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看中美現在經常互撕，當年美國對中國可「好」了
現在的中美關係比較緊張，動不動互相批評。但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美國對華態度相對還是比較友好的，最起碼在列強中，其所採取的政策帶有開拓性、前瞻性。
美國1928年率先簽訂對華關稅新約就是典型一例，雖然其中原因錯綜複雜。
美國最初也不支持中國關稅自主。1924年3月，北京政府建議召開關稅會議預備會議，美國帶頭表示反對，並把自己的觀點轉告給英國、日本等國，試圖取得列強的支持。美國的理由主要是北京政府或其他地方政府都越來越不負責任，很難同其談判權利問題，中國很難安排適當的代表，而代表若沒有全權，討論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但從1925年開始，美國對中國實行關稅自的態度逐漸鬆動。6月19日美國駐華代辦梅耶（Mayer）敦促美國政府儘快採取行動，對中國人做出「一些讓步」，「如果我們不那麼做，後果將是嚴重的」。國務卿凱洛格（Frank B. Kellogg）在給總統的報告中建議考慮與中國討論這個問題，並指示駐華公使馬克謨（J.V.A.Macmurray）：美國同其他國家的基本政策可以不同，不一定要與他們達成一致意見。所以當8月19日中國政府向美國發出參加關稅會議的邀請時，美國立即接受了。
時任美國國務卿凱洛格
1928年夏天，南京政府軍隊攻下北京，取得了形式上的全國政權統一。6月15日，南京政府發表對外宣言，提出「重訂新約以副完成平等及互相尊重主權之宗旨」。7月7日又發表重訂條約的宣言，在全國掀起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高潮。接著在7月25日中美兩國代表宋子文與馬克謨就在北京簽訂了《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之條約》，規定中國實行「國家關稅完全自主之原則」，同時兩國「在彼此領土內享受之待遇，應與其他國家享受之待遇毫無區別」。這一條約的簽訂也表明了美國對南京政府在事實上（de facto）的承認。
美國這一巨大改變的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體現出美國外交政策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矛盾與融合，也再次體現出影響美國外交決策的一些典型影響因素。
美國國內存在著要求放棄在華特權的輿論壓力。美國國內一直有孤立主義的傳統，雖然在一戰期間一度沉寂，但到了20世紀20年代初，隨著一戰的結束，以及對戰爭所造成的巨大災難深感震驚和失望，孤立主義勢力再度抬頭並不斷壯大。而且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相信，美國介入世界大戰是為少數特權者的自私目的服務的。在這種背景之下，根據《辛丑條約》的規定美國的軍隊繼續留在中國已經受到了輿論的譴責，因此美國政府不得不對在中國以武力保護美國人的特權感到猶豫和擔心。
美國政府也希望通過此舉贏得中國好感。當時的對華政策主導者凱洛格和詹森決心要使美國成為中國的頭號朋友。如果美國帶頭恢復中國的主權，在中國的朋友中居領先地位，並為中國人民的獨立自主充當辯護人，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就會報答美國的友誼。而簽訂關稅條約，承認中國關稅自主，將成功實現凱洛格等人要使美國成為中國主要朋友的願望，把自己視為「中國主權的維護者」，同時也掌握對華外交主導權。
當然，政治經濟利益因素對政策的影響也從來不可忽視。通過簽訂對華關稅新約，有助於制約日本在華擴張勢頭。日本在中國具有美國等西方國家承認的特殊地位，而它對華投資居各國之首，且增長迅速。美國對於武力擴張在華勢力範圍並無多大興趣，而且國內民眾也不允許美國政府那樣做。中國關稅自主，對英日等國影響較大，而對於美國對華出口什麼負面影響，倒是增強了美國對英日等國的在華商業競爭力，擴大了中國從美國進口原本需求量就比較大的原材料等的數額，有利於保持美國在這些領域對華出口的優勢地位和貿易順差。可以說美國從中國的關稅自主中只會獲益而不會損害其在華經濟利益。美國對華貿易從1928年開始直線上升，1931年美國對中國商品輸出就超過日本，居各國之首。
從扶持國民政府反蘇反共角度而言，此舉意味深遠。蘇聯及共產主義是當時美國外交決策者們最擔心的問題之一。出於這種原因，美國積極支持蔣介石掌權，抵制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滲透，壓制中國左翼活動。美國有目的地加強國民政府這個穩健派的民族主義政權，以避免中國民族主義更為激進甚至左傾。通過與國民政府簽訂關稅新約，等於事實上承認了國民政府。而這種承認不僅「不會給美國引起任何特別的風險」，相反，還有助於中美之間的關係，有助於「中國形成一個穩定局面的努力」。
中國人民和政府的鬥爭，也使美國政府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多年來，中國人民為廢除不平等條約、爭取獨立完整地國家主權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運動高潮，使列強不得不考慮適當取消一些在華特權的問題。在民眾的巨大壓力下，無論是北京政府還是南京政府，都向列強提出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美國政府知道中國關稅自主勢在必行，既然這樣，它便打算像解決寧案一樣再次走到各國前面，以顯示對國民政府的好感。
實際上不管如何標榜目的高尚，美國的外交政策歸根到底仍是功利主義的。在中美關稅新約上也是如此。美國打破往常的慣例，沒有等到與列強採取一致步驟就率先與中國簽訂關稅新約，既有國內政治、輿論等方面的因素，也有對國際局勢的冷靜觀察和對經濟利益的權衡。這些因素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方起著不同的作用，但最終都匯聚到一點上，共同推動美國政府搶在各國前面同中國簽訂關稅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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