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為何怒罵黃炎培為「無恥政客」

蔣介石日記在蔣介石去世後由蔣經國保管。蔣經國1988年去世後，日記由幼子蔣孝勇保管。蔣孝勇1996年去世，日記由其夫人蔣方智怡保管。2004年，蔣方智怡決定將日記寄存於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時間為50 年。2006年3月日記首度向公眾開放。蔣方智怡曾表示：「等條件成熟的時候，希望日記最終能回到中國的土地上。」有學者認為，前些年黃仁宇先生寫作《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時，並沒有見過這些真正的蔣介石日記。2007年北京團結出版社出版的《蔣介石日記揭秘》則被認為是「偽書」。兩年來眾多學者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原因在於這些從未披露的日記在訓練有素的學者的解讀之下，往往能印證已有歷史的細節，呈現未知歷史的個人看法。朱宗震先生就從蔣介石日記中讀出了蔣介石與黃炎培（實際上包括了文化教育界）之間的內在矛盾。

黃炎培（1878—1965年）是清末舉人，因在社會上從事教育改革而成名。辛亥革命後，黃炎培出任江蘇省教育司長，二次革命後政局混亂，辭去官職重新回到社會上服務。他曾感慨說：「居官之清簡，總不如在社會做事業之繁苦。此段議論並非理想，亦非造謠，蓋記者嘗親從此兩方面揚歷而來矣。」他為了救國，自願選擇了在社會上服務的繁苦道路。

沒有政治野心的黃炎培

1917年，黃炎培創辦了民間教育事業—中華職業教育社。為此，他三次放棄了做官的機會。1948年12月14日黃炎培在寫給蘇淵雷的信中說：「若干事業甫經展開，弟對職教確信為能解決人類間種種問題的扼要辦法—迄今猶信—若一行作吏，勢須拋棄半途，實違宿願。」（黃炎培日記）他是一心為國而又沒有政治野心的人。

大革命時期，黃炎培無端被革命派罵成「學閥」。其實，當時的黃炎培既不搞政治，更沒有權力，只是因為努力為社會服務，教育界和實業界的人都很信任他。1927年 「四一二政變」之後，從中共角度看很「右」的國民黨，事實上對其他人也「左」得很：「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在蔣介石和國民黨眼裡，凡不親附蔣介石和國民黨的人，都是不革命的反動派。黃炎培一度遭到通緝，被迫流亡大連。在蔣介石日記里，張瀾、曾琦（青年黨）、張君勱（國社黨）等等非國民黨人士，以及大學教授的多數，都是反動派，或反動派的追隨者。只有蔣介石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第二年國民黨緩和了對黃炎培的壓迫，但黃炎培回到上海後，仍只能低調生活，半日讀書著述，半日為社會服務。黃炎培在社會上很有影響力，蔣介石一方面需要利用他緩和與教育界、企業界的矛盾，在抗戰期間緩和與中共的衝突，另一方面，又對黃炎培獨立的主張十分嫉恨。

書生對軍事的強烈不滿

「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當局採取了不抵抗政策，丟失了東北國土。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黃炎培一腔愛國熱血化為實際行動，他重新回到了政治的領域，但不是去做官，而是在民間組織抗日活動。1946年10月12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本無意涉足政海，九一八以來，為了抗日，二十九年（1940年）以後，為了調解國共糾紛，至今未獲返吾原有崗位。」

從此，黃炎培參與組織抗日救國研究會，在民間動員抗日，支援抗日義勇軍，並推動當局抗日。「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黃炎培參與組織了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擔任秘書長，一方面維持社會秩序，一方面在民間組織財力、物力、人力支援十九路軍抗戰。黃炎培對於蔣介石未能全力調遣軍事力量投入淞滬抗戰表示了強烈的不滿。日記多次提到：「自第五軍兩師以後，絕無援軍來。」（3月1日）「八十二師師長袁英（不同）來談，石穎為介，袁英述蔣阻止援助十九路軍情形。」（3月6日）在此期間及以後，黃炎培和十九路軍將領，包括該軍的創始人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建立了聯繫。而當時陳銘樞已與蔣介石不和。

陳銘樞原是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即鐵軍）第十師師長，參與了北伐的重大戰役，系鐵軍名將。寧漢分裂時，陳是支持蔣介石的。由第十師演變而來的十九路軍也支持蔣介石參加了中原大戰，但戰後一無所獲，並被調到江西「剿赤」。1931年6月，陳銘樞重新回到軍中，任剿赤右翼軍總指揮。但他卻開始與鄧演達、楊杏佛（蔡元培代表）秘密聯絡反蔣。

蔣介石自1931年2月28日扣押國民黨元老胡漢民之後，即遭到國民黨內各派系的廣泛反對。「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日趨孤立，12月15日，蔣介石被迫通電下野。陳銘樞在倒蔣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也自此成為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政敵。十九路軍奮起抗日時，蔣介石拒絕予以全力援助。蔣介石在1932年3月29日日記中怒罵黃炎培：「下午會客，與黨員顧樹森談話，聞反動黃任之（黃炎培字—引者）等勾結軍隊與本黨敗類，倡議廢黨。余答以對黨內可讓步，對黨外反動，絕不姑惜（息），決與反動派奮鬥到底也。」自應指黃炎培與十九路軍將領的聯繫。黃炎培本有「學閥」前科，因此遭到蔣介石的怒罵，應是事出有因。但黃炎培與十九路軍的聯繫目的是抗戰，而非抱有個人政治野心，蔣介石的怒罵，又毫無道理。至於黃炎培是否有「廢黨」一說，我們沒有找到相關事證。他反對一黨專政，則是事實。

蔣介石的稿子改錯了嗎

1931年初，史量才對《申報》進行改革，黃炎培重返《申報》，於1月11日出任總管理處設計股主任。史量才又於6月聘請陳彬和專寫時事評論，對當局持批評態度。「一·二八抗戰」及此後相當長時間內，上海輿論界對蔣介石非常冷淡。據蔣介石1932年3月15日日記：「自滬戰以來，民眾與十九路軍皆受反動派惡劣宣傳，以余為誤國之人，故各報不載余之言行，今日始見記載。是乃千虛難逃一實乎。」那一天，蔣介石決定就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一職。他一直把黃炎培和《申報》同人看成是反動派，而對於反動派「非鐵血不能解決」。（蔣介石日記3月2日）

《生活》周刊原是黃炎培主編的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內部刊物，後來交給鄒韜奮主持，關心社會生活，批評時政，在群眾中很有影響力。1930年在黃炎培的支持下，讓《生活》脫離中華職業教育社獨立出版。《生活》周刊在1932年3月12日出版的第七卷第十期上，點名批評蔣介石「滿口自命為國效死的死在哪裡？不但自己不曾死，對於援軍尚且多方搗鬼，陰陽怪氣」。後來一直對當局的消極抗日持批評立場。

蔣介石於1932年7月12日日記中再次怒罵黃炎培：「晚見《申報》，將余之原稿改惡錯亂，反動派之搗亂，猶方興未艾也，不加嚴厲處置，何以征服反動。乃下令先在三省禁寄《申報》，王（黃王誤讀—引者）炎培、陳炳和之反革命應徹底懲治也。」

當時，國民黨方面召開國難會議，徵召社會各界代表參加。但由於國民黨無意開放政權，遭到各方抵制。4月1日黃炎培日記：「國難會議上海會員會第四次會，因赴寧代表歸述行政院長汪精衛無意接受取消黨治、施行憲政案，決定不去，電政府申明不去理由。」5月5日，中國和日本簽訂了屈辱的《淞滬停戰協定》，國民政府且答應取締抗日活動。但黃炎培在民間仍堅持抗日的宣傳活動，因而遭到當局的壓迫。8月18日黃炎培日記：「得悉《生活》周刊將由禁遞而發封，中央黨部公文已到市政府。《生活》周刊案、申報館案（禁止長江四省郵遞）皆牽及余，且以余為總目標，何政府之不諒至此！」 國民黨當局指名黃炎培必須離開申報館，24日他正式辭去了申報館職務。但《生活》當年並未被封，1933年底被封后，鄒韜奮開辦了生活書店，堅持自己的政治方向。至於蔣所說「余之原稿改惡錯亂」一事，我們查到《申報》於1932年7月11日第四版刊載有蔣介石「答覆《大公報》之詢問，否認法西斯蒂組織，始終願為國民黨員」的談話稿，但此稿與台灣國史館所刊蔣介石的《事略稿本》1932年7月10日所載內容並無區別，但與7月11日所載蔣介石電復天津《大公報》胡政之、張季鸞的正式文本有所區別。也許這件事本身是《大公報》的誤差？我們沒有讀明白報道本身什麼地方得罪了蔣介石。

蔣介石並沒有對黃炎培實施「鐵血」政策，他在民間仍有一定的活動空間。

掃除善意的批評

黃炎培在全面抗戰爆發後，被國民政府遴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黃炎培一直期望國民政府在抗日期間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多次向蔣介石上呈軍政界的弊病，卻遭到蔣的嫉恨。蔣即使明知呈報屬實，也容不得來自外界即使是善意的批評。

自參政會成立後，包括中共在內的非國民黨政治派系，一直在要求實施民主憲政，黃炎培是當時憲政運動的重要角色。蔣介石也有明確的承諾，如1941年11月26日，參政會閉會式上，「蔣主席致詞，極誠懇。」其中說到：「憲政是國父遺教，是既定國策，越早實現越好。若可行不行，此政府將不打自倒，望贊助、監督、督促……憲政實行後，當然是多黨制，但訓政時則否。各黨派只要不違反三民主義，政府定扶助之。」（黃炎培日記）但是，蔣介石實施憲政的承諾，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為了團結抗日，黃炎培在日記中自我安慰地寫道：「余為參政員，自己認定兩大任務：一、助成政府與民眾合作；二、助成各黨派間合作。余以兩年來之周旋，政府及各黨派對我都還不至於歧視。此次第四屆（系一屆四次）大會為內政審查會主席，審查七個關於憲政提案，各黨代表爭論雖烈而卒獲圓滿結果，在余總算對參政會盡了一分心，當觀今後如何耳。」（1939年9月16日）1940年間，國共摩擦加劇，引起各界的憂慮。為此，黃炎培主動承擔起了調解國共摩擦的任務。但是，黃炎培謀求團結抗戰的願望，在中共價值觀里是「和事老」作風，是資產階級代表（在將來這頂帽子很麻煩），而在蔣介石的價值觀里，更成了「騎牆投機」。反正兩頭不討好。為此，黃炎培認為：「余以為吾輩調解國共，必須有第三者明確的立場和主張。」1940年12月24日，在張君勱家裡，與左舜生、梁漱溟一起商量組織民主政團同盟。蔣介石企圖對「反動派」「掃除而廓清之」，使「人心純潔」，卻沒有力量徹底貫徹，由國民黨統一中國，因而其他黨派都有一定的獨立活動的空間。但蔣介石並不希望他們發展自己獨立的政治地位和利益。

連蔡元培都是「罪人」

1944年間，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各戰場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獨獨中國軍隊在豫湘桂戰役中遭到慘敗，黃炎培等中間派人士對國民黨當局深感失望。1945年元旦，黃炎培領銜60多人署名發表《為轉捩當前局勢獻言》，批評當局低估敵人力量，「不求本身之進步與健全」，深恐「將來盟國均告勝利而我獨失敗」，因此，要求「政府准許各政黨公開」，團結合作，「准許人民對政治發表意見，檢舉貪污」，「實施國父『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之遺教」，等等。內容雖然嚴峻，但措辭很溫和。蔣介石惱羞成怒，於1945年1月3日日記中怒罵黃炎培：「昨日報載：黃炎培等元旦頌詞，其幸災樂禍，投機取巧，顛倒黑白，媚夷侮夏之漢奸心理，情見乎詞。讀之殊堪痛惡。」蔣並把署名者歸之為「中國士大夫階級重外輕內，有私無公之劣根性。」蔣介石對異己者亂扣大帽子是沒有道理的。

黃炎培於1945年7月1日到5日間，訪問延安，由此增加了對中共的認識，更傾向於同情中共。此後，黃炎培一直反對國民黨召開片面的國民大會，反對國民黨的內戰政策，因此遭到蔣介石的責罵，自然更是難以避免的了。蔣介石在7月14日上星期反省錄中罵道：「參政會中，所謂青年黨左舜生等及王（黃王誤讀—引者）炎培等無恥政客，挾共黨以自重，必使是非不明，邪正倒置，而後彼輩乃可渾水摸魚，從中取利，對國家之安危與國民之利害則置若罔聞……天下之可殺可痛者，莫甚於政客也。其罪實甚於漢奸與叛匪矣。」15日：「左王等借名共黨反對召集國民大會，否則就是政府準備內戰，製造分裂之口號加以恫嚇。」忠言不納，無能改革，等待蔣介石的就只能是失敗的命運了。

蔣介石對中國近代教育有很壞的評價。蔡元培逝世後，蔣介石在1940年3月7日日記中評論蔡元培說：「惟其在教育上與本黨主義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見者，但有罪過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鄉愿式之影響為更惡劣也。」黃炎培作為一生從事教育改革的教育家，對蔡元培的評價完全不同，他悼念蔡元培的下聯說：「有所不為，吾師之律己，無所不容，吾師之教人。欲人知求真一本自由，記從長紹興中學，以至長北京大學，弗逾初旨。晚而主持科學研究。廣納眾流，一貫斯道，從德量渾涵中，確標趨向，嗟余小子，心傳竊奉終身。」（黃炎培日記3月12日）在蔣介石這位「革命者」眼裡，中國近代教育培養的都是鄉愿式人物，「重外輕內，有私無公」，這些「自由主義」、「民主個人主義者」，代表的是外國的利益（包括美國），他們又怎麼可能帶領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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