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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抗戰中並不是那麼厲害的中國大刀

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抗戰中並不是那麼厲害的中國大刀


1933年長城抗戰中的中國士兵,使用帶有反「S」形護手的馬刀型大刀大刀作為最典型的傳統冷兵器之一,為中國所獨有,外國人稱之為「Chinese broad-sword」,意為「中國寬劍」。這是因為通常意義上所說的大刀,其型制脫胎於宋代的「手刀」,特點是刀身前部寬厚,勢大力沉,利於劈砍。19世紀後半葉,隨著槍、炮等熱兵器的普及,大刀逐漸式微,只是作為輔助的冷兵器使用。到了清末民初,軍閥混戰此起彼伏,各派無不爭相擴充勢力,一時間武器裝備成了大問題,大刀因為製造簡單、成本低廉,又被重新拾起,甚至成為很多雜牌軍隊的主要武器。即使在1920年代中後期,中國軍隊裝備逐漸現代化的同時,大刀仍作為一種主戰武器保留下來。其原因一是對敵人來說,遇上大刀就難免有被梟首示眾的厄運,具有一定的威懾作用;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當時步槍基本依靠進口,軍隊中刺刀多半配備不齊,國內也很少能自行補充,肉搏時只能以大刀對敵。因此,當日軍入侵之初,他們所面對的中國軍隊通常出現這樣一道奇怪的景觀:最原始的大刀與最先進的坦克同時出現在戰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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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期間中國軍隊所用的砍刀型大刀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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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柄加長、以供雙手同時握持的「雙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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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柄大刀與短柄大刀始終是同時存在並發展的。圖為太平軍使用的長柄 「太平刀」,型制與清代「斬馬刀」非常相似


此外,大刀中還有少數型制比較特殊的,如無極刀等。這種刀外形與漢代「環首刀」有些相似,全刀長約1m,刀面不像砍刀型大刀那樣寬,只略寬於刀柄,刀尖處像寶劍一樣為兩面開刃,而且刀尖較為圓鈍,直到靠近刀柄處才像傳統大刀那樣是單面開刃,刀柄長達264~333mm,也是雙手同時握刀。


國內大刀材料來源不一,工藝上也無統一規範,質量高低全憑刀匠經驗。這與當時國內基礎工業落後,民間沒有現代化的鋼鐵和機械工業有關,加上戰爭時期條件有限,大刀的製造不可能耗費太多時間和成本,造出的刀只要能砍殺敵人就行了,談不上什麼工藝。相當數量的大刀以今天的標準來衡量,都是粗製濫造,往往砍不了幾個敵人,刀口就會卷刃或崩口,需要重新磨礪。日軍所用的批量生產的由高碳鋼製造的機制軍刀,與中國土造大刀相比,雖然鋒利輕便,但質硬且脆,加上刀身較窄,對砍時如果刃口直接相碰,往往可能被大刀直接磕斷。除此之外,國產大刀無論是外觀還是內在質量,與日本刀相比都要差一大截。


大刀因為體型較大,長途攜行時一般要背在身上。少數大刀配有皮製刀鞘,鞘身後部上方敞開,以方便抽刀。刀鞘本身配有皮帶,使用者可以將套在鞘內的大刀像步槍一樣斜挎在身上。但是皮鞘易霉爛,而且成本較高,所以多數大刀是沒有鞘的。為了便於攜帶,很多大刀在刀尖上方、刀背最高處留有小孔,用繩子一頭系在孔上,一頭系在刀環或護手處,然後再掛在身上。大刀的刃口一般不很鋒利,即使露在外面也不會有多大妨礙。此外,還有將大刀豎著卷在背包中,或是插在腰後方的腰帶內等攜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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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的鋼質及工藝總體較差,很容易出現卷刃或崩口的情況。保存至今的很多大刀上都有此類痕迹


喜峰口一戰成名國民黨第29軍的前身是馮玉祥的西北軍,起兵於貧瘠的西北地區,裝備相對較差,因此強調肉搏訓練,加之民風剽悍,士兵尤其善使大刀,在軍閥混戰時期西北軍的大刀隊就頗有名氣。中原大戰後,西北軍被南京政府收編,縮編為第29軍,但在待遇補給方面受到歧視,因此大刀作為補充武器也一直保留下來。


1933年3月9日,日軍服部、鈴木兩旅團聯合先遣隊進犯喜峰口,長城抗戰爆發。駐遵化的29軍宋哲元部急往救援,與友軍各部聯合抗擊敵寇。當時29 軍武器裝備低劣,可謂「有兵無槍,有槍缺彈」,每人只有「大刀一把,手榴彈六枚」。3月10日至11日,29軍在喜峰口等地與優勢日軍展開拉鋸戰,多次肉搏,傷亡慘重。於是29軍採用迂迴夜襲戰術,109旅旅長趙登禹挑選出500餘人組成大刀隊,親自率領,乘夜從兩側插入敵後,直撲日軍宿營地。雖然事後報道「夜殺敵千餘」有所高估,但日軍獨立混成第14旅團第27、28聯隊各一部及騎兵第4旅團第2聯隊猝不及防,的確在夜襲中遭受重創,很多敵人在夢中便做了刀下之鬼。隨後日軍援軍到來,雙方短兵相接,殺聲震地,大刀隊邊戰邊撤,戰至12日下午2時方才撤回,我軍只有30餘人生還。此役即為著名的 「喜峰口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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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期間中國軍隊使用的長柄大刀,刀柄長度略長於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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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把極為罕見的近乎全品相的中國大刀,做工精細,帶有完整的皮鞘。它是當年日軍從中國戰場上擄掠並作為戰利品帶回國內的,皮鞘上寫有「出征紀念、小林大七殿」、「昭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歸還」等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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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軍將士為前來慰問的女學生表演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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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名叫王元龍的中國勇士在羅文峪戰鬥中先後以大刀砍殺日軍10餘名


雖然總體來看,29軍在長城抗戰中的戰績並不盡如人意,但29軍的大刀隊奮勇殺敵、重創敵寇的英雄事迹迅速傳遍全國各地,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自此打破,一掃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接連喪權失地、「戰必亡國」論調盛行的陰霾,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日熱情。


大刀在抗戰中的主要對手是日軍的刺刀。在觀看了各種國產抗戰題材影視作品後,國人往往會認為大刀是克制日軍刺刀的法寶,實際並不盡然,因為影視劇中很難再現比較真實的大刀與刺刀對拼的場面。例如電影《七七事變》中,有一段趙登禹師長與部下對練,最後用大刀將部下的步槍一劈兩半的情節,細心的觀眾很快就會發現,那支步槍根本沒有刺刀,持槍者也沒有任何拼刺的動作,只是將步槍當作棍棒來抵擋大刀的進攻,迅速落敗自然在所難免。真正的白刃戰中,槍刺以迅速有力的直刺為主,目標在對方胸腹,而大刀限於其型制,以對敵上半身的劈砍為主,兩者各有利弊。大刀防禦敵方的直刺,只有將對方的槍身或刺刀格開,如果沒有足夠的力量和技巧是不容易辦到的。大刀的優勢在於刀重勢猛,砍上非死即傷,但其作用距離有限,必須盡量貼近敵人身體,因此最適合在工事、房屋、樹林等空間有限的環境中使用。而在開闊地形或衝鋒時,除非敵人在氣勢上被己方完全壓倒,否則持大刀者難以佔到便宜。同時,大刀要求使用者有比較好的武術功底和身體素質,並經過長期練習,才能運用自如,而刺刀拼刺的訓練則相對比較簡單。此外,大刀對使用者的腳法要求也很高,因為大刀相對帶刺刀的步槍來說比較短,短兵破長器,要點在於腳下疾速靈活,因此武術家常有「短見長,腳下忙」的說法。吳殳說:「大刀擊實之法則在斫其槍桿,槍桿被斫,不斷折必粘住。桿被粘住,則不能閃轉顛提,刀更進步,必傷人矣。」但是如果敵方步伐也非常快捷(抗戰初期日軍的體力和訓練水平普遍在中國軍隊之上),「擊實」之法將可能淪入最危險的「拙力」境地,持刀者必敗。而且在除肉搏外的其他形式戰鬥中,大刀基本上沒有用武之地,作為輔助兵器也非常勉強。


由於大刀對抗刺刀時固有的弊端,當時國內有識之士曾對此進行過研究,並試圖從改進刀法上來加以克服。這裡有幾個人不能不提。清代末年,河北鹽山縣武術家黃林彪從天津紀氏處習得雙手刀法,後傳於弟子馬鳳圖等。1925年前後,馬鳳圖在張家口察哈爾都統府任參議時,將部分雙手刀法改編成為簡便易學的「破鋒八刀」,曾在西北軍中進行推廣。民國初年,天津人韓慕俠(1877~1954年)創辦武館,1927年任天津市武術團教官。張學良對韓慕俠「尚武救國」的建議很感興趣,專門調撥1000名士兵組成武術團,任命韓為總教官。韓慕俠將「八卦形意」變通應用在大刀上,扇、砍、劈、剁、托、錯,動作簡單實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天津淪陷後,韓慕俠自斷左腕,拒為漢奸所用,其民族氣節令人欽佩。


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抗戰中並不是那麼厲害的中國大刀


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抗戰中並不是那麼厲害的中國大刀


李堯臣(1876~1973年),河北冀縣人,清末鏢師。1931年,29軍副軍長佟麟閣聘請他為武術總教官,在山西陽泉練兵。李針對原有刀法比較複雜、未經良好訓練則很難發揮作用的弊端,結合傳統的「六合刀」法,改進創編了一套「無極刀」法,連劈帶刺,動作簡單有效。以大刀對付敵刺刀時,常用的一招是:出刀時,刀斜向右下方,刀口朝自己,當對方刺刀直刺時,大刀斜向左上方掄動,以刀背磕開敵槍,同時刀鋒立即向前劈下,劈、砍連為一體,對手來不及回防,已經身首分離。李堯臣在29軍中抽調骨幹,由其直接教授,再由他們傳給全軍。29軍大刀隊在長城抗戰中所使用的正是這一套刀法。


但是,實戰畢竟不是武術對練,特別在對付以現代化裝備的敵寇時,這些刀法對於提高大刀這種原始兵器戰鬥力的有效性顯然很微弱。即使是「喜峰口大捷」也不能證明大刀的有效性,儘管是突然發起的夜襲,而且進攻前還向敵軍營帳投擲了大量手榴彈,殲敵總數也不過800餘,29軍自身陣亡卻有近600人,王長海團副團長鬍重魯,營長王鳳芝、蘇東元均在夜襲蔡家峪之戰中犧牲。雖然大部分傷亡是在撤退過程中發生的,但若換用其他任何一種兵器,取得的戰果恐怕也不會在大刀之下。


同樣是29軍,同樣是大刀,4年後的「七·七事變」中再未能取得類似喜峰口的戰績。長城抗戰結束後,29軍得以佔據富庶的平津地區,斥巨資購入捷克等國製造的步、機槍等先進武器,裝備得以明顯改善,但練習大刀作為部隊傳統仍得以保留。「七·七事變」爆發後,軍長宋哲元組織抵抗,下達了「以宛平城與盧溝橋為吾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的命令。7月11日夜,何基灃旅吉星文團再一次以大刀近戰肉搏,其中一名19歲陳姓戰士連砍日軍13名並生擒一名,終以兩個營傷亡近3/4的代價,


奪回鐵路橋。但最終宋哲元存有媾和之心,並未主動積極地繼續進攻,雖然29軍取得些許戰果,但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失利的命運。28日,駐平津的日軍增兵至3個師團,並進襲南苑、沙河。29軍官兵以大刀和血肉之軀與敵飛機、坦克相搏,一天即傷亡5000人,副軍長佟麟閣與師長趙登禹雙雙陣亡。當夜宋哲元率部向保定方向撤退,古都隨之陷落。30日,駐天津的29軍亦撤出天津南下。29軍丟失平津後士氣低落,不能再戰,只能轉至後方休整,大刀隊自此成為絕唱。


可惜的是,大刀作為抗戰精神的象徵,在一定程度上曾被過分濫用,後方媒體動輒出現「大刀報國」或「斬首××余」的字眼,魯迅先生在他的雜文《以夷制夷》中曾以「我斬敵二百、敵斬我二百」諷刺過這種現象。這種宣傳的後果是,普通民眾和士兵對大刀在現代化戰爭中的作用往往產生不切實際的誤解。抗戰之初,曾多次出現過中國軍隊手執大刀在日軍機槍和炮火掃射之下集體衝鋒的例子,結果自然是白白地無謂犧牲。甚至有後方民眾將募集來的款項全部用來購置大刀,歷經艱辛送至前線,而部隊卻置之無用。


大刀對日軍之所以有威懾作用,主要是因為日本人信奉神道教和佛教,相信生死輪迴,雖然武士道「教義」讓他們並不畏懼戰死,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希望保留全屍。而且日本人相信靈魂存於頭部,一旦丟失了頭顱,靈魂便不能歸國,永遠只能做異國他鄉的孤魂野鬼,因此大刀在戰場上有時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如1942年12月在朱家崗戰鬥中,新四軍四師26團某部一排長王康率部堅守一段交通溝,打退敵人多次衝鋒後,部隊傷亡殆盡,王康將自己拴有紅綢的大刀插在溝沿上,準備與敵最後一搏,沒想到早已精疲力竭的日軍竟被嚇住,直至戰鬥結束再也未敢發起進攻,最後奇蹟般地保住了陣地。


大刀的精神價值大於實戰價值最直接的證據就是,待抗戰全面爆發後,除了極少數例外(如由軍法處或督戰隊使用),國民黨正規軍中已不再裝備這種武器。正面戰場上最後一次大規模使用大刀是在1939年的第一次長沙會戰期間,劉汝明的68軍大刀隊以肉搏殲滅日軍300人,但隨後遭到日軍毒氣襲擊,中毒達400餘人。儘管整個抗戰期間中國軍隊都嚴重缺乏步槍,但1939年以後正面戰場上的肉搏戰中,國民黨軍隊幾乎全部改為使用刺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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