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 | 看她如何尊嚴地活過一個是非顛倒的時代？

文史 04-27

因為幾張老照片，結識了一個「宇宙第一歷史八卦號」——奇葩說史。特別喜歡它們的「老照片」板塊，有趣又漲知識，所以今兒跟大伙兒推介推介這個氣質美女~

老照片 | 看她如何尊嚴地活過一個是非顛倒的時代？

歲月和磨難留給了她

一雙美得驚心動魄的眼睛

這位眼睛裡閃爍著智慧的光芒的老人，是誰呢？

奇葩君看到的答案有張愛玲、林徽因、冰心等等。

這個女人，中國歷史上留給她的位置太小，也許你們從來沒有聽過她，但是奇葩君希望你們可以記得她。

她叫鄭念。

她從文革時期保留著靈魂和堅持走出來。

她是《上海生死劫》的作者。

一本書，讓她聞名國內外文壇。

第一次見到鄭念的照片，奇葩君是被深深震撼了的。那雙沉靜而銳利的眼睛，像是可以穿透所有黑暗一樣。我突然想起《基督山伯爵》里，從伊夫堡監獄裡走出來的伯爵的鬼魅的雙眼，能在暗夜中認清道路，睿智堅定而閃光。在鄭念的形象里，歲月和那些昏暗年代裡的磨難帶給她的，除了刻骨銘心不可磨滅的傷疤，還有驚心動魄的美麗。

奇葩君所說的這些，你見了鄭念的照片，也一定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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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貴族

鄭念原名姚念媛，她父親曾留學日本，後任北洋政府官員。徐鳳文〈天津：當浮華已成往事〉一文提到，一九三一年，她在天津南開女中念書時，曾四次登上《北洋畫報》封面。鄭念後來畢業於燕京大學，三十年代留學英國，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在學校認識正攻讀博士學位的留學生鄭康祺。他們結婚並完成學業後，抗戰已爆發，兩人一九三九年來到戰時陪都重慶，鄭康祺任職於外交部，後被派駐澳大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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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念年輕時

一九四八年秋，鄭念夫婦回國。後來他們留在大陸，鄭康祺曾擔任市長陳毅的外交顧問，又出任英國殼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總經理，殼牌石油是一九四九年後唯一留在大陸的西方石油公司。一九五七年，丈夫病逝，鄭念擔任英籍總經理的顧問，有時代理總經理，直到文革前夕殼牌石油公司撤出大陸。

在五六十年代，像她這樣完全維持了舊日生活方式的家庭，寥寥無幾：跟外國友人往來，有男女僕人和廚師，生活精緻優裕，家裡陳設明清古董，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裝──她的英國朋友說，她家「是這個色彩貧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滿幽雅高尚情趣的綠洲」。這種既優越也不乏張揚的生活方式，在越來越無產階級化的上海，即便作為統戰對象，仍然顯得太與眾不同，可能也令某些人側目。

除了丈夫過早去世，鄭念作為學生、外交官夫人和外資企業高級職員的前半生，基本上是風和日麗的。文革浩劫，徹底摧毀了她的生活，她淪為單身牢房的階下囚，遭監禁數年，在上影廠當演員的獨生女兒也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三年出獄後，她住在上海太原路，處境比獄中雖有天淵之別，但仍被暗中監視。著名學者朱大可少年時代曾與她在太原路相鄰，他還清楚地記得，鄭念的風姿綽約、孤寂高傲，以及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戒備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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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念和她的女兒鄭梅萍

一九八〇年，鄭念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後定居美國。一九八七年，她出版英文版回憶錄《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轟動英美文壇。這是最早在海外出版的講述文革中個人遭遇的作品。一九八八年，程乃珊母女將其譯為《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藝出版社首印五萬冊，很快銷售一空。

獄中生涯

鄭念在文革初期被抄家、軟禁，一九六六年九月被視為英國間諜入獄。有漫長的六年半被單獨監禁，受到輪番審訊、拷打。無人交流的孤寂，對女兒的擔憂，精神和肉體難以承受的折磨……也曾令她身心俱疲、消沉絕望，還幾次因肺炎、大出血病危住院。今天重讀《上海生死劫》，最觸目驚心的，卻不是她飽嘗的萬般磨難，而是她在苦難中呈現的倔強與尊嚴，她不屈服於強權的勇氣和固執，以及，她反抗迫害時的機敏、智慧。

被捕當晚，她面對滿是灰塵的床鋪，愁眉苦臉。四周髒亂，使她無法酣然入夢。她的父親曾是北洋政府高官，她一生下來就註定是名媛貴族，過著精緻優雅的生活，不知人間愁苦，喜歡的是收藏古董玩物，去的都是琳琅滿目之地。而今來至此處，她驚異於世上竟有如此簡陋骯髒之所。我以為她會抱怨，會憤怒，會怨恨，可她沒有。她只是一件一件做著使居所變乾淨，使自己住得舒適之事，比如將原本就不多，甚至是吃不飽的米飯，每頓留有一些當漿糊用，將手紙一張一張地貼在沿床的牆面之上，這樣她的被褥便不會被牆上的塵土弄髒；借掃帚將屋內打掃乾淨；借針線將毛巾縫製成馬桶墊；給貯存水用的臉盆做蓋子防灰塵等。縱使身處惡劣之境，她依然堅持對生活的要求，不因此而變得隨便與敷衍。她沉著冷靜，接受已發生的一切，迅速融於陌生而糟糕的環境之中，毫不頹喪。適應它，並且生活下去，就是最後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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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房裡除卻生活必需品，什麼也沒有。她只有不斷向看守員借用些物品，才能將她的「屋子」打掃乾淨。聰慧如鄭念，每當她有所要求之時，就背一節毛主席語錄：「以講衛生為光榮，不講衛生為可恥。」此言一出，看守員便無拒絕她的理由。因毛主席的話便是一切，是不可忤逆的「聖旨」。隨時隨地熟練背誦與引用毛主席語錄，是鄭念用以攻擊「敵人」的強力武器。「文革」時期，已無法律與是非價值觀可言，每個人的口頭禪都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

監獄裡的看管與審問人員都將她視為「帝國主義走狗」、「英國間諜」，審訊者要求她老實交代自己的罪行，要她好好接受改造，積極揭發他人，這樣便可將功贖罪。即便她無數次申明自己是無罪的，可沒有人聽她的話。她的話如同監獄的角落裡，不被人注意的蜘蛛網，辛勤的小蜘蛛，無論如何織網，風一吹，便什麼都沒了。在黑白顛倒不容分說的世界裡，她要採取何種方式與人爭辯，表達自己的訴求呢？細細思索過後，她發覺唯一可行的方法便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既然人人都不講法律與人倫道德，只遵循毛主席的語錄做事，那麼她便認真刻苦學習《毛選》，比任何人都更加深入與仔細，這樣她才能在與審訊者相持時，流利引用毛主席之言，來進行申訴與反駁，口才與智力，均無人能與她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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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健康狀況惡劣到身體和思維都接近崩潰時，鄭念自創體操，強迫自己悄悄鍛煉身體──比大把脫髮和牙齦出血更令她恐慌的，是身體虛脫後思索能力的衰退；她每天花幾個小時學習並背誦毛澤東語錄，既活躍腦力，也使自己獲取與審訊者辯論的依據，結果是她比審訊者更熟悉那些語錄；她也打撈埋藏在記憶深處的唐詩，背誦並欣賞那些天才之作，沉浸在不朽詩句和美妙意境之中。

鄭念講述，她在獄中用種種方式維護精神的健全，為了抵禦與世隔絕的極度孤寂，有時甚至主動出擊，故意與看守爭辯，哪怕因此而遭致拳打腳踢、被稱為「瘋老婆子」。在她看來，「抗爭，也是一種積極的舉動，比忍耐、壓抑，都容易振奮人的精神。」審訊者不僅無法讓鄭念認罪，也沒能用自己地位的優越，擊碎她骨子裡的高傲：她除了自證清白，也不誣陷他人，甚至膽敢為劉少奇辯護；她身為囚犯，卻不肯卑怯地示弱、乞憐；她跟他們鬥智斗勇，思辨與表達能力、智力水平都明顯高出一籌；即使饑寒交迫、瀕臨死亡，她仍然竭力秉持整潔的習慣，那份矜持、清雅氣質，並未在非人的處境中全部磨損。教養的光線有時候很微弱，只能照見一己一身。然而，憑藉這粒微光，加上非同尋常的強硬個性，鄭念以纖弱之身，獨自抵禦了世間的酷烈、人生的無常，這種「窮且益堅」的力度、韌性，異常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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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獄後，鄭念的體重只有七十七斤，比入獄前減輕了三十斤。時隔多年第一次照鏡子，看到自己的衰老、憔悴模樣，她大吃一驚，「只有一雙眼睛顯得特別明亮，這是因為我隨時要提防外界。」這股犀利警覺的眼神，貫穿其晚年，和手腕的傷痕一樣，是牢獄生活留下的印記。

文革結束，鄭念獲得平反，處境完全改善。老太太出國時已經六十五歲，又積極去適應新環境，著書、演講，抵禦老來的病痛、孤獨和飄落異鄉的悵惘。她中年喪夫，晚年喪女，九死一生，病逝於華盛頓，享年九十四歲。

上海生死劫

鄭念是從20世紀60年代走出來的人，從那個親友反目是非顛倒善惡不分的年代走出，孑然一身。

這個女人一生只出版過一本自傳《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死劫》）, 而這一本書，是八十年代中國「傷痕文學」代表作在海外最具盛名的回憶錄之一，是最早一部由親歷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人用英文寫作出版的「筆述實錄」，也是關於中國「十年浩劫」中的個人遭遇與反思的作品中奇葩君最喜歡的一部。相比在海外的盛名，在中國知道她的讀者實在不成比例。但余英時曾說過，「這本書教育了西方讀者整整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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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版《上海生死劫》

她不是高產作家，卻像《殺死一隻知更鳥》的作者的哈潑·李一樣，只一生一部作品就讓全世界知道了她。

對於文革時期的記錄，要麼做作要麼怨念要麼漂白，但是在她的文字里，能看到的是透過有力的細節刻畫而帶來的真實。

在那個黑白顛倒的時代，猜忌、鬥爭瀰漫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人性的善卻無處可生。每個人都被逼得失去了自己，可鄭念，依然是自己。她用自己的勇氣、原則和智慧幫助自己挺過了那個黑暗的時代。

她雖然被指控為「間諜」，在看守所的幾年中屢經生死考驗，卻也慶幸沒有受到外部政治運動的直接影響。她透過細讀報紙的隻言片語分析政治，與看守人員周旋。基於自己的冷靜，她可以感知外面世界的各種變遷，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政治漩渦下的不變道理：你進入漩渦，就會更悲慘。所以雖然她也常常因為拒絕認罪而受苦，卻始終守護自己的女性尊嚴。她也學會了如何利用對手的自身矛盾來防護自己，終於在亂局中找到可以生存下去的狹窄地帶。沒有良好的教育和自我意識，這些都做不到，也根本堅持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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