允將中共軍隊加以改組，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二)中共應將一切軍隊移交國民政府軍委會統轄，國民政府指派中共將領以委員資格參加軍委會。(三)國民政府之目標為實現三民主義之國家。赫爾利看著這3條反建議，感到很為難，因為這與他和毛澤東簽署的《五條協定草案》差距太大，毫無疑義是共產黨難以接受的。

11月21日，赫爾利把「三條反建議」交與周恩來，立即遭到周恩來的質疑：「蔣介石對聯合政府態度如何?」赫爾利回答：「啊，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了。」他還說，蔣允許共產党參加政府，只是不願寫在建議上。周恩來指出，這裡所說的參加政府和軍事委員會，只是掛名，毫無實權，說明國民黨無改變一黨專政的誠意。周恩來問道：「中國的團結是否以聯合政府為前提?聯合政府是否合理、民主的?中共參加政府是否只能當觀察者，而沒有實權?」赫爾利心虛理虧，只得以他只是見證人、而不是當事人來迴避，躲躲閃閃地回答：「聯合政府當然是民主的，但是，《五條協定草案》也不是沒有可改動之處。中共進入政府是等於無實權，但是，也事在人為，譬如我們議會的議員，有的還能夠控制議會。」

顯而易見，赫爾利已經背棄《五條協定草案》，中共參加談判已經失卻基礎，所以周恩來通知赫爾利，將立刻返回延安。赫爾利慌了，極力挽留周恩來，說：「聯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參加政府，參加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則已答應。我希望你們參加進來，然後一步一步改組。」「只要參加政府，就可獲得承認，就可獲得美國軍官幫助訓練和作戰，就可獲得物資的供應。你們拿到這些東西，就可以強大起來。為什麼一定要改組政府呢?」周恩來當即回答：「聯合政府本為毛主席在延安向赫爾利將軍提出者，赫爾利將軍亦認為合理。至於參加政府及軍事委員會之舉，即會做到，也不過是做客，毫無實權，無濟於事。」

赫爾利沒想到卻在周恩來面前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拜拜」作別。

1945年1月，毛澤東曾給「美國最高官員」寫了一封信，尋求與美國政府直接對話的方法，可是，赫爾利卻扣壓了這封信。美國作家特里爾在《毛澤東傳》中記述：「他(毛)的信件於1945年1月交給迪克西使團駐延安的辦事處，希望他們轉交給『美國最高官員』。信中說，毛澤東或周恩來，或他們二人，已做好赴美的準備，如果羅斯福總統把他們當做中國主要政黨發言人接待的話。……赫爾利扣壓了這一信件。……毛始終沒有得到答覆。」

赫爾利知道，中共的軍隊不可能隸屬於國民政府，並接受蔣介石的統率。於是，他想出一個「曲線統一」法，向周恩來提出了兩條補充意見：(一)由美國、國民黨、共產黨各派一人組織軍隊整編委員會；(二)由美國派一將官任敵後中共軍隊的總司令，國民黨、共產黨各派一個為副總司令。赫爾利想以「仲裁國」的身份，幫助蔣介石實現其不費一槍一彈便全部收編共產黨武裝的願望，當即受到周恩來的嚴詞拒絕。

赫爾利「曲線統一」不成，乾脆公然阻止給八路軍的正常的美援。1月23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向魏德邁申請2000萬美元貸款，以用作對日作戰經費。赫爾利知道後，立即給美國國務卿發去電報說：「我堅定地認為，……批准朱德將軍獲得租借物資和財政援助的要求，都將破壞美國的既定政策。這個政策是防止國民政府崩潰，支持蔣介石為政府委員長和軍隊統帥。」

赫爾利在回國述職時，向羅斯福轉達蔣介石的兩條信息：(一)國民黨不論共產黨同意與否，將召開國民大會；(二)蘇聯現不會承認中共或接濟中共，請羅斯福放心支持國民政府。

4月25日，聯合國將召開成立大會，消息傳來，周恩來立即給赫爾利致電說，國民黨政府是獨裁統治，不能代表解放區9000萬人民，因此中共代表和民主同盟的代表應佔三分之二，此意見請轉達美國總統。可是赫爾利卻一再拒絕，後只允許中共派董必武一人為代表。

抗戰勝利後，赫爾利向蔣介石建言，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這樣便可陷毛澤東於兩難境地。如果拒絕來重慶，那麼，將向國人昭示其無和平的誠意；倘若其真的來重慶談判，那麼，我們則以時間爭取空間，拖上它一段時間，乘此將國軍往華北、華中等地部署，到那時，談成也罷，談不成也罷，毛澤東和共產黨便成為籠中之虎，惟有束手就擒。

「彌天大勇誠能格」，毛澤東慨然應邀前來和談，在重慶與蔣介石多次會談，並且廣泛接觸各黨派、各階層人士，盡顯中國共產黨真心熱愛和平的坦蕩胸懷，更糾正了國民黨妖魔化毛澤東、共產黨的政治偏見，毛澤東詩人政治家、政治家詩人的形象，深受國統區人民的認知和喜愛；相反，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暴露無遺。赫爾利於無意中竟給毛澤東、共產黨作了一次大張旗鼓的宣傳，而給蔣介石幫了倒忙。

聲名狼藉的「討厭鬼」

1944年七、八月間，根據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指示，中緬印戰區向延安派駐美軍觀察組，組長為戴維·包瑞德上校，成員9人。他們依據自己的觀察和思考，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是不可低估的戰鬥力量，應該向他們提供武器，應該與他們聯合對日作戰。他們稱讚中共領導人，「有著偉大的作為領導者的能力和品質」，中共領導的根據地「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他們多次向美國政府建議，「不能無限期地擔保一個政治上破產的政權」，應推動國共兩黨向著聯合政府的方向發展。

赫爾利到任後，卻對這些正確的論斷置若罔聞。這個胸襟狹小的人，將包瑞德等視為史迪威的人，必欲掃地出門而後快。在使館的訓話會上，他嚴厲警告，凡是沒有得到蔣介石的明確同意，都不得幫助重慶政府以外的個人或團體。為了加重威脅，他還歇斯底里地說：「有人犯的錯誤比這輕，都被我槍斃了。」

赫爾利認為美國國內的批評輿論，都是由包瑞德透露的消息，所以他想方設法地尋機報復，先給包瑞德的晉陞設置障礙，使包瑞德失卻惟一的一次晉陞將軍的機會，然後再無端地撤包瑞德的職，隨之將其調離中國。赫爾利的障礙被清除了，美軍觀察組也清一色地「扶蔣反共」，自然也就「很快被中共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

對於赫爾利的高壓手段，美國財政部派往中國的代表所羅門·愛德東不吃這一套，從1月16日至2月4日，愛德東連續給白宮寫了4封信，信中說：赫爾利完全不了解中國的現實，是個自命不凡、冒充大人物的討厭鬼。赫爾利已使中共疏遠美國，並可能導致中國發生內戰，使中國成為美蘇衝突的焦點。華盛頓應當給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施加壓力。2月25日，愛德東又給白宮寫了第五封信，提醒說：「美國在中國的前途，不應該讓赫爾利這種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傢伙去決定。」

雖然這些信件如泥牛人海般地杳無音信，但是，美駐華使館中批評赫爾利的聲音卻大了起來。赫爾利回國述職期間，使館內文武官員聚集一處，檢討赫爾利對華政策，認為事情的發展極為嚴峻，應該給國務院寫一封急信。這封信由美駐華武官、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起草。信中批評說，赫爾利使華以來造成的局勢，「使得蔣介石方面不願作任何妥協」，而「在共產黨方面，他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是我們確定僅去支持蔣介石」。這樣，中國便隱伏著深刻的內戰危機。建議「總統以明確的語言告訴委員長，軍事上的需要，要求我們向共產黨人及其他援助對日作戰的適當集團，提供補給並與之合作，我們將為此採取直接的步驟……我們相信，這將在中國產生深遠的有利的政治影響」。

羅斯福總統逝世後，赫爾利更是為虎作倀，公開聲言將全力支持蔣介石，而不支持「武裝的政黨和軍閥」，中國共產黨已入他的黑名單。他還無所顧忌地追究使館內的「不同意見者」，謝偉思被強加「偷竊文件」、其目的是親毛反蔣的間諜罪，與其他5人被逮捕。

謝偉思等人被捕，使蔣介石興高采烈，他在日記中寫道：「此六人逮捕以後，美國對華政策乃可漸次明朗，其阻礙亦可逐漸掃除乎?而其對俄政策之堅強，亦可於此窺見矣。」

1945年4月5日，《新華日報》針對赫爾利在美國的胡言亂語，發表時評《我們的堅定而明確的態度——評赫爾利將軍談話》，文章指出，赫爾利的談話「有助於中國分裂與內戰的危險，有拖延抗戰勝利的危險。」毛澤東讀過時評後，寫下批語：「重慶此件很好。延安暫取不理態度。」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閉幕詞中，再次批評說：「赫爾利已經公開宣言不同中國共產黨合作，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到我們解放區去亂跑呢?」7月10日和12日，毛澤東連續為新華社撰寫兩篇評論，嚴厲批評赫爾利扶蔣反共的行徑。毛澤東說：「這個以赫爾利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危險性，就在於它助長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增大了中國內戰的危機。」

不久，毛澤東在延安接見美國民主同盟兩位代表時，對赫爾利的批評已帶有明顯的義憤色彩，他說：「我這幾條爛槍，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國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爾利趕走了再說!」同時，中國共產黨公開表示，堅決反對赫爾利再任駐華大使。美國國內對赫爾利的非議也越來越多，指責其「顛倒了」羅斯福的對華政策。在這種背景下，美國不得不糾正赫爾利所造成的偏差，改公開扶蔣反共為扶蔣容共，企圖通過所謂「調處」國共關係不戰而控制中國。

1945年11月26日，聲名狼藉的赫爾利不情願地向杜魯門遞交了辭職信，自此，便再也無顏踏上中國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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