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為什麼要屠殺數十萬華人？

研討會現場。前排右二是研討會的組織者阿古斯·維多約約（Agus Widjojo），他的父親是一名陸軍將領，在「九卅事件」中被親印尼共的政變者殺害

海外網4月20日電 據騰訊評論，近日，針對印尼軍政府50年前的大屠殺暴行，印尼史無前例地舉行了一場公開研討會——1965-1966年間，印尼軍政府血腥清洗了國內數十萬「親共左派」。一般認為，被屠殺的總人數超過了50萬，其中約30萬是華人。研討會由非政府組織「全國人權委員會」主辦，得到了印尼官方的認可和支持。這是大屠殺發生後50年來，印尼官方首次允許公開討論。

因華人在被屠殺者當中佔有相當高的比例，這場慘劇在中國也常常被稱作「1965年排華大屠殺」。那麼，為什麼華人在印尼，會多次遭受類似的橫禍呢？

導火索：印尼共捕殺陸軍高級將領；陸軍清洗數十萬「親共左派」

1965年大屠殺，肇始於印尼共與印尼陸軍之間由來已久的矛盾。總統蘇加諾為了搞「有領導的民主」（簡單說來就是推崇個人威權，摒棄議會民主），一手藉助陸軍的支持，一手又扶植印尼共來牽制陸軍。1951年，印尼共只有不到1萬名黨員；到1963年，黨員人數超過了200萬；到1965年，超過了300萬，成為印尼國內人數最多的黨，也成為僅次於蘇共和中共的世界第三大共產黨。沒有蘇加諾的扶植，是做不到的。同期，印尼陸軍也在鎮壓國內叛亂的過程中一路坐大，且與蘇加諾關係日趨惡劣。蘇加諾左傾，與蘇、中交往頗多；陸軍右傾，與美國中情局往來密切。蘇加諾懷疑陸軍不忠於自己，想要往陸軍內部安插政治委員；陸軍也高度戒備蘇加諾，極力反對他和印尼共提出的建立「第五軍種」（武裝化的民兵組織）的計劃。①

這種矛盾到1965年，因蘇加諾病情惡化，已呈一觸即發之勢。美國中情局該年1月26日的一份機密備忘錄分析稱：「蘇加諾的維也納醫生認為，如果不儘快為他進行手術取出腎結石的話，他一兩年內就會去世——可能很快就會暴斃。即使他做了手術，他的壽命和身體機能也非常具有不確定性。……（這使得）印尼共產黨及其對立派別之間的政治爭奪已經白熱化。」②1965年8月3日，蘇加諾突然病倒，緊急召回了正在中國訪問的印尼共領袖艾地。與艾地同機返回的中國醫生對蘇加諾的病情非常悲觀。8月中旬，印尼共舉行政治局會議，通報和討論了蘇加諾的病情，艾地在會上表態：是我們首先撲過去呢，還是等著讓別人撲過來？我更傾向於先下手。③

1965年9月30日深夜，在印尼共的策划下，印尼總統衛隊營長翁東中校等人發動政變，6名陸軍高級將領人頭落地，此即「九卅事件」。隨之陸軍將領蘇哈托發動反撲，翁東等人潰敗，蘇加諾成為傀儡，包括印尼共領袖艾地在內的數十萬人被清洗；被誤殺者不計其數。

印尼共主席艾地(左二)在「九卅事件」前夕檢閱印尼共女志願軍

大清洗：雖無確證，軍政府仍渲染中國參與政變，煽動反華暴行

大屠殺中，華人之所以首當其衝，與蘇哈托軍政府宣稱中國支持了印尼共的政變，有莫大關係。不過，迄今為止，還沒有材料能夠證明中國直接參与了「九卅事件」。美國中情局的看法是：

「關於共產黨中國在政變前向印尼秘密運送武器一事，……只能說中國人給印尼運送過武器。這些可疑的武器好像都是經過雅加達港口進入印尼。然後存放在附近的空軍倉庫里。沒有證據表明印尼共產黨在政變前得到過任何武器。顯然，同中國人進行武器交易密談的是蘇加諾，而不是印尼共產黨。沒有任何確鑿的證據證明，印尼共產黨曾秘密接受過任何中國武器，這裡指的當然是數量可觀的武器。」「應該認為，沒有證據證明中國直接插手了這次印尼政變。艾地最後一次到北京訪問中國領導人的時機本身並不能作為確證，它既不能證明中國人事先知道印尼共在策劃政變，也不能證明中國人可能最先向艾地提出政變的主意。」④

雖然沒有證據，但蘇哈托軍政府的宣傳是有效的。「九卅事件」後，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等機構遭到了搜查和搶掠；普通華人的遭遇更為凄慘。美國中情局在1966年4月1日的一份特別報告中寫道：「我們仍然無法確切地知道中國在多大程度上捲入了那次政變。可以獲得的情報主要來自印尼一方，這些情報大部分都根據領導人的需求被歪曲或者被粉飾過了。他們意識到了群眾中的反華情緒，並通過渲染華人在事態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以試圖利用這一情緒。……據說軍方故意散播中國人捲入政變的消息，並且看起來成功地在印尼民眾中煽動了反華情緒。」⑤

研討會現場。此次研討會，有大清洗倖存者、軍隊將領及歷史學者等多方人士參加

主公制度：畸形的經濟體制，嚴重惡化了印尼華人的政治處境

華人在印尼的悲慘境遇，除了蘇哈托軍政府的刻意煽動之外，還有更深遠的歷史原因。試舉三例：

1、因為在二戰中的立場不同，華人在戰後被扣上了「殖民主義殘餘」的帽子

20世紀初，東南亞原住民和南洋華僑的民族意識，大略同步蘇醒。但在稍後的二戰中，二者的政治立場卻分道揚鑣。蘇加諾、昂山等東南亞民族主義領袖，為驅逐英國、法國、荷蘭等西方殖民者，選擇了與日軍合作；當地華人則積極響應國民政府的號召，或捐款、或參加游擊隊，與英、法盟軍站在同一陣營。二戰結束後，英、法、荷等國試圖重回東南亞，引起原住民的反抗，華人也成為原住民仇視的對象。1950年代，華僑經濟被蘇加諾政府定性為「殖民主義殘餘」，遭到嚴酷打壓。當時常見的煽動口號是「佔總人口不到3%的華僑卻控制了80%的印度尼西亞經濟」。這種煽動非常有效，但對印尼的經濟發展並沒有任何好處。比如，1959年蘇加諾將40萬華僑從鄉鎮驅逐出去，出台法令不允許華人經營縣以下的零售商業。數十萬華人流離失所的同時，原住民也陷入了既賣不出農產品也買不到日用品的困境。排華導致經濟上的停滯；為開脫經濟停滯的責任，又往往進一步刺激排華，遂成惡性循環。⑥

2、國共黨爭，波及華僑

50年代國共兩黨之間的鬥爭，也波及到了遠在印尼的華僑。蘇加諾、印尼共與北京關係良好，但印尼地方反對武裝則接受了台灣當局提供的物資和軍事援助。1958年3月，以在叛軍中發現來自台灣的武器為由，雅加達發生了逮捕親國民黨華僑的「國民黨案」，並迅速演變成無區別的排華運動，三十餘名華人社團領袖被捕，上百家華人社團被取締，七百餘間華人學校被關閉，10萬以上華人兒童失學。在此次運動中，印尼共曾多次指責印尼陸軍力度不夠。⑦1960年初，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向印尼政府抗議了對華僑的逼遷和迫害，並要求印尼政府協助遣送那些不願意繼續居留在印尼的華僑。據統計，自1960年1月至11月底，經由廣州、湛江各口岸接待的印尼歸僑，共計88247人（另有數千人選擇去了台灣）。至1961年，印尼尚有華僑250萬人。⑧

3、畸形的「主公制度」讓華人在政治上的處境更加惡化，1998年再成民憤犧牲品

借「九卅事件」屠殺了數十萬華人之後，蘇哈托軍政府宣布關閉了所有的華文學校，取締華文報刊，禁止華人公開慶祝春節等中國傳統節日，印尼文的「中國」（Tiongkok）、「中華」（Tionghoa）被強制改為「支那」（Cina），「華人」被改稱「支那人」（Orang Cina或Turunan Cina），華人姓名也必須改成印尼人姓名。和蘇加諾時代不同的是，蘇哈托一方面將華人的政治文化權利剝奪殆盡，另一方面卻又在經濟上放寬了對華人的限制，搞起了「主公制度」——簡單說來，就是華人企業家提供資金和技術，印尼裔的軍政官員提供經營許可證和政治保護。⑨

這種權錢結合模式，造就了不少大型華人企業，也帶動了印尼經濟的增長，但同時也進一步惡化了華人在印尼社會中的政治處境。民憤指向「主公制度」下產生的貪腐官員的同時，也絕不會放過被捆綁在這一制度上的華人企業。這實際上也是一套惡性循環：華人通過「主公制度」在經濟上越成功，在政治上也就越脆弱；政治上越脆弱，也就越需要依賴「主公制度」和貪腐官員。對蘇哈托軍政府而言，偶爾煽動排華情緒轉移民眾視線，也不失為一種應付民憤的「好辦法」。故而整個蘇哈托時代，政府操控下的排華運動從未中斷。至1998年，蘇哈托政府因金融危機倒台，華人又一次成為了民憤的犧牲品。「五月排華騷亂」的受害者數據，迄今沒有統一的說法——據志願者組織統計，雅加達有1190人被燒死，27人被打死；印尼警方則稱雅加達有451人死亡。⑩

簡而言之，自1950年代至1990年代，華人在印尼的悲慘遭遇，主要是政治惡意操弄的結果；印尼政府長期把華人當成「東方的猶太人」進行抹黑。近年來，隨著威權時代的結束，印尼華人的境況已有頗多改善，可以參政，可以使用華文，也可以過春節等傳統節日。不過與歷史達成和解並不容易。2014年，印尼正式廢除針對華人的「支那」(cina)這一歧視性稱呼；但在2015年，印尼軍方和警方卻又打壓了國內關於1965年大清洗五十周年的紀念活動；至於剛剛舉辦的關於大屠殺暴行的公開研討會，當局也聲明了不會道歉……這種反覆與保守，誠如印尼官方所言，「這是一個好的開始」，至於這段歷史和解之路能走多遠，尚未可知。

研討會會場外的抗議者

注釋

①羅傑，《威權政體：東南亞民主化必經階段》，2003（博士論文），P55-59。②《中情局關於印尼存在的主要問題和前景的特別備忘錄》。收錄於：沈志華、梁志/主編，《窺視中國：美國情報機構眼中的紅色對手》，東方出版中心，2011，P415-419。③謝志瓊、鍾冰/譯，《印尼「九·三○」事件：美國中央情報局調查報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P221。④同上，P128；P211-212。⑤《中情局關於中國在印尼遇到挫折的特別報告》，收錄於：沈志華、梁志/主編，《窺視中國：美國情報機構眼中的紅色對手》，東方出版中心，2011，P484-488。⑥梁隆俊，《戰後印度尼西亞的華僑、華人經濟政策》，《南洋問題研究》1986年第2期。⑦丘正歐，《華僑問題研究》，（台）國防研究院，1965，P155-161。⑧楊建，《一九五九年印尼排華事件與廣東歸僑安置》，《廣東黨史》2005年第1期。⑨黃昆章，《印尼華僑華人史（1950至2004年）》，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P216-218。⑩趙子隆，《真相尚未大白——評印尼五月暴亂調查報告》，收錄於《98印尼華人遭遇實錄》，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P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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