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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與便:古代中國都城的兩難選擇

2016-04-22 時拾史事


險與便:古代中國都城的兩難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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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都城都比較固定,甚至當該地區換了國家,換了人種,那些中心城市依然有一種鶴立雞群的存在感。如羅馬之於亞平寧半島,雅典之於希臘,巴比倫(巴格達)之於兩河流域,巴黎之於法蘭西,莫斯科之於俄羅斯,倫敦之於不列顛……


相比而言,古代中國的都城,卻總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狀態,每次改朝換代幾乎都伴隨著皇帝搬家。特別是在商代,君王們似乎患上了多動症,每隔幾年就換個地方辦公,從河南到山西,再到河北,再回河南,轉著圈兒折騰。盤庚遷殷(河南安陽)後穩當了一段時間,但商滅亡前都城卻又跑到了朝歌(河南淇縣)。


古代中國政治中心的雙子星座


忽略掉那些不入流的地名,宋代之前,華夏民族的文明重心基本上是在兩個焦點上左右搖擺:長安和洛陽。

當然,這兩個地方在各代的稱呼並不一致,確切的地理位置也略有偏差。特別是長安一帶,西周的鎬京,秦時的咸陽,甚至漢代長安城與唐代長安城,都不在同一個地方。但是,從宏觀來看,關中地區是以長安為中心,中原地區是以洛陽為中心。


從華夏民族的傳統居住區域看,洛陽一帶無疑更有理由成為都城的首選之地。


事實上,夏商二代的都城基本上都在洛陽周圍打轉轉兒,周文王姬昌只是商王的「西伯侯」(「伯」即「長」,「西伯侯」就是商朝西部諸侯們的小頭目),周的都城「鎬」在當時屬於西北邊疆,重點扶貧地區。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為啥那麼招人恨。你一個當老大的,偏要把家安在西北山溝溝里,遇上麻煩,小兄弟們還得跋山涉水一路狂奔,最遠的從東海邊兒上往這跑,磨出兩腳水泡,到頭來卻發現你TMD只是為了逗媳婦,逗你妹呀!


周幽王把自個兒玩死後,繼位的周平王惹不起西北鄰居,把家搬回中原的洛陽,原來鎬京一帶都給了秦始皇的先人,任務只有一個:擋住那些野蠻人。

沒承想西北這塊水土還真養人,秦國這幫孩子挺爭氣,在幹掉了狄人和戎人建立的12個國家後(其中包括《羋月傳》中提到的義渠國),把整個關中地區收入囊中,並在戰國七雄的爭霸賽中笑到最後,再次讓西陲之地的咸陽成為中國第一個封建集權王朝的政治中心。


公元前203年,劉邦逼得老對頭項羽自刎烏江。躊躇滿志的劉邦計劃將都城安置在東周舊地洛陽,意在「與周室比隆」。他看不上關中巴掌大的地盤,也不想跟項羽一樣沒出息,非要把都城建到老家彭城,讓人嘲笑「楚人沐猴而冠」。


但一個小人物的話改變了他的決定。


普通一兵婁敬碰巧有機會見到了劉邦,他建議將都城定在封閉的關中地區。理由是關中四面險塞,披山帶河,利於防守;同時由於秦國的多年經營,土地膏腴,物資豐饒,是「帝王之淵囿,守國之利器」。


怕劉邦聽不懂這些大道理,婁敬打了個比喻:你不是很會打架嗎?打架最要緊的是掐住對手脖子。你控制了關中,就等於扼住了山東(崤山以東)的咽喉,外面再怎麼鬧騰,你也不用怕。

劉邦是個聰明人,一點就透,當天就吩咐裝車往關中搬家。


但當時的咸陽城,連同城外的阿房宮,已經讓憤青項羽一把火燒了個精光。家當全沒了,想過日子必須另起爐灶。


劉邦在渭河南岸以秦興樂宮為基礎,修建了用以居住的長樂宮,稍後又修建了用以朝會的未央宮,到他兒子漢惠帝時才開始修城牆。到漢武帝時代,前後用時90年,一座規模宏大的都城才終於落成。


漢王朝立國不久發生的「七國之亂」,驗證了婁敬的預見:關東七個諸侯國造反,中原大亂,但由於朝庭所在的關中地區富足險固,無後顧之憂,得以迅速動員組織起一支大軍穩定局面,撲滅叛亂。

同時,由於長安靠近西北邊陲,漢帝國格外重視對西北地區的爭奪,集全國之力,破匈奴,拓西域,鑄就了一個強盛的王朝。


隋煬帝下的一盤很大的棋


王莽篡漢,群雄並起。劉秀依靠河北和南陽兩大地方豪強集團先後削平各股勢力,重建漢室。他將都城建在洛陽,表面上看是因為長安已毀於戰火,根本原因則是他手下的骨幹「二十八宿」都是中原人氏,他的執政基礎就是中原,在洛陽過日子,心裡有底氣。


這個格局一直保持到魏晉南北朝。漢民族的主流政權東晉南渡長江,定都建康(南京)後,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走馬燈似的轉換,短暫統一北方的兩個王朝前秦和北魏分別建都長安和洛陽。


公元618年,與隋朝一樣依靠關隴(陝西甘肅一帶)集團勢力奪得天下的李淵,定都長安,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大唐盛世。基於同樣的地理因素,唐朝在西北方向上的擴張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勢力直達中亞,成為一個具有國際影響的大帝國。


險與便:古代中國都城的兩難選擇


唐長安城布局


然而,關中狹小的地域無法承載人口劇增帶來的壓力,四周山河環繞造成的交通阻礙也不利於朝庭對全國的控制。曾經承載了大小13個王朝的老牌都城長安,在唐代呈現出最輝煌的一幕後,從此淡出江湖。


其實,隋煬帝時期,都城已經有了不可逆轉地向中原地區轉移的苗頭。煬帝即位後,立即發包兩項大工程——營造東都洛陽和挖運河。


隨著漢族大批南遷,江南的生產力大幅提升,同時南方人性格平和,很少打打殺殺,社會比較穩定,糧食物產首次超過中原地區。然而,從地理位置和種群特點上考量,歷朝各代的最大危脅都來自於北方。這就決定了一個統一而強大的王朝,都城必須在中原,而不是偏安於江南。


都城在北方,錢糧在南方。如何把南方的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到北方,滿足日常生活和邊防需求呢?


陸地運輸成本很高。那時候沒高速公路,一車糧食從蘇杭送到長安,路上要走將近一年,那車糧食剛夠車夫吃的。


水運相對廉價便捷,但中國地勢西高東低,大河都是平行著向東流,沒有南北方向的水道。天才的隋煬帝想到了挖人工河,由南向北,溝通江、淮、黃河等水系,把糧食和物資用船從南方運過來。


隋的運河分四段,從南到北是江南河(從錢塘江到長江)、邗溝(從長江到淮河)、通濟渠(從淮河到黃河入洛水)、永濟渠(從黃河到海河水系)。糧食物資水運到洛陽,儲存在洛口倉、武牢倉等地,再陸運都城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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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發揮重要作用的大運河


如此一來,洛陽就成了天下糧物的中轉集散地。興建東都洛陽,是與開運河相配套的工程,隋煬帝在下一盤很大的棋,決非後人譏諷的那樣,挖運河是為了去揚州賞瓊花,修東都純粹是為了個人享受。


前人挖河,後人吃米。唐朝國力的強盛,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江南物資通過運河不斷的輸送。大運河在當時就是中國交通、經濟的大動脈。


隨著經濟繁榮,唐都長安的人口承載量和物資消費量不斷劇增,狹小的關中已經不堪承受。唐高宗就曾在荒年率百官跑到洛陽「就食」,說白了就是要飯吃。武則天執政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洛陽辦公,「東都」和「西京」成為唐帝國政治中心璀燦的雙子星座。


選都城是個技術活兒


其實,開通運河的最大得益者並不是洛陽,而是更往東的汴梁(開封)。


江南糧船一路暢通到達汴梁,再向西經黃河向洛陽運輸時,遇到一個大麻煩:汴河水淺,船行緩慢,常常到六七月份才能到黃河口,而這時黃河正值雨季漲水,必須等到八九月份水落才能行舟到洛陽。


更彆扭的是,江南水手不熟悉黃河水文情況,船一進黃河必須僱傭當地水手,又加了一筆費用。


為解決這個難題,有人建議在汴梁一帶廣置倉儲,中轉物資,使「江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洛」,既解決了船隻等待合適水位的耗時問題,又解決了分段運輸,合理調度的成本問題。


如此一來,交通便利的汴梁成為鎖控江淮的咽喉重地,所謂:「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荊湖之運漕」。唐宋之間的五代王朝中,後梁、後唐、後周都將都城設在了新興的交通中心汴梁。


險與便:古代中國都城的兩難選擇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


宋太祖趙匡胤代周立自後,想把京城向西搬到洛陽,他認為洛陽在安全係數和便利程度上比較均衡,汴梁固然更加便利,但處在一馬平川的黃河南岸,屬於無險可守的四戰之地,只能以龐大的軍隊來保障安全,耗費巨大。


但他的弟弟趙光義和一些大臣堅決反對,理由很簡單,就是個吃飯問題。


宋朝汲取了五代時期軍閥專權的教訓,在軍事編練上實行了「廂禁軍」制度,地方為「廂軍」,人數少,裝備差,主要用於治安防盜;中央為「禁軍」,由皇帝通過樞密院掌控,人數多,裝備好,用於對外戰爭。《水滸傳》里「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就是禁軍的武術教官。


資料顯示,北宋時期汴梁總人口約140萬人,其中禁軍及家屬人數就在70萬人以上,整個汴梁城其實就是圍繞禁軍建立起來的。汴梁每年消耗糧食約600萬石,如果這些人都搬到洛陽,以當時的漕運能力,飯都吃不飽。


而且,趙光義還引用了一句相當漂亮的政治口號:守成在德不在險。趙匡胤無法說服這些呆鳥,但直覺告訴他,貪圖地利之便,用錢糧堆出來的安全是靠不住的,他預言:「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都城定位體現一個王朝的政治情懷


北宋被金人突然絕殺的教訓證明,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在冷兵器時代,地勢在建都選擇中不可忽略。


南宋偏安江南,純粹是無奈,所以都城在哪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金元時期,中國北方的政治中心又一次發生了遷移,這次的幸運兒是大運河的終點——北京。


北京,作為一個全國性的政治中心露面,是從金國營建的燕京開始的。此後,它又是元朝的大都。我總疑心因為女真人和蒙古人從高寒地帶下來,怕熱,所以不願意把家安在更靠南的中原地區。就像當初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穿著厚氈毯的牧民死活不願意挪窩兒,皇帝連哄帶騙才勉強搞定。


但對於漢民族來說,燕京只是個邊塞要地,當都城並不在考慮範圍內。


事情改變從明成祖朱棣開始。明朝打跑蒙元後,定都南京,一來因為北元的勢力還很大,燕京一帶是鬥毆的前哨陣地;二來朱元璋的馬仔們多是淮西人,對魚米之鄉充滿感情,北方的烙餅大蔥實在吃不慣。


朱棣起家的根本卻在燕京。成為永樂大帝後,他深切認同「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句名言,決心把都城搬到邊境線上,「天子御國門」,不讓草原勢力捲土重來,確保中原安寧。


北京北部的燕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將游牧部落與農耕文明分割開來,同時它面臨華北大平原,便於天下物資的輸送。


為防萬一,明朝在遷都北京的同時,保留了南京的首都地位,甚至還保留了一套政府辦事機構,最初的兩代太子都是留守南京。一旦北邊的京城和皇帝玩砸了,南邊的立刻補上。只是在北方逐步穩定之後,南京的那套機構才慢慢成了擺設。


元明清三代,均以北京為都,北京舊城積水潭,就是元代漕運船舶停靠的碼頭。因大運河的漕運年久滯塞,時通時堵,後來又開通了海運。


物資運輸的便利,彌補了北京在中國經濟格局上重心偏北的不足,同時大一統多民族國家版圖的最終確立,也使北京的地理位置顯得更加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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